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扬，生于1928年。我外祖父韩诵裳最小的儿子，我母亲口中的“小弟德扬”。

图片说明    少年韩德扬在南柳巷韩家院子里的留影。

偏分头，短袖衬衫，西式短裤，腰间束着一条小皮带。

1、

三舅小学上的是师大附小，中学上的是育英中学，为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1864年创办。号称“中国素质教育的先驱”，学业抓得紧，英文教学水准高，文娱体育也非常活跃。引进了多项欧美体育教学项目，各种球类组织就有几十种之多，甚至还有冰球场。

三舅生性开朗，活泼好动，体育和音乐天赋超群。他经常带着同学们踢球。高中时又痴迷打冰球。有一天不慎踢伤了小腿骨，我外公将球杆折断，不准他再打冰球。可是伤好后，韩德扬多日不吃早餐，用省下的钱买了新球杆，又在北海冰场上挥杆奔驰。

三舅喜欢音乐，天生一副好嗓子。对各类曲调，无论古典的还是流行的，过耳不忘。他与同学温可铮一起在育英歌咏队唱男低音部，并一同加入了基督教女青年会合唱团。这个合唱团是抗战胜利后组建的，以育英、贝满两校的歌咏队为主力，每周活动一次，演唱中外名曲，还在圣诞节演出过亨德尔的清唱剧“弥赛亚”。

1946年韩德扬中学毕业。温可铮邀他一起报考南京音乐学院，另一同学要他一起投考海军。此时正逢抗战胜利，国家百废待兴，西南联大回迁京津，三校联合招生。韩德扬最终选择了南开大学工商管理系。

战后的南开，校园生活十分艰苦。学校食堂一张方桌八人就餐，一个绿瓦罐盛青菜，一个竹盘子装玉米饼。不过校园活动依然丰富多彩，韩德扬的体育才能又有了施展的天地。凭借身材高大、头脑机敏、球技高超，很快就成为校排球队的“灵魂”二传手，无论封网、吊球还是扣球，都打得漂亮。

而最让三舅开心的是在校园里又遇见了合唱团里心仪的女生刘璐。

据刘璐回忆：韩德扬身穿一件深棕色再生布长袍，夹着几本书。这种再生布是旧布回收再纺，纹路粗，所以价格便宜。以这种再生布做长夹袍很少见，当时在校园里算是独一份。

 南开这一届学生来自四面八方：有简朴的东北流亡学生、有穿夹克蹬马靴的远征军退役军人，也有挽着白袖口由洋车早晚接送的富家子弟。左翼、右派各种社团也十分活跃。韩德扬和刘璐则加入了没有任何政治倾向的“回声合唱团”，演唱“蓝色的多瑙河”、“山在虚无缥缈间”。向往在完成学业后能出国深造。

然而，这一切都在大二那一年被打破。1948年11月28日，北平围城之际，韩家的七女婿卫立煌，也就是我母亲和三舅的七姑夫，租了一架包机，计划南下到香港，机上带着七姑韩权华等卫家5口人，五姑韩咏华梅贻琦家3口人，侄女婿汪德昭家3口人，还有就是按“一家带走一个”的说法，韩家带走大学生韩德扬、六姑韩恂华邝寿堃家带走高中生邝宇平。一行人到广州之后，卫立煌夫妇未容喘息，即被蒋介石押回南京。其余人流落在广州，后来各自寻出路。

此时南北交通已断。韩德扬在岭南大学校长、原南开大学教授陈序经的帮助下借读岭南大学。1949年9月，他在香港逗留时，获得一个到美国留学的机会，但几乎同时接到姐姐韩德莊和女友刘璐的来信，劝他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他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放弃赴美留学，买船票由香港返回内地。

韩德扬从香港搭乘太古轮船湖南号回到天津。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短短10个月的港粤滞留，竟给他带来了长达30年的梦魇。 

2、

1949年9月底，韩德扬回到南开大学，继续在工商管理系就读。刘璐在外文系，和他同级不同系。

1951年大学毕业，国家统一分配。

毕业时，刘璐被系主任罗大冈推荐给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进中国科学院语言所做研究实习员。不久，时任所长的罗常培先生就把他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收集的景颇族语言资料交给刘璐，让她接替自己做景颇语研究。1952年所里又派刘璐参加了中央组织的中央访问团第七团，到东北内蒙地区访问少数民族，并收集资料。

