崔健，成了上周媒体关注的人物。2013年1月17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文化版专版“他，崔健”。央视《首席夜话》乐嘉接替 撒贝宁做的第一期节目就是“崔健”。

 翻出22年前：1991年我写的一篇报道《北京摇滚录》，希望对解读崔健以及他的年代有些补充。

有三个阅读关键点，特请留意：

1、当年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对于崔健和摇滚乐的支持。

2、本文中所提《呼吸》乐队的主唱手卫华：1989年6月以前是央视英语节目一号女主播。

3、1989年夏天至1992年春天，有一个新闻空白期，国内媒体报道面逼仄。本文借对外发稿的机会留下了1991年初关于摇滚音乐会的以下文字记录：

                      北京“摇滚”录    

                                             发表于1991年3月

    或许因为它属于西方现代音乐的前卫，或许因为它歌之狂、乐之劲、抗争宣泄的艺术特质，摇滚乐在北京属于有争议的一族。

有人担心它会对社会起某种扰乱、腐蚀的作用；有人觉得它有悖于中国人的温良恭俭让，狂躁得难以接受。

尽管如此，摇滚乐在京华始终锲而不舍地发展，忽而公开，忽而“地下”。1991年早春，当流行音乐疲软、文化界缄默的时候，它突然崛起，强悍粗犷、震耳欲聋，连续掀起了两次摇滚狂潮。

1月28日，在一场罕见的大雪之后，久未露面的“摇滚歌王”崔健东山再起，举行了为亚运会募捐100万元个人演唱会。

2月17日，雪花继续飞旋。不知从哪儿一下子冒出六支摇滚乐队：“ADO”、“1989”、“唐朝”、“眼镜蛇”、“呼吸”、“宝贝兄弟”，在北京乐坛首次推出大型专题摇滚音乐会。

京城发呆了：北京何时拥有了阵容如此强大的摇滚乐队？数以万计的观众那如潮如雷的欢呼、如醉如痴的共鸣究竟为了什么？一位京官诧异地发问：“北京人今天这是怎么了？”

最忙最紧张的还属场内维持秩序的警察，他们不得不制止一次次观众席上的骚动。一场摇滚完毕，首都体育馆爆满的一万八千张座椅，竟踩坏了一百多张。据悉，崔健演唱会，警察加便衣出动了一千；六支摇滚乐队那场演唱会，警察加便衣出动了五百。

                    张百发“特批”崔健演出

    闻风即动的西方驻京记者，不厌其烦地追问演唱会的经纪人：“你们在举办过程中是否遇到麻烦？你们是否感到当局不一定喜欢这种音乐？”经纪人回答：“我们只想着广大歌迷，他们喜欢摇滚乐，票房价值恰好证明社会接受了它！”不过他透露：北京市文化局在审批时提出，把摇滚音乐会改为现代音乐会，他们还是有点忌讳“摇滚”两个字。

至于崔健个人演唱会，据说如果没有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的“特批”，他不可能登台。

亚运会前夕崔健提出要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十一个城市巡回义演，集资100万元。主持亚运会筹备工作的张百发听说了这件事，毅然为他开了绿灯，张百发说：“亚运会需要的不止一百万，但又不缺这一百万，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各尽其能、为国增光的亚运意识”。

要知道，当时大陆歌星正忙着“走穴”，为亚运会如此大规模义演的，除崔健还没有第二位。

                                    张百发现场保驾护航

     这位工人出身的副市长用心良苦，他为了解崔健和摇滚乐专门看了一次演出，尽管看完以后他还是弄不懂这究竟是一种什么音乐，但他看到了欣喜若狂的观众，他说：“你们说崔健不行，可有那么多人拥护他，北京大学还有他的后援会。看来青年人的事不能靠压，只能积极地引导。”

 筹办崔健演唱会竟如履薄冰。消息刚传出，告状信就来了，不解、责难、愤懑尽在其中。但张百发决心把这件事办到底，他亲自审查了崔健演唱的歌曲全部歌词，请来公安局确保会场的绝对安全，演出前半个小时他又专程到后台看望崔健，整个演出他亲自保驾，在主席台上从头看到尾。

 演唱会高潮迭起，大获成功。张百发至今谈起崔健仍很有好感：“这小伙子讲义气，他听说我要看演出，给我打电话叮嘱我带点棉花，他说，你怕吵就塞上耳朵，你心脏不好。”

