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燕东园学人往事

图片说明：文革时期的父母。在我家楼前合影。

文化大革命，那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引爆点就在北京大学。

1966年5月25日下午，学生食堂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化⾰命中究竟⼲些什么？ 矛头直指北京市委与北大党委。落款是以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为首的 7 位教师。这就是被毛泽东称为的“全国第⼀张马列主义⼤字报”。原来以学术为主的批判，一下子飙升到政治斗争。1966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通栏加框刊登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请注意那时的话语：在短短的⼏个月内，在党中央和⽑主席的战⽃号召下，亿万⼯农兵群众、⼴⼤⾰命⼲部和⾰命的知识分⼦，以⽑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化阵地上的⼤量⽜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使他们威风扫地。

1966 年 6 月 2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并全文刊发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配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请注意那时的话语：北京⼤学是'三家村'⿊帮的⼀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 "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产阶级⾰命派实⾏残酷⽆情的打击"。

1966 年 6 月 4 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派工作组进北大，领导文化大革命。号召青年学⽣首先起来造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资产阶级的反。

北大停课闹革命。各院系组织几乎瘫痪。校园里，在临时搭起的篾席上，在每一座建筑物的墙上，在宿舍的走廊里，到处都是大字报。在第三学生食堂，开辟了内部大字报栏，揭批彭、罗、陆、杨和其他大人物。不过，这个内外界限很快就打破了。校外来看大字报的人流络绎不绝，汹涌而至。

文革初期大规模的暴力迫害，或者叫“红色恐怖”，也是从北京大学兴起的：1966 年 6 月 18 日，一个星期六的上午，一些学生把 所谓的“黑帮分子”揪到“斗鬼台”进行批斗，并拉去搞凌辱人格的校园游街。

当年哲学系学生、后来的著名学者与作家周国平曾写过忆文革北大 618 事件的文章，他说：由于这个事件的主要发⽣地点是我住的 38 楼前，我目睹了全过程。6月18日上午，哲学系若⼲学⽣把本系的“⿊帮分⼦”揪来，在楼门⼝的台阶上进⾏批⽃。所谓“⿊帮分⼦”，在哲学系是指北⼤社教中的右派，我们的年级主任陈老师亦在其列，在学校和其他各系则是指当权派。事情发展得极为迅速，别系的学⽣纷纷效仿，揪来了他们系或校⼀级的“⿊帮分⼦”。在学⽣宿舍楼里，只有 38 楼的楼前有⾼台阶，很适合做“⽃鬼台”。那些兽性发作的学⽣把厕所里装便纸的铁丝篓拿来，套在被⽃者头上，又朝他们头上脸上浇⿊墨汁和红蓝墨⽔，逼他们下跪，拳脚相加，⽃毕押往校园游街。

其他的一些史料可做旁证：“被揪上斗鬼台的有：包括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在内的40 多名校系干部和教授、学者。”“给他们挂牌子、抹黑脸、戴高帽、搞"喷气式"。”揪斗的时间从上午九点一直到十一点”，“除哲学系，还有历史系、中文系、英语系等好几个系参与。”

周国平对当时的记忆刻骨铭心：我在⼀旁⽆⾔伫立，⼀阵阵冷颤，为⼈的丑恶⽽震惊。

抄家也是在那时开始的。据张东荪先生的孙子张凯慈（北大物理系一年级学生）回忆：抄家是在 66 年 6 月。从我们物理系开始，先抄了黄昆、沈克琦（系副主任的家）。下午全校效仿，轰轰烈烈的⼤抄家开始。

这⼀天，早已离开燕东园和北⼤，反右运动以后就被迫搬到成府街⼤成坊 37 号住的张东荪先生，也被抄家了。那时老人已经 84 岁，住在这个大杂院的四间小北房“很老，也很差 ，地上的砖都化成泥团了，东西搬过去都长⽑、烂掉。”

据他的孙子张凯慈回忆抄家的情景：有价值的拿⾛，比如周总理的信，封资修的统统放到院⼦里架起⽕来烧掉。书、画、对联、相册全烧了，家里的相片都是那时候烧的。

618 事件之后，揪斗牛鬼蛇神，搞喷气式，戴高帽、挂牌游街乃至抄家等暴力迫害形式，从北大校园流向北京高校、流向全国，并不断变本加厉。

1、

1966年8月24日，红色恐怖袭击燕东园。

前一天，清华大学红卫兵请清华附中红卫兵出面，派大卡车运送了 12 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园里“破四旧”，他们把当时北京中学红卫兵那套“打砸抢抄抓”带进了大学校园，拆毁了清华大学二道门的汉白玉牌楼，还闯入宿舍区抄家打人。

