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东园37号  上个世纪30年代陆志韦先生的家。
 

研究燕京大学，除司徒雷登之外，陆志韦先生是无法绕过的一位历史性人物，如果算上1951年毛泽东亲自任命，他曾三度担任燕京大学校长

一

陆志韦先生是北京大学燕东园资格最老的住户，前后住了近20年。上世纪30年代，他住在桥西37号；上世纪40年代，他住在桥东27号。 

燕东园始建于1927年，1930年大局成型。从那时至1952年7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它一直是燕京大学中外籍教授、副教授及高层管理人员的住宅区。1945年9月燕京大学复校后，我的父亲徐献瑜担任数学系主任。1946年11月，我家搬至燕东园40号，与陆志韦先生成为邻居。

研究燕京大学，除司徒雷登之外，陆志韦先生是无法绕过的一位历史性人物，如果算上1951年毛泽东亲自任命（毛泽东惟一只任命过一位大学校长），他曾三度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只不过前两次是私立燕大，第三次是短命的国立燕大，一年以后，燕京大学就永远消逝了。

燕东园桥东27号是一座两层砖木结构小楼，据说是典型的南洋风格。每层有200平方米左右，处处不讲对称，南窗大，东西窗小。小楼南面一层东部有一个阳台，阳台顶部嵌有花岗石小饰件，这个设计源于欧洲古典建筑檐口下的装饰图案。整个小楼东部呈曲尺形，小楼西北部还凸出一个小侧楼，在南洋称为“班阁楼”，英文说法是Bangolor（单栋别墅），它与整栋别墅实际是连着的，现在新加坡还能看到这样的房子。

我只记得他家的大阳台，还有阳台前的大草坪，可能是燕东园诸家院子里面积最大的草坪。陆伯母请园子里的孩子们到她家吃冰激凌，就设席在阳台与草坪上。冰淇淋从一个圆木桶里用装在桶面上的手柄舀出来。然后，陆伯母举着一个冰淇淋勺，挖出一球一球的，放在我们各自的小碗中。手舀冰淇淋很时兴，我还去燕东园、燕南园其他人家吃过，但记忆中味道最好、请客场面最大的还是陆伯伯陆伯母家。

陆志韦先生比我父亲年长16岁，他俩是湖州同乡，又先后毕业于东吴大学，还有一个共同的嗜好：下围棋。因此，桥东桥西，两人经常相约手谈，切磋“黑白之道”。他们还有另一位棋友，下围棋的瘾更大。那是住在燕东园西门外蒋家胡同2号院的历史系教授邓之诚先生。据《燕大校友通讯》中的文章披露：一次，历史系全体同学在邓之诚教授家聚会。突然，陆志韦先生也来了。大家都知道陆先生喜欢下围棋，棋艺也很高超。学生们在这边包饺子，他和邓老在那边下围棋，愉快地度过了一个下午。

陆志韦住桥西37号时，与36号宗教学家赵紫宸为邻。两家关系非常要好。当时园中各家之间以松墙相隔，陆、赵两家的松墙间留有一个小口相通，可以更方便地往来。赵紫宸先生有三子一女，女儿即著名翻译家和比较文学研究学者赵萝蕤。她的弟弟赵景伦先生85岁高龄时，写下了对燕东园的两篇回忆文章，多处谈到陆志韦一家人：

陆太太刘文瑞，陆先生叫她Mary。五个孩子：卓如（Daniel，绰号“大牛”），卓明（陆太太叫他“萌萌：明明的变音），卓元（陆太太叫他“馁馁”：元元的变音），瑶海和瑶华。卓明琴弹得不错，曾在姊妹楼表演，弹德彪西的月光，我给他鼓掌，听众为之侧目。

陆先生是心理学家，常拿一套一套的问题来测验我们这些邻居孩子。奖赏是邮票。他是集邮大家，把重套的邮票作为奖品，送给接受测验的孩子们。

陆志韦先生喜欢集邮，也被燕大的学生们知晓。我在编辑《燕大校友通讯》时，就注意到几篇来稿都提到：陆校长还会托学生搜集一些晋察冀、陕甘宁边区发行的邮票，当收到这些平时不易见到的邮票时，会如获至宝，十分高兴。