与刘璐毕业后即分回北京，并很快得到单位重用不同，韩德扬被分配到内蒙古工业厅，落户呼和浩特，奔走于海拉尔、二连浩特、扎兰屯等边陲小城。

得知刘璐的男朋友被分到边疆，罗常培先生亲自拜托时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刘春协助，由民委直接下调令将韩德扬调回北京。 

1952年韩德扬刘璐操办了简单的婚礼。

婚礼办在10月11日，一个周六的晚上。 

图片说明   韩德扬刘璐结婚照

摄于1952年10月。前排左起：韩诵裳、高 珍

           后排左起：刘 璐、韩德扬    

三舅妈刘璐说：你外婆给我们俩每人做了一身翻领的深蓝色干部服，就在南柳巷胡同往西走那家裁缝铺做的。老裁缝只会做中式的衣服，刚改作西式，裤腰上得还有些别扭。

我上午还在上班，下午在东四那儿洗头理发，晚上我们在八面槽森隆饭店请三位老人：你外公外婆，还有我母亲，共进一餐，然后分别乘三轮车回家。

我们回到南柳巷，在堂屋里坐了一会儿，就进新房了，新房就设在西厢房。我们从堂屋走出来的时候，你大舅就在花厅那边的钢琴上弹起 “婚礼进行曲”。

宴请之前，我俩还分别和家长照了相。婚后，由罗常培所长筹划，研究所里的同事们吃了一顿火锅，为我俩祝贺。

 1954年1月，刘璐没来得及过春节，就到云南景颇族自治州进行景颇语调查了。景颇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景颇语支。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芒市、陇川、瑞丽、盈江等县。国外一般称克钦语，主要分布在缅甸北部。虽然国际上有学者完成了对缅甸北部景颇语的研究，但中国这部分仍是空白。为填补这个空白，刘璐第一次出差云南调研的时间竟长达两年半。景颇族住在山区，条件很艰苦，她称为上景颇山。她背着行李和资料，有时跟着马帮，有时随着邮递员。以后的二十年里，她七上景颇山，走遍了六个县所有的景颇族居住区，进行语言调查。1959年中国第一本《景颇语语法纲要》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相比之下，韩德扬在事业上却历经坎坷。虽然调回了北京，也结了婚，但工作一直没有着落。

刘璐说：你三舅自己带着档案回到北京，跑了一个多月，没有一个单位要他。后来还是南开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听说此事，让他回去当助教。回到南开，德扬也没正经教书，就在系里打杂。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办了个工商管理研究生班，给了南开一个名额，但因为此班由苏联专家用俄语授课，没有人报名。德扬争取到了这个机会，他现学俄文，苦修两年，在人大完成了研究生学历。

从人大研究生班毕业后，韩德扬又回到南开。校方仍然没有安排他授课，先是下放劳动，后又派去为天津工业局开办厂长训练班。他并不气馁，自编教材自己授课，条理清晰，语言生动，还和学生们一起打球，交了不少朋友。时逢三年困难时期，韩德扬的口粮定量仅二十八斤半，可他班照上、球照打，终因营养不良得了肝炎。

1962年养病期间，韩德扬再次到北京找工作。刘璐说：

这次在北京市一轻局，遇到了一位叫冷林的副局长，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理学院，地下党出身，政治上不左，就把德扬收下了。德扬的工作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他跟着领导开会办事，很受重用。那段时间他留下了几十本工作笔记，经手的工作，参加的会议，一五一十，记录得清清楚楚。但1966年文革一开始，局里造反派就贴出大字报揭发韩德扬是特嫌，控诉走资派重用坏人。看了大字报，德扬才知道，他的档案里有“入境分子  控制使用”八个字。原来他工作上遭遇到所有的厄运，盖源于此。 

3、

 从文革运动一开始，韩德扬就被关在局里，接受批斗，不许回家。后来被关押到北京东郊一个工厂，吃的是窝头加臭豆腐，睡的是水泥地上铺稻草。后期，又被发配到一轻局所属离北京城里最远的通州造纸厂劳动，干最重的活儿，一个人推好几百斤重的运纸车。