晚上，一部分中学红卫兵离开清华园以后，顺路拐到临近的燕东园，又是一通抄家。此举提醒了北大红卫兵，第二天他们（⽆法查到是那⼀路⼈马）就杀到燕东园“造反有理”了。

我妹妹徐溶那天在家，她回忆：桥上刷了特别⼤字的标语，墨汁淋漓：庙小神灵⼤，池浅王⼋多。学⽣们闯进不少⼈家，进门⼆话不说就查抄。到咱家还好，他们直接敲门进来，四处打量，说：你家占房多，不合理要腾出来。有什么“封资修”的东西你们自⼰清理。那些抄出东西来的⼈家，接着就揪出⼈来⽃。桥东 21号龚⼈放家，抄出⼀把日本军⼑，还抄出镜框后边的衬纸有反动内容，就把龚伯母曹贺批⽃了。还有⼏家抄出东西，也被批⽃了。园⼦里⼝号声乱响，桥东游戏场边上有⼀块⼤⽯头凳⼦，成了批⽃台。

妹妹说，红卫兵走后，父亲马上叫她帮助清理东西，即所谓“自己抄家”。她记得父亲先把墙上挂的一张王雪涛的写意花鸟摘下来剪了，说这是大右派画的画。

又打开墙上挂的镜框背后，检查衬纸有无问题。我妹妹说：还真有两个镜框的衬纸用的是解放前旧杂志，赶紧销毁。父亲清理了自己的照片和文件，捡出来一些烧了，又把那个“金钥匙”让我妹妹埋在院子东墙的一棵槐树底下。他还嘱咐妹妹把我放在壁炉架子上的那些书赶紧都卖了，说：那净是苏修的书。我那时候迷恋俄罗斯文学，攒了一大堆苏联小说和俄罗斯文学名著。

也就是在这一天，30 号俞大絪先生的家被抄，几柜子书籍文物被毁，满地狼藉。

据说这不是第一次了，她背负着“大右派”曾昭抡的老婆、“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妹妹两项罪名，在造反派眼里十恶不赦，必须要斗倒斗臭。在 618 那天，她就被学生揪上 38 楼的斗鬼台，当了陆平校长的陪斗。以后只要造反派闯进燕东园抄家，她家都不能幸免。

第二天园子里在惊魂未定的氛围中，传出俞大絪先生服药自尽的消息。一年多以后，她的丈夫曾昭抡先生在武汉也不堪折磨病逝。燕东园 30 号搬进新的住户，时间抹去了一切，人们很快就忘却了这里曾经住过的这对夫妻。

我后来才知道这对夫妻的不凡身世，两人均为名门之后，俞大絪的母亲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而曾昭伦的太祖父是曾国藩的亲兄弟。两人是血缘较远的表兄妹。

结婚时有亲戚提醒：近亲结婚最好不要孩⼦。夫妻⼆⼈深以为然，真的⼀辈⼦没有要孩⼦。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那本国内最流行的英文教材《许国璋英语》，一、二年级部分是许国璋教授编写的，三、四年级部分是俞大絪先生编写的。俞大絪先生早年曾三度出国进修， 1934 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1936 年获文学硕士；1936 -1937年赴法在巴黎大学进修，1946 年赴美在哈佛大学进修，她先后任教于重庆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

在这次写作时，我以越洋电话采访了俞大絪先生的侄子俞启平，他是我在一零一中的初中同学，现在美国一所医学院任教授。他回忆了姑姑：我七姑（按俞家⼤排⾏）非常要强，在⼥孩⼦里是最聪明的。姑⽗打成右派以后，她有变化，变得挺左的，跟系里出身好的年轻⼈、党员⾛的比较近，陆平也很欣赏她。⽂⾰⼀开始，她是聪明⼈，知道她和姑⽗不会有好结果的。她给我⽗亲和六姑写了⼀封信，⼤意是：我可能要到外地去了，可能不能给你们写信，你们不要着急，等我回北京以后会和你们联系。是用的明信片。哦，对了，姑⽗打成右派以后，他们夫妻之间通信都用明信片。所以，我姑姑是有思想准备的。她去世时我不在北京，后来听姑姑的好朋友说：俞先⽣非常沮丧，她惊讶都是和她关系最好的助教、学⽣突然翻脸不认⼈，贴⼤字报揭发她。姑姑可以忍受批⽃，但受不了动武的凌辱。她被押着游街时，因为⾛得慢，学⽣就踢她打她，她被强迫在⼤太阳底下拔草，带了⼀把伞，当时就被学⽣狠狠踢了⼏脚。家里的保姆阿妹告诉我，那天抄家的时候，造反派粗⾔呵斥，勒令保姆必须⾛，不许再剥削劳动⼈民。但姑姑家里⼀直用着两个保姆，当时赵奶奶已经了，只剩阿妹，没有保姆照顾，姑姑不能⽣活自理的。这可能也是她⽣⽆所望的原因。

俞启平讲到姑姑和姑父的后事：

姑姑身后很惨。她的⼀位私⼈关系很亲密的同事告诉我，前⼀天上午系里开会，她俩在厕所里碰见还说了⼏句悄悄话：俞先⽣问候我的母亲，我让俞先⽣坚持住。

等到第⼆天系里开会，⼀个头头进来说：俞⼤絪畏罪自杀。把她拉⾛，她像头死猪那么沉。就这样被拉去⽕化，连骨灰都没有留。姑⽗知道姑姑去世了，不知道这么惨，还⼀再叮嘱：你们要把骨灰好好保存。后来姑⽗在武汉第⼀附属医院病逝，我和⼀位表哥去学校⾰委会报告，⼀开门，里边的⼈在打扑克，回话说：曾昭抡是敌我⽭盾，后事怎么处理要向中央汇报。我们只好租了辆三轮摩托车把姑⽗送到⽕葬场。