陆先生是乐天派，常常嘴里哼着曲调。他和胡经甫先生、我的父母是牌友，晚饭后，常招来作四圈的“竹城之战”。

燕京校友回忆这些先生们说过：那些老学究都是牌王。这句话说十人有九人是准的。打牌包括麻将、桥牌，还有扑克。花样翻新，比如麻将，一条龙、门前清，玩的都是新章。经常晚饭后在陆志韦、赵紫宸、胡经甫三家开打。而桥牌也是以陆志韦家为中心的。

1945级哲学系学生陈熙橡在《忆燕园诸老》一文中说：每个礼拜总得有一两晚在陆家打桥牌，牌手有梅贻宝先生，梅太太，金城银行的汪经理，林启武先生，廖泰初先生，和外文系的吴兴华。

当发现梅贻宝、倪逢吉夫妇是到陆家打桥牌的常客时，我很惊喜，因为又多了关于我母亲五姑父梅贻琦的弟弟、被称为“小梅校长”梅贻宝的信息。复校后，他任燕京文学院院长，家住朗润园。在母亲口中，以及我的姨姨韩德庄的日记里，“梅老叔”和“倪姑姑”都是她们最尊敬的长辈。

陈熙橡在回忆文章里，披露了燕大教职员桥牌队8人4组的阵容：梅氏夫妇一对，林启武、廖泰初一对，汪经理、吴兴华一对，他和陆校长一对。他说：我们常与清华和北大的教职员队三角比赛。记得有一次进城到北大钱思亮先生家里去比赛，大伙儿坐学校那辆黑色大房车，临起程时，陆先生对我说：“我带有好东西，今天一定赢。”什么东西呢？他未说。到比赛展开后，他拿出一罐新开的“加力”烟，真是战意为之一隆，结果当然胜利。

那么，这位写下《忆燕园诸老》的陈熙橡何许人也？

1941年燕京大学秋季学期开学，一年级学生按照校规不分系科先上通识课，课程之一是国文作文课，几百名新生用文言文写作同一个题目“自述”。老师们看完卷子，把好的送给陆志韦先生评阅。陆先生选出两篇，评说：李中以肉胜，陈熙橡以骨胜。

“以肉胜”的李中，是经济系的新生，后来改名为“李慎之”，上世纪90年代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所所长。他一生以毕业于燕京大学为荣。1998年3月在致许良英先生的一封信中，李慎之说：我的母校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务“，我以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训。

“以骨胜”的就是陈熙橡，他是哲学系的新生。抗战胜利后，他再度考进燕大，投张东荪先生门下读研究生，兼做助教。张东荪先生住在燕东园34号，陈熙橡说：我常到张家吃饭，因为有好些哲学系高级课程只得我一个学生，所以不用到课室上课，到时候便到张家吃饭，饭后随他到书房一坐，听老人家指导一番，从他的书架字上拿走一两本书去念，过一两个星期再来吃饭，再讨论，这样子念书，相信更胜于剑桥大学的导师制也。这是我在燕园前后八年最值得回忆的乐事。

二

作为燕大的校长，陆志韦先生对学生进步运动总是支持的。赵景伦的文章写道：

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跟我父亲赵紫宸一道，坐过日本人的牢。后来，他当了燕京大学校长。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学生上街游行，他为学生们的安全操心。当时我是经济系助教，也参加了学生队伍。陆先生派林启武老师跟随学生上街，生怕出事。国民党特务到燕京抓人，他想方设法保护学生。

1948年11月底，平津战役开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2月13日，北平西郊已炮声隆隆。燕京大学宣布停课，提前放寒假。为防止败退的国民党散兵进校抢劫破坏，学校大门紧闭，全校的学生按系组成护校队，在校内日夜巡逻。燕东园地处校外，位于燕园与清华园之间的成府一带，虽有虎皮墙围住，但终究四周民居散落，胡同与道路交叉，安全度很低，因此一些人家开始各处寻找避难场所。我父亲就把母亲和我还有不满半岁的妹妹，送到城里六姑邝家，他一个人和大师傅张贵留守。

