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徐泓 > 送别杨绛先生

送别杨绛先生

送别杨绛先生

      5月18日的晚上,听到一个揪心的消息:杨绛先生病情危重,又不让抢救,恐怕难过去了。

        远在深圳,7天来我多次默默面向北方,为老人家祈祷。

       今天凌晨1:30分,杨绛先生走了,一家三口终于在天国团圆。

一、

   杨绛先生,在我的父亲口中,始终唤她“季康”。而杨绛先生称呼父亲“献瑜学长”。

   他们之间有过一段大学的同窗之谊。

   更巧的是他们的生日相隔一天。父亲是7月16日,杨绛先生是7月17日。

   杨绛先生和父亲说:“你九十大寿之后,我才知道你的生日和我只差一天。不过年份不同,你庚戌,我辛亥。”

   2010年父亲过百岁生日,之前很早就收到了杨绛先生的贺卡:

              好一尊老寿星。

            多 福、多寿、多子、多孙

           一家人  和和顺顺无比温馨。

            今日寿星百岁生辰

              料想贺客盈门

              人人喜笑欢欣

              我也一片至诚

               祝贺您

            万福万寿万事如意称心。

送别杨绛先生

二、

    1928年,杨绛先生从苏州振华女中,父亲徐献瑜从湖州海岛中学,同时考入设在苏州天赐庄的东吴大学。第一年入学的新生只分文理科。一年的学业修成,杨绛先生是文科第一名,父亲是理科第一名。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国土沦丧、时局混乱,学潮风涌,东吴大学于此际停课。1932年2月下旬,杨绛先生和父亲、沈福彭、孙令衔、周芬等五人结伴北上,来到北平燕京大学寄读。

    在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一书中,对这段行程有过记述:他们是坐火车到南京,由渡船摆渡过长江,改乘津浦路火车路上走了三天,到北平已经是2月27日。费孝通(父亲的东吴大学、燕京大学双重校友   )接站,到燕京大学东门外一家饭馆吃晚饭,饭后踏冰过未名湖,父亲等三个男生住进未名湖北岸的男生宿舍备斋,杨绛先生与周芬住进了未名湖南畔的女生宿舍二院。

    杨绛先生在6年前写给我父亲的一封信中感慨:我们同到燕京借读的五人,如今只剩你我俩个了。”

     父亲向我讲过五人中的沈福彭先生。他和父亲是湖州同乡,中学时就曾一起结社,把湖州世界书局的新书几乎都看遍了。他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1937年获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39年,和在美国留学的父亲同一年,他俩都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返回祖国。沈福彭先生是山东大学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但1957年在其49岁年富力强的时候,被错划为“右派”,被迫离开了讲台, 1979年错案才得以彻底纠正。

     杨绛先生和父亲回忆更多的是五人中的孙令衔先生,他是钱钟书先生的表弟,后来与杨绛先生的妹妹杨青结为夫妻,和我们家同住在燕东园多年。孙先生1934年获燕京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37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也是在1939年前后回国任教,是精细有机化工方面的专家。文化革命中不堪凌辱,自杀三次未遂,历经折磨去世。

   杨绛先生和父亲感叹五人中他俩是幸存者。

 三、     

     杨绛先生写的书,父亲每本必看。最早的《干校六记》,我就是从父亲那里知道的。他和母亲说:“季康写的,一定要看,文笔太好了。”当时,我还没有把“季康”和杨绛先生对上号。

     杨绛先生的《洗澡》1988年先在香港、台湾面世,1989年初三联书店出了样书。我那时已经是中国新闻社的一名记者了。杨绛先生是看在我父亲老同学的面子上,打破了不接受记者采访的惯例,让我完成了对这本书的报道。

     第一次见到钱钟书伉俪的情景,我永远难忘。

送别杨绛先生

       走进钱宅,只觉满室书香。

     他们的客厅与书房合二而一了,主要空间都被书柜书桌占据着,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挤在一隅,权且待客。

       除了书柜,屋里必不可少的还有书桌。一横一竖,两张旧书桌,大的面西,是钱钟书的;小的临窗向南,是杨绛的。

   “为什么一大一小不一样呢?”我问。

   “他的名气大,当然用大的,我的名气小,只好用小的!“杨绛回答。

      钱钟书马上抗议:“这样说好像我在搞大男子主义。是因为我的东西多!”