2、

这次抄家批斗后，燕东园全面卷入运动的旋涡。红卫兵动员各家的保姆造雇主的反，撺掇她们揭发批斗，还勒令各家不许再用保姆。在我家里当时打工的是于阿姨，她家住槐树街，中年守寡，拉扯四个孩子，手脚麻利，心底善良，和我们家相处很好，但这时只能辞工了。母亲担负起一家人的一日三餐。到了 1966 年冬天，煤场断供了烧暖气的媒块，给各家烧锅炉的师傅也被赶跑了，于是我们家楼上楼下忙着安烟囱，装炉子，父亲担负起管好三个蜂窝煤炉取暖的重任，晚上封火，白天添煤。煤炉容易灭，他还琢磨出了快速点燃的小窍门。

燕东园里的每栋小楼里，都被迫腾出近一半的房屋，供各院系革委会重新调配使用。在这之前，我家已主动腾出走廊西边的三间房，并私下找到邻居杜连耀伯伯家协商，请他们搬进来，以防被外人乱插。杜连耀先生与我父亲同年，1934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6 年燕京复校后曾任燕京物理系副教授，1948 年赴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1955 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无线电系教授，与夫人及儿女全家团圆。杜家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最小的女儿杜侠也比我大 2 岁。于是我们两家，命运与共，熬过了文革十年。

园子里的每栋小楼里经过“掺沙子”，都挤住着好几户人家。我已无法说清此段时期燕东园的住户了。但对一些老住户被赶出燕东园还有印象，没想到第一个被赶出去的竟是住在桥东 28 号的翦伯赞先生。

在燕东园里，翦伯赞先生身份最高，他是北京大学副校长，配有专车与司机，住着 28 号整栋小楼，院里还盖有汽车库。他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1937 年就在南京秘密加入中共；他是响当当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多么重要呢？引网上一句评价：也就是说全国学校所学的历史教科书，是以翦伯赞的历史观为核⼼的。说白了，我们刚开始认识自⼰的历史，都是通过翦伯赞的眼睛去看的。但 1965 年 12 月，《红旗》杂志刊登戚本禹文章，公开对翦伯赞的历史观进行了批判。一年以后，翦伯赞已经成了文革的“死老虎”。就在前文提及的红色恐怖袭击燕东园的 8 月 24 日，翦伯赞的家也被抄，他的夫人戴淑婉垂头站在桥东游戏场边的石凳上，受到批斗。

历史系邵循正教授的女儿邵瑜写过一篇文章《翦伯赞先生是怎样被赶出燕东园的》：

⼤约 1967 年夏秋，⼀天下午⼀个自称是历史系⼈事⼲部何瑞田的丈夫叫张秀全的⼈，通知我们第⼆天必须搬到燕东园翦伯赞家去。他说他们要搬到我们家来，翦家搬到他家住的成府去，我们搬到翦家去。我母亲立刻说：“我们和你家对换就⾏了，不用让翦家搬。”他⼀愣，然后说：“不⾏。这是系⾰委会的决定。”

早上 8 点左右，我带着笤帚，掸⼦先去翦伯赞伯伯家打扫，母亲去雇三轮车（当时唯⼀能找得到的搬家⼯具）准备搬家。

到了翦伯伯家，看见两位老⼈都已穿戴整齐，剪伯伯躺在床上。只有⼀间房，窗户上贴满⼤字报纸，写着打倒翦伯赞的⼝号，玻璃都打碎了。房顶破了个⼤洞，阳光从洞里射进来。翦家已不知被抄过多少次，家里只有⼀张床，⼀张桌⼦，好像有两把椅⼦。有个壁橱 ，衣服可能在那里面。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告诉他们何瑞田让我们搬到这⼉来。翦伯母说昨天也通知他们了，他们在等车来搬东西。他们的车还没来，我母亲先来了。翦伯伯拉着母亲的⼿哭着说：“邵太太，你看我这个样⼦还能活吗？”翦伯母站在⼀旁掉眼泪。母亲也⽆话可说，只能安慰他们，要他们保重身体。

车来了，就是农村常见的那种小驴车，两个轮⼦。但是没有驴，翦家以前的厨师带了⼀个年轻⼈来。他们把简单的⼏样家具搬上车，衣服被褥也很少，⼀车就拉⾛了。翦伯母扶着翦伯伯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地跟在后面。⼀群红小兵追前跟后地朝他们身上吐⼝⽔，扔⽯头。翦伯母左栏右挡，护住翦伯伯。

翦伯赞先生一家从燕东园搬到成府街一间平房。邵瑜在文章中说：燕东园的房⼦是两层楼，翦家住的⼀间在⼆楼。⼀楼住了历史系的梁志明老师和⽣物系的杨安峰老师两家，他们不可能让外边的孩⼦随便进来乱跑，所以不会随时有⼈来揪⽃翦伯伯。但搬到成府后是平房，听说街上的孩⼦们动不动就把翦伯伯和伯母拉出来打骂，戏耍，尽情侮辱。对翦伯赞夫妇更大的摧残还在后边。