父亲讲过那几天的情景，他说：形势不明，确实有些紧张。桥下的大沟里夜间有人流车队过往的声音，不知是那一路的队伍。白天常常有炮声枪声。一打炮，张贵害怕，就喊：徐先生，钻桌子底下去!等炮声完全停了，他和张奶奶才从饭桌底下钻出来。我们好奇地问：那你干什么呢？父亲说：下围棋。或者陆志韦先生过来，我和他对弈，或者我自己打谱。

当年12月15日，北平郊区战火蔓延，枪炮声更加杂乱紧急。清华园内的国民党军队及炮兵于凌晨悄然撤去。下午，解放军一部开进成府、海淀一带。12月16日清晨，燕大西校门内张贴出以13兵团政治部主任刘道生署名的安民布告，特别写明为了保持正常的教学工作，任何军人不得进入校园。当天下午，陆志韦先生召开全校教职工会议，告诉大家：我们已经解放了。并说：这是个伟大的变革，是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或者革命都要伟大的变革。

燕大历史系学生夏自强，当时已加入中共地下党，他回忆：北平西郊处于战争前沿，为了保护好学校，地下党组织和校行政一起，组织师生开展护校活动，我经常看到陆志韦先生在指挥部的身影。12月16日燕园解放了，他和师生一起欢欣鼓舞。1949年2月3日解放军入城式以及10月1日开国大典，燕大师生都是从清晨三四点钟起床，到清华园火车站乘车进城，进行宣传和庆祝活动，我也看到他冒着严寒在车站上欢送燕京的队伍。

一个新世界就在眼前。1949年至1951年间的燕东园，处在极其微妙又急剧变化的历史时刻。可惜当时我年纪尚小，对外界懵懂无知，留在记忆里的只有一些破碎、斑驳的画面：

一个是1951年的时候，我家突然多了好几件家具，一对西式高背床替换了父母房间里的铜杆大床，还有两个西式柜子，一个矮，三层抽屉，一个高，五层抽屉，深棕色硬木，与床是配套的；还有几把椅子，圆形椅面，带有一个略呈弧线的小椅背，没有椅子把手。我们的床上还多了几条毛毯，两条白色的，一条墨绿色的，厚实又柔软，边角上隐隐有英文字母，父亲说这是美国大兵用的军毯。我们最兴奋的是楼道那间储藏室里，突然多了大批美国罐装奶粉和番茄汁。当然自己不能拿，一律由母亲拿给我们喝。我就是从那时候爱上了番茄汁。奶粉、番茄汁罐头好像吃了两年多，而床、柜子、椅子还有毛毯，使用至今。

母亲告诉我，这些东西是燕京的美国教授回国时留下的。燕京的外籍教授大多住在燕南园和燕东园。

1948年底，在燕京的外籍教授和职员还有30余人。他们是走还是留，始终在徘徊中。陆志韦先生在当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为外籍教师提供方便。他应他们的要求，征得了北平军管会的同意，临时组装了一套发报机，按国际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频率，向美国呼叫，美国业余爱好者收到燕大的电报，按收录的名单，把这些人安全无恙的消息转给他们的家属。对于回国的外籍教师，陆志韦先生让他们带走全部财产，并帮助他们办签证、买机票，派车送他们到机场。

1950年11月初，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中美两国兵戎相见。燕京外籍教师的命运急转直下。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对教会学校外籍教职员处理办法的指示》，根据文件精神，燕京大学的外籍教师必须全部走人。

老住户搬走之际，还有新住户搬进来。1949年夏天，我家正对面的桥东30号搬进了一家会讲广东话的新邻居。当它的窗口突然飘出小提琴和钢琴的美妙旋律时，消息不胫而走，原来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马思聪先生，还有他的夫人钢琴家王理治女士带着二女一子，搬进了燕东园。