                             “ADO”的由来

    摇滚犯忌讳，不仅因为它传进来时，就背上了与西方垮掉的一代沆瀣一气的坏名声，而且因为搞摇滚的在当局眼里都有点“里通外国”的嫌疑。1984年北京出现的第一支启蒙性摇滚乐队就是由“老外”组成的，尽管这些老外属于第三世界的黑兄弟。以后的数支摇滚乐队，包括崔健原来所在的“ADO”都有外国乐手加盟。据说还有外国人投资。直到今年春天的演出，“ADO”中有马达加斯加歌手艾连和吉他手布拉什，“1989”中还有两位美国人金大友、鲁张生，一位来自美国驻华大使馆，一位来自美国驻华某商社，尽管他们都起了一个中国名字，但金发碧眼，无法与中国乐手混同。

“ADO”乐队的名字就与外国人有关。据说更早的时候有一位扎伊尔乐手和崔健他们一起练摇滚，一见面就说：“ADO你好啊！”就是“哥儿们怎么样”的意思，以后叫顺口了，“ADO”成为了他们的队名。

北京摇滚不仅“出道”离不开外国人，乐手们最初的观众也以外国人为主。他们周末一般总要到涉外饭店夜总会演出，长城饭店、马克西姆餐厅都是常去的地方，一则“练练手”，二则赚钱积累点资金。

北京的摇滚乐手并不避讳与外国人的交往与合作，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摇滚”本是无国界的纯音乐、纯艺术，甚至不必用语言去沟通。“ADO”的萨克管乐手刘元说：“我们和艾连平时很少交谈，我想我们并不了解对方是怎么回事，可一旦我们在一起演出，就完全听懂了对方。”

“1989”的键盘手臧天朔谈起两位美国“哥儿们”也说：“这是我们乐队的宝贝，他们很讲人格，大家合作很有意思，乐器一上手，共同的感觉就来了。”据说金大友和鲁张生在美国从小就是摇滚发烧友，离了摇滚活着就没精神啦。

                           欣赏它的宣泄与直指人心

   1985年春天，两支“国产”的摇滚乐队“不倒翁”和“七合板”相继面世。前边一支主要由全总文工团大院内一帮子弟组成，后边一支是从北京交响乐团、北京歌舞团走出来的崔健、刘元、张永光（号称鼓三）等。从那以后京城名称变化无穷的数支摇滚乐队：“1989”、“ADO”、“眼镜蛇”、“五月天”、“白天使”等大都从这两个圈子繁衍而来，用“眼镜蛇”鼓手王晓芳的话说：“北京搞摇滚的彼此都是朋友！”

这帮子摇滚乐手音乐素养颇高，不少人原本在专业文艺团体里吹拉弹唱，既有搞西乐的，如崔健吹小号，臧天朔弹钢琴；也有操民乐的，萨克管乐手刘元从唢呐专业跳了槽，吉他手杨英本职拉二胡，架子鼓手王晓芳打扬琴起家。

他们与崔健走上摇滚的道路相似，大家都有过一段偏爱流行音乐，但又很快厌倦了港台歌曲阴柔甜腻的心路历程。时间也相差无几，他们几乎同时接触到摇滚乐，尽管最初那强劲的节奏音响，运用喉音、喊唱的凌厉歌声对他们还很陌生，但他们无一例外地被它所表现出的一种尖锐和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所震撼，一下子就迷上了这种爆炸性的音乐。

“1989”的臧天朔形容自己第一次听到摇滚乐时的感觉：“这真是最绝妙的音乐，它无论从心理上生理上都能满足我！”

“宝贝兄弟”的歌手常宽是第一个在国外流行歌曲比赛上获奖的中国歌星，但他在日本领到奖杯后就留下来转向专攻摇滚乐。

“呼吸”乐队的歌手卫华高度赞叹摇滚：“直指人心，震撼灵魂！”

在一篇官方发表的“摇滚乐在中国的热浪能持久吗”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分析了青年们的上述选择：“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内地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人们不再满足于过去的含蓄蕴藉的低吟浅唱，而在寻找一种新音乐形式宣泄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与思考，抒发自己沉重而复杂的感情······，摇滚乐比以往任何一种流行音乐更适合于表现这种生机勃勃的现代生活。”

                                 崔健创中国式摇滚

     有人曾怀疑温文敦厚的中国人能否接受宣泄抗争的摇滚，一些行家们却并不大在意由于民族气质不同可能造成的排斥，与此相反，他们认为中华民族饱经历史沧桑，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命运，在世界潮流里前必须重新选择的彷徨、困惑、失落、苦闷，恰恰为摇滚乐大展拳脚提供了机会，关键在于这种音乐能否在中国找到自己的语言。