3、

进入 1968 年的春夏之交，全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这是文革中时间最长、迫害人最多的一次运动。工宣队进入北大领导运动。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北大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据统计，北大有 900 多人被集中隔离审查，占全校教职员工总数的四分之一。

一直没有怎么遭罪的父亲，也被关进了“牛棚”，不准回家。他还成为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战果：数学系挖出了一个隐藏最深的美国特务。主要罪状之一是父亲当年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司徒雷登校长为他写了 8 封介绍信。工宣队让父亲交待这都是些什么联络图？

和父亲一样被揪出来的美国特务还有董铁宝先生，父亲最好的朋友，数学系计算数学教研室与中科院计算所三室的同事。他家就住在燕东园 41 号，和我家邻居，两个院子之间只相隔一条小马路。

我后来看到一份材料说，数⼒系计算数学教研室是这次运动的重灾区，有⼈甚⾄写了⼀部《计算数学的阶级⽃争史》印成小册⼦发放。董铁宝先生被指控为美国中情局间谍，所谓罪证之一，说他在留美时期参加过美国海军资助的项目等，和扣在父亲头上的帽子一样荒谬不堪。

数力系在清队中揪出来的人，被集中在北大 28 楼隔离审查。我从来也不敢问父亲隔离审查时的情况，他也一直绝口不谈，彼此就像有共同的忌讳。对痛苦与受辱的记忆，总是尽力想遗忘，尤其不愿触及细节。后来见到有材料披露了一些细节：这些教授、学者晚上睡在铺着稻草的⽔泥地上，白天接受⼀帮⼦学⽣和⼯宣队上纲上线的审问批⽃。

1968年10月18日，董铁宝先生在白天的逼供信中，遭到两个“小人”公报私仇，被强迫跪在地上。晚上他请假走出关押的宿舍。他没有回家（也有一说：他很有可能走过家门口，但遇上那晚有人到他家中搜查），走到中科院宿舍梅镇岳（夫人梅镇安的哥哥）先生家。不知他具体怎么讲的，最后那从容、淡定的态度，让他的内兄相信了。他留下了自己的手表和婚戒，拿走了一条绳子，然后消失在夜色里。次日，董铁宝先生被发现在中关园二、三公寓之间自缢。

第二天，中科院计算所三室得知消息，派崔俊芝、王荩贤到董家看看，并取回保密资料。据崔俊芝回忆：数⼒系的造反派和⼯宣队的⼈正在查抄罪证,董先⽣家中的地板和墙 的连接处已经被撬开。梅镇安先⽣看着三个孩⼦伤⼼欲绝地说:“我就不相信董 铁宝是特务,他根本不可能像你们想象的那样隐藏得非常深,或者我也是特务。 你们不必每天盯着我,我不会寻短见的;我要看到还我丈夫清白的那⼀天,我要把董铁宝的三个⼦⼥养育成⼈。至今提起当年的情景，崔俊芝仍会眼泪长流。

董伯伯的自杀，对我们一家的冲击难以形容。正像董伯母所说的，我们谁也不相信董伯伯是美国特务。要知道他可是 1956 年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全家从美国回来的那批爱国科学家之一啊，到北京后就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1957 年董家搬进 41 号，也就是我家隔壁的院子时，我们都好奇地迎接着三个小美国佬：8 岁的董昭，6 岁的董迈、4 岁的董恺，记得胖乎乎的老三，张口说话中英文夹杂，可爱之极。后来听说董伯伯董伯母从商议回国到作出决定仅用了一天时间，没有任何犹豫和顾虑。1956 年 3 月全家踏上离开美国的轮船。他们选择的是大西洋航线，在苏伊士运河遇到战争，滞留多日。董恺至今记得：他长了一身的痱子，痛痒难熬。行程万里，历时三个月才到达香港。

董伯伯性情中人，说话直率，思想单纯。父亲和他关系极好，平时计算上遇到问题，拔腿就去董伯伯家。他们常常翻找资料，一起讨论。董伯伯在回国前委托他在美国的好友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先生，按时每期寄给他 Commu- nications ofACM 杂志。这些杂志中的文章对北大计算机的初期开发与应用，起了不少的作用。

董伯伯回国不久，对国内的政治还一头雾水，就碰上 1958 年至 1959 年间教育领域搞极左 ，北大带头“拔白旗，插红旗”。董伯伯讲的材料力学课被批判为资产阶级观点，他本人也被戴上 “只专不红”资产阶级权威的帽子，待遇由二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他想不通，牢骚满腹，一度打算离开北大这个是非之地。父亲闻讯心里焦急，他和计算数学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吴文达（这是⼀位开明、优秀的业务⼲部，我们叫他吴叔叔）一起，和董伯伯促膝长谈，苦苦挽留。吴叔叔和董伯伯是两杆烟枪，不知抽了多少包中华烟，父亲每次从董家回来，都披着一身的烟味儿。最后董伯伯转到了计算数学教研室，并到中科院计算所三室当了顾问，和父亲成为同事。他以后在计算机制造与应用、在材料力学、在金属断裂、在地震工程等多学科做出贡献。董伯伯之死，在父亲心里是永久的痛，他看到计算数学领域的进展，总要念叨一句：如果董铁宝还在。