燕东园里有钢琴的人家很多。从海外归来的燕京教授们，大多具有较高的西方古典音乐修养，并惠及子女教育，陆志韦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几个孩子自幼都学过钢琴，其中二儿子陆卓明琴技最高，并且承继了父亲对古典音乐的鉴赏能力。陆志韦先生还收了赵紫宸先生的女儿为干女儿，赵萝蕤也是自幼学习钢琴，她16岁考上燕大英国文学系，同时副修音乐。上世纪30年代，她已能演奏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肖邦的《幻想即兴曲》。在有关的回忆文集中，还能找到她在燕东园36号家中客厅钢琴边的留影，那时她16岁，一袭纱裙，飘飘若仙。

有以上背景，就不难理解，陆志韦先生为什么盛情邀请马思聪先生到燕京大学任教了。1949年4月，马思聪先生与一批爱国人士，从香港回到北平。陆志韦先生敏锐地抓住时机，立即把他拉到燕园，向他提供了优厚的住房与薪水待遇，要求是“每个月在贝公楼礼堂开一次演奏会”。

马思聪住进燕东园的第二年，即1950年4月，就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燕东园21号与30号同在桥东，两家院子之间只隔一条小马路。住在21号的林朱，林启武先生的大女儿，当时12岁左右，还记得马思聪伯伯几次叫她到家里试唱这首歌曲，至今她仍然能脱口唱出。

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这首歌曲，被定为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1953年中国少年儿童队更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于是这首歌同步更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嘹亮高亢的旋律，响彻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三

据陆志韦先生第二个儿子陆卓明回忆，1948年春天，胡适夫妇和一位美国老者曾经来到他家：

父亲当然知道胡适先生的来意，未等他开口，就吩咐我带领胡伯伯去游燕园。胡先生忙说：燕园早就游够了。你带他（指美国老人）去吧。我带美国人在校园里慢慢走了一圈，回到燕东园时，胡适夫妇已在我家院门外告别。胡先生说“这次回来（从南京官场回来）只有四天，特地来看看你，明天就走，不知以后何时见面”。他的语气并不高兴，父亲也板着脸。母亲调和说：你们一见面就吵，分别还要吵！他们走后，父亲叹口气说：他也劝我走啊！

尽管明确表示了不走的态度，但今后怎样走革命之路，燕园怎样迎接解放，陆志韦先生心中并不清楚。他在晚间从储藏室架上拿出叶剑英送给他的崭新的平装书《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读着，想着。两本书说的大原则谁都看得懂，但是具体到燕大该怎么办，仍想不出个头绪。陆卓明说：父亲自言自语地像是在问我，我自然更不懂。

回忆中提到的两本赠书，还是抗战胜利后军调部在北平时，中共代表叶剑英送给陆志韦先生的毛泽东著作，陆卓明说，赠品中还有一条延安生产的毛毯。

其实，陆志韦先生与中共领导人早有接触。以下这段故事有两个说法，一个来自陆志韦子女的回忆：三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日，美国教员包贵思邀我们一家去吃晚饭。我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行踪不定的斯诺。饭前，斯诺忽然要孩子们去北屋看望一位“因病而不能到院子里来和大家一起吃饭的妈妈，但是不可以多说话。”我们遵嘱只和这位衣着俭朴、面容憔悴的妈妈说了几句上学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她是谁，只是猜想她是在农村教书回校治病的燕大毕业生。直到1943年，我们已被日寇赶出燕园而住在校外的时候，先父才偶然对我说：‘那次见到的妈妈就是共产党领袖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日本人不恨燕京才怪呢！’”

另一个说法来自中共燕大地下党：1937年，邓颖超同志因患肺病化名在西山疗养。出院后由斯诺介绍到燕大美国教员包贵思女士在燕南园的家中休息，再从那里去天津转赴解放区。当事人回忆说，此事陆志韦先生是完全清楚的、默许的。他曾让孩子们代表他去看望帮助。

这两种说法，被发生于北平解放后的一件事情都证实了：1949年六七月间，邓颖超专程来燕园拜望

陆志韦夫妇，感谢他们的“无私之心和热情”。
 

此前，1949年3月25日下午，中共在西郊机场举行阅兵式。毛泽东在阅兵式后，接见了民主人士代表，其中包括陆志韦先生。在新华社所发出的新闻图片中，他站在朱德的左边。虽然在以后数十年里，媒体在使用这张照片时，有时把陆志韦先生裁去，有时在图片说明中没有他的名字，但谁也不能否认，当时毛泽东与中共曾给了他这样的礼遇。  