1970年韩德扬的胸部长了一个不大的包块，为他看病的女军医告诉他这个东西不好，让他到反帝（协和）医院去检查。切片检查的结果是“单纯癌”，属于癌中最厉害的一种。医生说需要马上住院手术。但那个年月住院需要单位证明，而一轻局军管会开出的单位证明写的是：韩德扬，特嫌。协和医院一看，拒收治疗。

三舅妈刘璐说：我赶紧找李冰。当时李冰刚解放，自己处境也十分困难。李冰立刻联系吴恒兴院长，由吴院长设计方案，蔡伟明大夫主治。他们给德扬进行了超剂量的放射治疗，救他过了这一关。后来，李冰又介绍德扬去天津人民医院再进行化疗。

这时孙方提醒了我，你们必须投诉，“韩德扬特嫌”这是冤案呀。于是我写了一封申诉信，七姑韩权华也写了一封信，由韩德莊交给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赵炜再转交邓颖超。邓颖超阅后批了几个字：“请吴德同志酌情办理，有病要治。”吴德当时任北京市市长，他随即批给了一轻局。一轻局军管会的军代表接到批文后，马上到天津找到正在医院化疗的韩德扬，一见面就称他为“同志”了。

上面这段话中提到的李冰与孙方，是我姨姨韩德莊婆家的大哥大嫂。李冰是李克农将军的女儿，1956年至1985年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党委书记。她的丈夫孙方，解放前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曾在我外公南柳巷韩家借住，和韩德扬熟识。三舅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原来为三舅“特嫌冤案”平反，最终还是经过了邓颖超。而他的癌症治疗也走了好硬的关系。想起来后怕，如果是个一般老百姓可怎么办？

4、

1971年春天，我因高烧不退、心肌受损，从内蒙回京看病，在北京住了三个多月。那时我父亲母亲都下了干校，弟弟妹妹都上山下乡了，只剩下12岁的小妹妹，脖子上挂着一把钥匙，白天上学，晚上看家。我在家治病养病期间，没有惊动任何亲戚，那时谁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可有一天，三舅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意外地上门来看我。从进门的那一刻，屋里就充满了他朗朗的笑声。他和我高谈阔论时事，和小六讲笑话逗闷子，容光焕发，完全不像正在放疗中的癌症病人。他也是孤身一人在北京治疗，三舅妈带着小女儿忆欣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 ，大女儿忆思去了黑龙江兵团。

后来，三舅又从城里赶来看过我几次，每次一副乐天派的样子。他看到挤在楼道里的钢琴，就提议咱们唱歌吧。他起调那首著名的男低音歌曲“伏尔加船夫曲”，让我伴奏，楼道另一边是木楼梯，他唱起歌曲开头那深沉有力的号子，踩着节奏，一阶一阶走上楼梯。第一次领教三舅大贝司般的歌喉，真够专业级别，声震整个楼道。歌毕，他也很尽兴，连连夸奖：这个楼道共鸣真不错。

大约到了七月，我病好该回内蒙上班了。离京的那趟火车是早班车，我在前门站台上看到赶来送行的三舅，他递给我两个纸袋：“这袋子里是酸梅糕，冲成酸梅汤喝，解暑。这袋子里是面包圏，路上吃吧。”上车以后，我打开袋子，鼻子一酸，心头一热：酸梅糕是信远斋的，那个老字号就在离南柳巷不远的东琉璃厂。面包圏是崇文门春明食品店的，外婆和我母亲喜欢买西点的地方。久违的南柳巷外公家的味道扑面而来，击中了我心里最软的那个地方。

 5、

1978年改革开放，50岁的韩德扬终于等到时来运转。他还在北京市一轻局，当上了外经处处长，不过他不是党员，开会不让去，但谈项目、接待外宾等活动，都要他参加，因为他英文好，会讲粤语，又熟悉业务。一次在人大会堂，参加北京市一轻局和香港著名华人企业家、银行家冯秉芬爵士的项目会谈后，走出人大会堂时，冯秉芬主动询问韩德扬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并热情地发出邀请：我希望你帮助我开发中国的市场。回港不久，他就寄来正式聘书。