1972 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大陆迎来了第一个美籍学者回国访问团，数理逻辑学家王浩教授与流体动力学家易家训教授名列其中。他俩都是董铁宝先生的莫逆之交。王浩教授前文已经提到过，当年他在波士顿送董铁宝一家上船离美，并与他有约，在董回国以后，为他邮寄 Commu- nications of ACM 杂志。王浩教授一直信守诺言，这次来华，特地把文革期间因邮路中断没有寄出的杂志，一期一期整理好，打包带来准备面交董铁宝。而易家训教授与董铁宝先生相识于抗战期间的大西南。两人都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大学毕业后易家训在贵州修铁路，董铁宝在云南架桥梁。1944 年，有一组美国工程学教授访华，回国后向美国几十个大学争取到了 40 多份研究生奖学金，转给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部组织了全国统考，有 42 人上榜，其中就有董铁宝和易家训。

王浩与易家训到北京以后，就要求见董铁宝。周培源请示了周总理。董伯母带着董迈去见了，只说董伯伯因心脏病已经去世。两位不相信。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访问团时，他们再次询问，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全场唏嘘不已，易家训教授失声痛哭，并当场提出要带董先生的三个孩子回美国念书。

当时，董昭、董迈都已上山下乡，一个在云南插队，一个在山西插队，董恺在北京无学无业地晃荡。易家训教授回美国以后，去了美国国务院，见了即将走马上任驻华联络处的老布什，告诉他：在中国有相当一批美国出生的中国孩子。美国有法律: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年满 18 岁便可以申请美国公民。要帮助他们返回美国。又经历了许多周折，直到 1980 年代，董昭、董迈、董恺才先后以美国公民的身份返回他们出生的地方，可惜已经错过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最好年华。

1988 年董伯母也回到美国定居。

4、

我是 1965 年秋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我们这一届被称为“文革前的末代大学生”。

进校后一个多月，11 月 10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响了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自此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不再。1966 年初夏，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新闻系一年级正在苏家坨公社苏三四大队参加社教，半天劳动，半天运动。回校参加运动不久，卷入红卫兵大串联，我和系里一二年级十几个同学（其中只有 4 个女生）结队步行，从长沙走到韶山、走到井冈山、走到瑞金、走到韶关，走了两个多月。从韶关坐火车返回北京已是冬天。记得我到燕东园 40 号时，是从后院走后门进来的，那时已经和杜伯伯家合住了，后门的洗衣房成了我们家的厨房和饭厅。父母和弟妹们正挤在一张黑色八仙桌边吃饭。

当时我家老二、老三、老四都在北京一零一中读书，分别为高二、初三、初二的学生。小五还在北大附小，小六还在幼儿园。学校早都停课闹革命了。而运动初起时，阶级出身论闹得厉害，“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一零一中高干子弟多，在校门口用桌椅搭成一个洞，不是红五类的同学进校只能钻洞。两个弟弟扭头而去，再不进学校了。

燕东园里有一帮半大小子（即后来称为的老三届），都是所谓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子弟，参加不了红卫兵，于是他们结在一起。

我的大弟弟徐澂，一零一中老初三的，他说：我们都是逍遥派。就在咱们家前面的草地上，踢球、打垒球、下棋，什么象棋、围棋、五⼦棋都下。混日⼦。

住在桥东 25 号的马志学，北大附中老高三的，他说：⽂⾰期间打破了年龄和学校的界限，我与咱园⼦里⼀些初中⽣就是在逍遥中熟识的。诚如你弟弟所⾔，也就如此吧，浑浑噩噩，吃饱了混天⿊。

1968 年三四月份，全国开始启动中学“毕业生”分配。我家当时有 4 个待分配的中学生，燕东园里，几乎每家都有。

根据我的弟妹们回忆，当时是分批去的：第一批去向是三线工厂，基本都是66届初、高中毕业生，人数不多。第二批是去兵团，毛泽东在 1968 年 6 月 18 日批示，“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部分国营农场归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提出“屯垦戍边”。这个头开了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如决堤之水，奔腾而下。

妹妹徐浣对此过程的回忆很生动：内蒙农牧区开始“浪漫”招⼈，尔后⼭西陕西“插队”动员。记得“⾰命圣地”延安极其吸引⼈，甚⾄有⼈写⾎书⼀定要去那里。我和刘爽还报名了呢。⼤概从⼗月份，就陆续有⼈去陕北农村了，⼤多数是六七六⼋届的。年底就是⽑发表“上⼭下乡”指示，我还记得半夜起来敲锣打鼓穿棉袄游⾏，呼⼝号时嘴直冒⽓。

68 年底 69 年初北京⼯厂招⼯，有很⼤⼀部分没去兵团插队的毕业⽣，主要是六⼋届学⽣，分配留京。被称为运⽓好的⼀届。69 年 4/5 月，内蒙兵团到北京招⼈，要出身好的，在能享受“军⼈待遇”的蛊惑下，能去者都被羡慕。