1949年9月28日至30日，陆志韦先生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据陆卓明回忆，父亲和中共文化教育部门的一些领导人也有往来。1949年初，西郊刚解放，周扬、张宗麟等人就来到燕东园27号，那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暂时管理办法就是在陆家草拟的。1950年，钱俊瑞、张宗麟又一次走进燕东园27号，这次是来说服陆志韦先生继续争取美国托事部的拨款。

陆卓明回忆：在我家谈这个问题时，父亲说：用美国的钱，不但我不同意，我的儿子也不赞成。张宗麟就把我叫过去说：现在刚解放，人民政府还没有钱。你们每次到教育部听政治经济学讲座，教育部都请你们吃饭。其实教育部自己每天只吃两顿饭，尽量省下钱来办教育。你年轻，不懂事。

1950年2月12日，教育部接管了燕京大学。当年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任命陆志韦为燕京大学校长。接着毛泽东签发了任命书。此后，毛泽东还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校名。

毫无疑问，陆志韦先生是燕京大学的灵魂人物，我所居住的燕东园充满了陆志韦气质。但仅仅过去一年，这位饱受尊敬的学者、官方器重的民主人士、毛泽东亲自任命的大学校长，一夜之间突然变成燕园第一场政治运动的“批判对象”“批斗重点”。

1952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通知，要求在高校中进行“三反”运动。所谓三反，原本是指经济领域里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但在中共北京市委的直接领导下，燕京大学变成了一场以控诉美帝文化侵略、肃清亲美、恐美、崇美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

工作组一进校，陆志韦先生就被挂起来了。随着运动的发展，斗争的矛头很快指向了他和张东荪、赵紫宸三个人，焦点在他的身上。他的办公室遭到了搜查。反复检讨不过关，发动学生罗织罪名，揭批、炮轰，甚至鼓动他周围一些亲近的人，包括他的女儿上台控诉。燕大毕业生丁磐石，当时在中国青年报社编辑部工作，曾到会旁听，他说：这次揭批陆先生的大会，始终是采用无限上纲、无情斗争、非常粗暴的方式，会上不许陆先生辩解，说明真相，只许坦白交代、检讨。我眼见这会如此蛮不讲理，杀气腾腾，同好些燕京校友一样，感到非常不舒服，在心里为陆先生抱不平。

60多年以后，我在编辑《燕大校友通讯》时，从来稿中看到好几位当年在燕京大学搞这次运动的负责人后来都悔悟了：这样大整陆先生是很错误的。这种做法造成了很多冤案、错案和假案，实际上开启了往后十多年高校开展运动的斗争格局。

1952年5月28日，教育部调整燕京大学领导班子，在由10人组成的新校务委员会里，陆志韦的名字没有了。

1952年7月，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全面展开。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13个教会大学全部撤销。燕京大学被一分为八：机械系、土木系、化工系调整到清华大学，教育系调整到北京师范大学，民族系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劳动系到中央劳动干校，政治系调整到中央政法干校，经济系调整到中央财经学院，音乐系调整到中央音乐学院，其余各系调整到北京大学。

新的北京大学校址就是原燕京大学校址。湖光塔影，换了人间。

被视为“带有消极被动情绪、自我检查轻描淡写”的陆志韦先生，一纸调令，被打发去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当研究员。

熟悉陆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平日有一个书生气的特点，就是认为自己做对了的事，不愿对别人说，也不管别人就这件事怎么评价自己，采取不宣扬也不申诉的做法。在这次运动中，他严格地苛责了自己，没有请任何人替他辩白作证，包括过去被他掩护过的学生（指进步学生、中共地下党员等）。

他对儿子陆卓明说：“我有自己也不懂得的错误，连累了燕京人。你也是子承父债。”陆卓明1950年2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三反运动以后，以“出身文化买办，丧失立场，包庇父亲陆志韦”被劝退离团。

这一年夏天还未过完，陆志韦先生全家就在声声催促下搬出了燕东园。从此，身后一片缄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