不出所料，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北京的摇滚乐手们就清醒地意识到必须走出单纯摹效西方的窠臼。对民族音乐大胆地借鉴，直抒当代中国人胸臆和情感歌曲的出现，预示着摇滚乐开始拥有在黄土地上扎根的资本。崔健第一个身体力行。

1986年5月，在北京举办的一次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唱毕他的《一无所有》，观众“哗”地站起来，振臂呼喊着他的名字。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激动地说：“他唱出了我们想说的话，他是我们的约翰·连侬！”

到1991年《一无所有》已经唱了四个年头，仍然拥戴者众。只要那悠长的前奏乍起，歌迷们就会群情激奋，跺脚击掌，最后纷纷起立齐声共歌。这首歌有陕北风味，配器中加了一段唢呐独奏，中国歌坛蹿红一时的“西北风”从此刮起，但崔健从来否认《一无所有》〉是风源，他说他的风格决不是“电吉他加唢呐等于现代信天游”。

他继续创作着，《假行僧》里溶入了京韵大鼓，还用上了古筝；《不是我不明白》含着天津快板的节奏。当这些浓郁的乡土旋律都西方式地摇滚起来，所产生的刺激又新奇又熟悉，常常令全场观众欲动。

音乐只是形式，崔健更擅长写歌词，他的词有思想深度又有人生哲理。无庸讳言，他所做的大量歌曲中有不少敏感题材。据称，他的《一无所有》、《不是我不明白》，唱出了经历几番风雨以后人们骚动不安的情绪，体现了一代人对过去对历史的沉思。他的《从头再来》，则渲染了许多人想要死去然后从头再来的难以描绘的生活感受。有趣的是，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经唱出旋即脍炙人口，一些小青年可能并不知道歌词说的什么，也不想知道，但只要歌声响起，他们都会在歌的末尾随着崔健，扯着脖子淋漓酣畅地大吼：“一、二、三、四、五、六、七！”

                             执著地走自己的路

    崔健的成功为同路人提供了有效的参照系，于是一支又一支摇滚乐队摇摇滚滚地上路了，开始了艰苦然而全力投入的寻找与创作 “自己的音乐”。

当然，目前像崔健这样集作词作曲演唱于一身的实力派歌手在北京还不多见。况且一个成功的摇滚乐队必须在作词、作曲、配器、演唱、录音、监制等一系列程序上亲自参与，才能完美地体现自己的创作意图，目前达到如此整体实力水平的在北京也只有“ADO”乐队。可惜崔健与“ADO”不愉快地分手了，“ADO”的主歌手由艾连替补，感召力自然减弱了许多，在1991年春天的演唱会上，萨克管乐手刘元不得不以乐器代替歌喉，主吹了一支曲子。据说，崔健也承认“ADO”给了他许多感觉，给了他音乐，1986、1987年间曾是他创作的摇篮。

尽管各路“摇滚诸侯”还未兵强马壮，但他们“走自己的路”意识颇强，在1991年春天的联手演出时，他们推出的曲目全部系自己创作。追求重金属音乐风格的“唐朝”乐队，在外形上显然摹仿着西方乐手，他们与西方的重金属派一样，高大魁梧，身高都在一米七五以上，且长发披肩，一旦摇滚起来，满头长发飞舞，宛如发狂的狮子。但是他们的音乐却是中国式的，在那轰轰烈烈的音响里充斥着华夏古代兵阵的金戈铁马之声。

“1989”的臧天朔被认为很有创作的潜质，他已经写了好几首歌，既有佛教哲理的《五阴炽盛》，又有探索意味的《杰作》，他唱道：“从原来到现在，人类总在爱和恨上交错；从远古到将来，人类的胸怀是最好的杰作。”《宝贝兄弟》的歌手、年轻的秦勇平时爱把衣服披在肩上，两只袖子在胸前挽成一个结，无忧无虑地走在大街上。他也投入了创作，当他穿着一件迷彩背心出现在舞台上，高亢、强劲的歌声呼唤着那些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和他一起疯狂。

                            第一支女子摇滚

     有人说摇滚是男人的音乐，可四个自嘲为村姑的女人偏偏不信邪，她们闯入了这个“亚当世界”，并组建了中国第一支女子摇滚乐队。不知为什么，她们为自己的乐队起了一个可怕的名字《眼镜蛇》：“不为什么，没有特殊的意思，如果有，蛇象征女的。”架子鼓手王晓芳不经意地回答，她一头黑发束在脑后，前额宽阔而光滑。