七⼋月开始⿊龙江兵团动员，六九届去⿊龙江⼏乎“连锅端”，包括六⼋届没分到⼯厂的⼈，是⼈数最多的。后来，云南⽣产建设兵团来京，把没⾛的，不愿意⾛的（不⾛不⾏）都搜罗⾛了。

⾄此，去外地基本截⽌，七零届开始分配，⼤部分在北京⼯厂，⽽七⼀、七⼆、七三届⼤多在北京郊区插队，⼤概从七三届开始，有上⾼中的了。

燕东园子弟这张合影定格了一个历史的瞬间。

我的两个弟弟徐澂、徐浩都在照片中。徐澂说：这是 1968 年初春的某⼀天，我们送贺铭宽去青海，从⽕车站回来，路过天安门时照的。

贺铭宽是徐澂一零一中的同学，老初三。他家住在燕东园 32 号楼下，他的父亲贺剑成是北京大学东语系党总支书记，朝鲜语专家。徐澂说：贺铭宽去的是青海锻造厂，当时第⼀批分配的。去了不到⼀年，锅炉爆炸死了。

继续解读天安门前合影的十一人：

十一人的长辈都是北大各系的名教授，其中九家住在燕东园。如王英平家住 31号，父亲王子昌是北大地球物理系教授。李之林家住 33 号，母亲周珊凤是北大西语系教授。董迈家住 41 号，那时他已失去父亲董铁宝教授。樊平家住 25 号，他的父亲樊弘是北大经济系教授。李焰家住 24 号，他的爷爷李汝祺是北大生物系教授，马志学家住 25 号，他的父亲马坚是北大东语系教授。两位不在燕东园住的，王平的父亲王重民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陈孟平的父亲陈振汉是北大经济系教授。马志学说：⽂⾰期间，王平⼏乎天天到樊家，孟平差不多每天来燕东园找我。

拍完此照不久，他们即被卷入“上山下乡”，各奔东西。王英平到北京郊区插队，张志清、 樊平当了北京地毯厂工人，董迈去山西榆次插队，王平去山西绛县插队，马志学与董迈一起去的山西榆次，李之林也去了山西插队，我弟弟徐浩也是去了山西绛县插队。 另一个弟弟徐澂，去了黑龙江兵团。

从此燕东园书香门第的世外桃源，消踪匿迹，再也找不回来了。

5、

图片说明：全家福标准像。摄于 1968 年 6 月，五道口照相馆

后排左起：徐泓、徐浩、徐澂、徐溶、徐浣

前排左起：母亲、徐涟、父亲

我家第一个走的是大弟弟徐澂，1968 年 7 月中旬，去黑龙江虎林，兵团四师。

大妹妹徐溶为他缝被子，再为自己缝被子，没隔几天，7 月 27 日也走了，去内蒙古东乌旗，牧区插队。到 12 月 17 日，二弟弟徐浩也走了，去山西绛县农村插队。转年 1969 年 8 月 24 日，妹妹徐浣又走了，去黑龙江北安二龙山，兵团一师。妹妹徐浣回忆说：那年 8 月到 10 月，⼏乎隔⼏天就⼀辆专列，把⼗五六岁的我们送到“北⼤荒”。动员，报名，填表，撤户⼝，领棉衣裤、军⼤衣等，前后⼗天左右，办理得极快。记得我把户⼝销了后，妈妈惆怅若失：就这么⾛了？太快了。当年不满 10 岁的小妹妹徐涟说：五个月内送⾛了三位哥姐，我第⼀次见到妈妈坐在灯前缝衣服时落泪，以后送⾛五姐，妈妈的头发白了许多。

我们家还在继续走人，这次轮到父亲了。1969 年第四季度，林彪发出一号命令，说是要战备疏散，北京大学被要求在一周内搬到江西鲤鱼洲。据说，北大有 2000多人下放江西五七干校。父亲也在下放之列。当时不少人以为回不来了，拖家带口的去了鲤鱼洲。 在师大教书的母亲，当即表示跟着父亲一起走，两人开始考虑如何处理家里的一切。幸亏系里一位工宣队的干部到家里来，丢下一句话：又不是不回来了？父母才舒了一口气。于是父亲在 1970 年初一个人去了江西。

1970 年 7 月，轮到我走了。在一片“4600 部队快支左”（当时大学毕业生工资每月 46 元，第二年转正 56 元）的呼声中，各高校军管会主持 69、70 届毕业生分配，清空了文革潴留的全部大学生。我被分配到内蒙古巴彦淖尔报社。母亲买了一个新的皮革箱子给我，到北京站为我送行。火车开动了，母亲跟着跑了好几步，站住了，还不停地挥手。