三舅妈刘璐两个月以后也顺利抵港。她忆及到港初期的一件趣事： 当时五姑（梅贻琦夫人）已经定居北京了，她的几个女儿轮流从国外回来探亲。梅二姐祖彤，住在伦敦，她来去转机都取道香港，在我们家里歇脚。当时我们住在港岛西区的一座老式居民楼里，那里街道窄，房子面积小。也没有电梯。

1982年秋季的一天，一辆插着港督府小旗子的汽车驶进西区，寻找韩德扬先生的寓所。原来是港督尤德的夫人Pamela来看望他们的老朋友梅祖彤。

尤德原名Edword Youde,1924年6月出生于英国威尔斯，他的中文名字是周恩来总理起的。1947年，他已加入英国外交部，在英国驻南京、北京大使馆任三等秘书。那时候他就认识了梅祖彤在协和医院做总务的英籍丈夫安思礼，他们同在中英文化协会共过事。1949年4月他带着在中国认识的女朋友彭雯丽（Pamela Fitt），和梅祖彤夫妇同乘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撤离中国，在长江上遭遇到解放军的炮火。

在与解放军的交涉中，尤德懂中文，起了一些作用。“紫石英”号直到当年7月才驶达英国。船上3个月，梅祖彤夫妇和尤德夫妇关系愈加亲密。

尤德是英国政坛上的一名中国通。1974年至1978年曾出任英国驻华大使。

1982年5月20日，尤德携夫人抵港，接替任满的麦理浩爵士，出任第26届香港总督。同年8月，梅祖彤途经香港暂住韩德扬家时，联系了尤德夫妇。韩德扬出面邀请梅二姐和港督夫人Pamela Fitt 吃涮羊肉。不承想港督尤德听说兴头很高：“我也要来！多少年前我就知道涮羊肉！”结果当天铜锣湾东兴楼一带净街，东兴楼上下被扫雷扫了几遍。第二天港报就登出来了：港督尤德在东兴楼吃涮羊肉。

一个月以后，梅祖彤从北京取道香港回英国，又在韩德扬家落脚。港督夫人Pamela好不容易找到韩德扬的寓所，走了几层楼梯才进屋。

刘璐回忆说，港督夫人温文尔雅，平易近人，还和她谈到景颇语研究。“我给她倒水沏茶，拿起放在地上的暖水瓶。祖彤事后说：我们那儿早已都不用暖水瓶，用电水壶了。Pamela颇有感触地说：来到你们家，让我了解香港白领阶层的生活。港督夫人走后不久，就把梅祖彤接到港督府去住。梅二姐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住的那个房间，大得都能打球”。

6、

1989年5月底，我赴港出差两个月。到香港的第三天，好像是一个礼拜天，三舅韩德扬开车接我出去兜风。三舅让我坐到副驾驶的位子上，帮我系好安全带，很快就驶出拥挤喧闹的市区，一路上山。在香港开车，驾驶在右，靠左行驶，半山的路很窄，弯道又多，三舅开车，车速很快，窗外闪过的弯道、路标使我眼晕，紧张得不时要攥攥拳头。

三舅自小酷爱汽车，十几岁就学会了开车。当年卫立煌的专车他也敢开。1948年8月，他开着卫立煌的美国产“大道奇”，长驱直入燕京大学，从国民党对进步学生的围捕中，把姐姐德莊的男朋友援救出来。他的车技一流，据行家说：达到“车人合一”的境界。三舅到香港后，终于有了自己的车，这一点最让外婆高珍感到安慰：德扬这辈子总算过足车瘾了。

那天三舅带我经深水湾、浅水湾、赤柱绕了一圈，回到铜锣湾一家麦当劳店。他告诉我，他已经离开了冯秉芬集团，现在是香港麦当劳公司的副总裁。

他给我点了一个8元港币的巨无霸，滔滔不绝讲开了麦当劳生产线。他说：我在麦当劳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岗位上都做过一遍，厨房里的活儿全干过。干这套流程是麦当劳高官的必修课。