    杨绛笑吟吟地改口:“对,对,他的来往信件比我多,需要用大书桌。”

    我看到钱先生的案头确实堆满信札和文稿。他坐在桌旁,举着毛笔告诉我:“每天要回数封信,都是叩头道歉,谢绝来访。”

       两位老人待客热情,毫无架子。那天我落座不久,钱钟书先生就很周到地提醒杨绛:“人家报道了你,让你笔下扬名,笔下超生,该贿赂一下,送人一本《洗澡》呀!”

杨绛先生赶忙快步走进里屋,取书、题字,然后交到我的手里:“这是我送的第一本书。”

四、

听两位老人谈话,妙语清言,议论风生,真是一种享受。尤其那逸兴遄飞的淘气话儿,时不时地似珠玉般涌出,令人仍俊不禁。他们的幽默与众不同,有一股通达世情又超然物外的味道,使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智慧世界里。

  我告诉钱钟书先生,不少人看过《干校六记》都觉得杨绛先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钱先生在厚厚的眼镜片里闪动着狡狯的目光:“可爱与否,要由她的老公来说。”

送别杨绛先生

       话题不知怎么转到中西文化比较,那段时间正以此为时髦,许多人赶浪头似地大谈“比较”

    钱钟书先生憎恶这种学风,他忿忿然起来:“有些人连中文、西文都不懂,谈得上什么比较?戈培尔说过,有人和我谈文化,我就拔出手枪来。现在要是有人和我谈中西文化比较,如果我有手枪的话,我也一定拔出来!”

  在一旁的杨绛先生,马上伶俐地从书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把锋利的裁纸刀,塞进他的手里:“没有手枪,用这个也行。”

 两位年已耄耋的老人,思想和应答的机敏,竟如年轻人一般。

 五、

    父母亲从此和他们有了联系。通过我的信互相传递着问候。

送别杨绛先生

    钱钟书先生的签名很独特,三个字合一。他用毛笔写,杨绛先生用钢笔写,一手娟秀、柔中有刚的小字

       1990年我的母亲病逝。这以后,杨绛先生还时有信函问候父亲,7月酷夏,她在信中说:“请问候你爸爸,天气闷热,希望他善自珍摄,你自己也保重.”。

       1998年钱钟书先生病逝。2003年杨绛先生出版了《我们仨》。

      这本书刚一面世,父亲就催着我们马上买回来。这本书在他手里停留的时间很长,经常不忍卒读,长长叹气。反复看完以后,他让我们收起来,此后再也不去翻动。

     2009年以后,杨绛先生和我父亲开始通信往来,她给父亲寄来几张自己的照片,信中一一注明这是那一年拍摄的。其中1997年的一张照片,背后写着几行字:

送别杨绛先生

送别杨绛先生

  “1997年一月在三里河南沙沟寓所,钱钟书在医院里,1998年12月去世(北京医院)女儿在西山脚下医院里1997年3月去世。1996年11月我方知她病情。学校、医院和女婿都一直瞒得紧腾腾,我以为她的病一定会好,到病危时方才告诉我,但我还是很镇静。”

     父亲反复看,喃喃自语:“季康啊,季康。”

六、

    2010年7月16日,父亲百岁生日。

    第二天,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生日,父亲特意打电话问候。两位老人因耳朵都已不大灵光,没有多谈,但从父亲的第一句问候:“季康,你好勿啦”两人就开始用吴侬软语交谈。

    三天以后,父亲因肺炎高烧住院,三个月以后,10月23日父亲病逝。

    所以,这是父亲生前打过的最后一个电话。

    在病重住院期间,父亲高烧时曾有幻觉,总觉得他对面的墙上有字。其中幻觉之一:他问:这是季康的信啊,你们回了吗?

父亲收到杨绛先生的最后一封信,大约是在当年5月里,信挺长的,两页纸,

说了不少老古话忆旧,还问了一些当年的问题,杨绛先生特意说明:”你不耐一一回答,让你任何儿女代答,或打个电话就行。”

    父亲办事从来认真,何况是对老同学老朋友的来信,于是他口述,让我妹妹代笔回复,还特别叮嘱我看看,话说的是否妥当,回答的问题有否遗漏。

   回信早已发出。但冥冥之中,父亲最后还在牵挂。

     父亲去世后,我和杨绛先生通过几次电话,一直想和妹妹们去看看她。她都以“见到你们会难过的”婉拒了。

   她在电话中说:“1933年同到燕京大学借读的5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如今,杨绛先生也走了。

送别杨绛先生

 

   

推荐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