在这个火车站的月台上，母亲已经送走了 6 位亲人。

一个月以后，母亲也走了，她跟着北京师范大学下放到山西临汾五七干校。家里只剩下上小学五年级的小妹妹徐涟：

妈妈⾛前本想送我到北⼤的＂收容所＂和留校的孩⼦在⼀起，但去了六院，看到⼤小孩⼦混在⼀起，拍三角捡烟头的，就把我又带回家了。当时买了⼆⽄⼤鸭梨，到家削好皮递给我⼀个整梨，我惊喜地问：＂全是我⼀个⼈的？＂妈妈含泪说，＂全是你的，以后我们家就不用分梨了。＂

妈妈⾛前留给我⼀打信封和邮票，以及毎位家⼈的地址，记得我⼀个⼈在家就背地址。当时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看到信箱里有信。

记得三哥寄来的在兵团的第⼀张照片，带着长⽑的棉帽⼦，帅呆了。我跟妈妈说这比智取威虎⼭的杨⼦荣好看！后来三哥两年后第⼀次回家，我在清华园站接他，他见到我的第⼀句话是＂都长这么⾼了！＂，我的第⼀句话是，＂给我你的帽⼦戴戴。＂

五姐寄回家的照片更是英姿飒爽，还扛着枪！第⼀封信讲述了她⼀⽣中第⼀次发⼯资的钱是如何使用的，但最后还剩下两分钱，她放在信里寄回家并说明是给妹妹小六⼉的！哇！当时感动到泪奔。

⼆姐的照片更让我震惊！蒙古袍！完全是个少数民族，羡慕呀！可当⼆姐第⼀次回家，才知道那袍⼦的味道能熏得我摔跟头啊……她长长的头发里满是虱⼦妈妈可费劲⼒⽓帮她清理。。。

1971 年 4 月，我突患高烧不退，在巴盟医院住院查不清病名，批准我回北京看病。当我深夜进了燕东园，敲开 40 号门的时候，小六欢欣雀跃。我们两人躺在一张床上，她声情并茂地给我讲电影。那情景至今刻在脑海里。她也没有忘记：⼤姐的到来太令我兴奋了！记得⼤姐回家的当天晚上，我刚看完电影《看不见的战线》：＂许⼀先⽣你拿的是什么书？歌曲集，什么歌曲集？阿丽拉！＂⼏乎不想漏掉每句台词的给⼤姐讲电影，结果第⼆天⼤姐又⾼烧 40 度了，这我才意识到⼤姐是⽣病回家的。

母亲闻讯非常着急，几次请假想回北京照顾我，一直不被批准。在山西插队的弟弟徐浩自告奋勇，立马就扒煤车赶回北京了。他一回来，家里吃饭问题迎刃而解：他蒸的大馒头暄暄的，切的水萝卜丝细细的。我们三个躲进小楼成一统，我整天捏着鼻子喝中药，小六高高兴兴去上学，口中念叨着：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浩子把我照顾好，就骑上父亲的旧自行车，全北京城里城外地转悠。他嫌家里的厕所用的人多，早上骑车到十几里外的清河去“方便”。到夏天，我的病好了，回内蒙巴盟了。浩子扒煤车回山西了。小六又脖子上挂着一把钥匙，手里拿着一个饭碗，一本红宝书，白天上学，晚上看家。

这段时间，我们全家 8 口人，分在 8 个地方。各自经历着运动与劳动的磨炼。1970 年春天，父亲下干校不久，大妹妹徐溶回家探亲。母亲不放心父亲，嘱托她去江西鲤鱼洲看看。徐溶穿着一件染黑了的军棉袄，足蹬一双马靴上路了。她在南昌下火车以后，找到去北大五七干校的船，在鲤鱼洲码头上岸，已是傍晚时分。徐溶买了一根扁担，把换下的棉衣，沿途为父亲买的土特产小吃，两头一搭，上肩一挑，就按着路人指的“数学系”方向走去。她说：全是⼟埂路，到了⼀个地头，看到有个⾼个⼦，我认得是丁⽯孙，就向他打听：徐献瑜在吗？丁⽯孙⼀指，我发现爸就站在稻田里，离我不远。又⿊又瘦，胡⼦茬都是白的，我没有认出来。爸见我就说：你怎么来了？快回家吧！等收⼯了，⼤家都挑着筐回去，我也给⼀个⼥老师搭把⼿。宿舍建在⼀片平地上，⼤得像仓库，中间用稻草帘⼦隔着，⼀边男⽣宿舍，⼀边⼥⽣宿舍，⼀排排都是上下铺。我被安排在⼥⽣宿舍⼀个角上。我和爸⼀起吃晚饭，红米饭、咸菜。我把路上买的小吃：⾖腐⼲、小排骨什么的拿出来，爸还招呼了系里的两个同事⼀起吃，我记得其中⼀个是胡组织伯伯。饭后，马上就出去学习了。爸又叮嘱我：明天回去。

第⼆天，蒙蒙亮，⼤家都起床⼲活去了。我为了争取和爸多说说话，就跟着他们下地了。稻田边有个粪池⼦，要用脚搅粪，爸第⼀个下去了，我就跟着下去了。⼀边⼲活，我⼀边给爸讲家里的情况，爸听着，听完只说：你回去吧！⼲了⼀天的活⼉。爸看没有⼈说什么，放⼼⼀些，改⼝说：既然来了，就多呆⼏天。转天，我又跟着爸下地⼲活了，因为只有这个时候可以和爸说说话，晚饭后爸都要上学习班，就是学习⽂件、接受审查、交代问题。