我这才知道，三舅韩德扬自1983年就开始作伍先生的顾问，多次往返内地，协助他引进了适合麦当劳作薯条的土豆品种，在河北和内蒙交界的山区开发了土豆种植基地，并且参与了麦当劳的供应商——深圳铭基食品有限公司的筹备工作。1988年底，伍先生正式邀请韩德扬作他的副手，负责在内地创办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并逐步拓展到其他大中城市。

在我离港回京的前几天，三舅拉我和伍先生见过一面，他说：现在北京的局势如此，伍先生担心内地的生意做不成。我答应回北京以后，找有关的政府文件、政策文本，帮他们咨询一下。

果然，我回北京不久，大约在1990年春天，三舅就带着伍日照先生来访问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了，并受到当时主管外经外贸的吴仪副市长的接见。我作为在场采访的记者，记得吴仪副市长表示，香港麦当劳公司是 “==”以后第一家来北京谈投资合作的外商企业。

随着国内形势的解冻，三舅那边的好消息不断传来：由他一手操办的中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于1990年10月8日在深圳东门开业，当天就创下了麦当劳历史上单日销售的最高记录。此后，三舅又奔波于香港、北京、芝加哥等地，协调美国麦当劳总部和北京市相关部门，于1992年在北京王府井开设了北京第一家麦当劳餐厅。随后，广州、福州、上海、天津、武汉等大中城市的繁华地段，都立起了麦当劳餐厅那个黄颜色的大M，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形象，增添了一个标志性符号。

1996年三舅68岁，从香港麦当劳公司副总裁位置上退休。伍日照先生对全体员工说：没有韩先生，麦当劳进不了中国大陆。

图片说明：韩德扬在香港贸易发展局演讲。

此时他已被聘为母校南开大学客座教授。

7、

三舅从小到老都是帅哥。人过五十以后，越发活出阳刚之美。他天生一副衣服架子，穿什么服装都合体有型，尤其西装上身，系上领带，英气逼人。

“韩先生气场很大，有明星效应。”香港人的这句评价没错。

1997年三舅全家移民美国。这一年体检发现他得了脑垂体瘤，还好，是良性的。第二年，他咳嗽，查出已患肺癌晚期并转移，预计尚有半年时间，建议化疗。三舅决定放弃一切治疗：我要回北京，我娘还在。

三舅三舅妈回来了，住在迪阳公寓。我们姊妹几个常去看他。一直到卧床不起，只要神智还清醒，三舅始终以开朗的笑容迎接我们，用那浑厚温暖的男低音和我们谈天说地。

对生死，他很豁达，他说：上天又让我多活了28年，我已经赚了。

掐指算一算，三舅1970年确诊乳腺癌，1998年确诊肺癌，中间正好相隔28年。在这28年里，他一点儿都没有浪费时间，让自己的生命焕发出第二春，光彩照人地活出了他本来应有的模样。是的，辉煌过了，没有遗憾。

让我们姊妹感动的还有三舅妈，她不离三舅左右，照顾得无微不至，在家里给他创造了最好的医疗条件。医生对这样的绝症病人，常常有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三舅妈把它真当成医嘱，奋力执行。三舅本是位美食家。他想吃的东西，三舅妈尽量做，家里做不出来，就到外边采买，三舅妈管这叫“打食儿”。那两年三舅妈天天出门，满城跑着给三舅打食儿。

三舅妈说：你们三舅最喜欢吃的是日餐sukiyaki ,一种牛肉火锅，中文名叫鸡素烧（寿喜烧），他说这是他爸爸从日本带回来的一种菜。最初我从日式餐馆买回来，后来朋友从日本给买来一个烧这个菜的生铁锅，只需从饭店里把各种食材和汤料买回来，再用这锅加工就更可口了。

三舅最后想吃的鸡素烧，又回到岁月的原点：南柳巷25号韩家的味道。在韩家的女婿梅贻琦日记中曾有记录：午饭在韩宅食“鸡素烧”。

韩德扬2000年8月9日病逝于北京。

三舅自1998年初再次确诊肺癌到2000年秋去世，比医生预计的半年生存时间，整整多了两年。

当年为他治疗的蔡伟明大夫说：老韩又创造了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