四位女子都受过音乐科班教育，眼下分别在三个专业文艺团体：中央广播艺术团、中央歌舞团、中国轻音乐团供职。“你也别问每个人多少岁，反正我们四个平均二十六。”又一句颇有个性的自我介绍。

她们最初玩摇滚，有专业的爱好，也有私人的原因，王晓芳的丈夫是最早的摇滚歌手王迪；杨英的丈夫是“ADO”的鼓手张永光，而虞进的男朋友正是艾连。长期的耳濡目染之后，她们终于脱颖而出，四个人凑在一起玩了一次纯粹女性的摇滚，没想到四个人的和声极美，天生的“四位一体”。

于是她们尾随着男人们，也走上了摇滚之路。因为是女性，在这条路上她们体味到比男人更多的苦恼：一场演出完毕，已经唱得筋疲力尽，还要去对付搬运那些笨重的电子扬声器，接下去好几个小时，耳朵里响着高频声，根本无法休息。

体力上的累不算，她们还面临着事业的抉择。她们都喜欢摇滚，并自信凭着她们的音乐根底和天分，四个人合作可以搞出自己的音乐来，但要坚持下来，就要辞去公职，可辞职以后，就没有了乐器。要知道这些电声乐器个个身价昂贵，一把电吉他六千多元，电子合成器一个好几万，况且一台还不够，有时需要二三台，假如丢了铁饭碗，上哪儿找资金购买乐器和维持生计啊！

摇滚音乐会的经纪人之一、中国青年杂志社文艺部的陈玉胜说过：“北京的摇滚乐队都在那里穷摇！”“呼吸”乐队的高奇告诉笔者：“我们好不容易有了乐器，但你到我们家里看看，一贫如洗，没有一件现代化的家用电器。”

    张百发副市长也曾感慨，他到后台去看崔健时，这位“歌王”演出前正啃着面包，拿瓶汽水吃晚餐。其实这是摇滚乐手们的家常便饭。

                             “给你一个大中国”

    时下北京摇滚圈正在扩大，参与者的构成也有了变化，“呼吸”乐队就由原来的圈外人士组成，几位乐手们都不是学音乐出身。主歌手卫华的职业令人羡慕，她曾经是国家电视台英语节目的女主持人，人们很熟悉她的屏幕形象：大方潇洒的风度，一口纯熟流利的英语。当她出现在摇滚舞台上，已别有一番光彩。

    她的朋友曹军、高奇在读大学时就喜欢玩摇滚，他们现在是“八小时之外”的自由组合，卫华说：“每个人对音乐都有不同的感受，志同道合则一起搞摇滚，不合则离去，世界上的摇滚乐队大致都是如此。”

业余迷摇滚，或许更出于某种强烈的心理平衡的需要，某种倾吐心曲宣泄情绪的快感。主歌手卫华说：“从事任何工作总在一定程度上压抑自己，只有搞音乐，特别是摇滚可以尽情地宣泄。我在得意的时候往往不觉得什么，当失意的时候，感到压抑，那么在摇滚乐里可以找到心灵的自由。”卫华表示她今后有意要做一名职业的摇滚歌手。

卫华唱起她自己的歌《别再试图阻挡我》，激越铿锵的歌声中充满了真情：“我挣脱这绳索，我总会掌握住生活，阳光总会照着我！”大有一泻万里不可阻挡之势。

全场观众交出他们心底强烈的共鸣，此时已经不光是排山倒海般的“躁动”，突然看台四面八方星光点点，小伙子点亮了手中的打火机，这真是一种奇特的应和与共鸣，刹那间竟使整个首都体育馆充满了神圣感。台上卫华热泪满面。

正像对摇滚乐的观众反应有时深不可测，对摇滚乐的前途也很难预卜。就在官方的分析文章认为“目前中国的摇滚乐已呈现后劲不足的征兆”时，北京的摇滚乐队自去年下半年反而蓬勃地发展起来，大约有十几支乐队的成员相对固定下来，即使没有演出的机会，他们也在干劲十足地排练和创作。

《北京青年报》在一篇社会大特写中与摇滚乐调侃：“给你一个大中国。”中国恐怕真是一块搞摇滚乐最好的地方，因为人们心里要说的话很多。且看北京的摇滚乐手已经迸发出多么强烈的创作欲，且看摇滚乐已经赢得了多少知音，也许这不是一种简单的音乐现象，一位青年思想工作者曾经发问：“这是不是新的寻求解脱和与社会对话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