第三天，军宣队⼯宣队找我，对我说：你的表现很好，我们都很感动，探亲的来了还没有下地⼲活的。他们主动说起爸的情况：你⽗亲是清队挖出来的最⼤的特务，但他自⼰没有交代。我记得他们说了三个问题，要我做爸的⼯作，第⼀是爸在美国参加了⼀个什么组织，第⼆是司徒雷登给他写的 8 封信，第三是被日本⼈抓起来过，经查敌伪档案，当时抓的原因他是美国特务。

第四天，宣队给了爸半天假，爸送我上码头。后来爸说：码头旁边有个小铺⼦，你⾛了以后，我去吃了面条，买了饼⼲。你带来的小吃，我晚上躲在被⼦里吃了好⼏天。

1971 年春节，父亲从鲤鱼洲回家探亲，他的左手吊着绷带。原来在一次夜间拉练演习时，他跨一个沟渠时不慎跌倒，左手腕骨折。草草包扎，每天的生活艰难地自理。趁探亲假回北京，赶紧正骨就医。十几天假很快过去，我和爸是同一天离开北京的，我乘火车向北回内蒙，爸乘火车向南回江西。他的手腕还打着石膏，最终也没有接好， 落下残疾，不能提重物。

父亲回鲤鱼洲后，不再下地干活了，改为养鸡。我后来看到父亲的一个横格本，是养鸡时的日记，翻一翻，满纸鸡事，没有一句政治。

这时在山西师大五七干校的母亲，被分配去养猪。母亲的境遇，没有听她提起。只听她的同事说过：韩老师闹痔疮，买了几个苹果润润肠，就受到批判，说是资产阶级作风。但母亲从来不说，不诉苦，不抱怨，心中口中只有父亲和我们。

1971 年 9 月，林彪事件之后，局势松动下来。到年底，父亲第一个回来了。当时说他因工摔伤被准回京。小妹妹徐涟高兴极了：我就傻傻的在家等，却想不到爸爸伤势很重，⽆法拿⾏李，直到爸爸自⼰艰难地蹭到家，我才恍然⼤悟，责怪自⼰真不懂事。

徐涟对父亲回家以后，爷俩到五道口餐厅吃的第一顿饭记忆深刻：

⼲烧黄鱼＋鱼香茄⼦，爸爸四两米饭我三两，不到⼀分钟两⼈的饭碗全光！“服务员同志，请再各加⼀份米饭！＂又吃完了！爸爸说＂再加⼆两饭，我们分⼀下把菜盘里剩下的清⼲净！＂哇！真是太香了！好像今天还能回忆出那久违了的味道。就这样两⼈吃了⼀⽄六两饭！把服务员同志们看呆了呀！收盘⼦的过来笑着问：＂您吃饱了吗？＂估计他们以为我俩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中央机关以及各大学的五七干校陆续撤销了，大批人员返回北京。母亲也回来了。

于是我们家又有个家的模样了。

接着就是知识青年返城潮。其实有背景、有门路的早已开始脱离农村，参军的、招工的，各种“条子”大显神通。可怜书生气十足的大学教授们，自己还没从“坦白交代”中缓过神来，哪有什么办法帮助子女回城？后来陆续下来一些政策，对家里下乡上山子女少的回城落户好办了，但我们家有 4 个知青，还是一道难题。于是从 1974 年开始，直到 1978 年底，我家整整用了 4 年时间，才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合家团聚：

兄弟姐妹中第一个返城的是大妹妹徐溶：她 1974 年 2 月 4 日从内蒙牧区回到北京。北京市到兵团、插队的北京知青中招一批中学老师，她被推荐选中了。那时她所在的大队只剩下她一个人还在坚守。徐溶回来时，正赶上小六徐涟初中毕业，如果家里有子女，她就可能要下乡上山。为了保住妹妹，徐溶要求分配到海淀区山后的温泉中学，算是远郊乡下。幸好那一年恢复了高中。小六继续在北大附中读高中。

第二个返城的是二弟弟徐浩，他 1976 年底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上了河北水利水电学院。1979 年底毕业。1980 年初去北京市计算中心工作，没有户口地飘了几年。

第三个返城的是小五妹妹徐浣，1978 年 7 月“病退”从兵团回到北京，但没有落户口，为了方便三哥徐澂以“困退”（家中父母身边无子女）办回北京，她直到哥哥在北京落户之后，才在 1979 年初上了北京户口。

第四个返城的是大弟弟徐澂。他说：我是⼀九六⼋年七月⾛的，⼀九七⼋年七月回来的。整整⼗年。

我 1977 年也从内蒙巴彦淖尔报社调到国家建委城建局，为了配合弟妹们回城落户的政策博弈，我也把户口落在了外祖母高珍的户口本上。

从 1978 年开始，我的弟弟妹妹们马不停蹄，又经过了十年的努力，最后全部实现了赴美留学、工作、定居的“洋插队”。

我们一家以上境遇，可以视为燕东园多户人家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