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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泓|忆大舅:农大教授韩德章

  我的大舅韩德章和母亲都是韩诵裳原配夫人王敏所生。
 
 
  大舅韩德章方诗云夫妇
 
  他俩的外祖父是天津名士、诗人、学者王守恂老先生。王老在那首诗“终年埋首在尘埃,一岁稀逢笑口开。怪底眉间添喜色,雪天得见外孙来。” 里提到的外孙正是韩德章。韩诵裳在给岳父信中讲述 “大雄趣事甚多”,提到的大雄,正是韩德章的乳名。
 
  由于王敏早逝,韩诵裳自1919年以后供职中国银行,常年在外省奔波,兄妹两人在爷爷奶奶家相依为命,彼此感情非常好。
 
  哥哥韩德章,一袭浅色长衫,妹妹韩德常,身着浅色带条纹的半长衫,发型和哥哥一模一样,一副男孩子打扮。兄妹俩人相差10岁,面容神态酷似, 只是妹妹比哥哥的前额更宽隆起更高,用北京话说:大奔儿头。据说,当年哥哥喜欢弯下身子轻弹小妹的额头,逗她玩:“大奔儿头,大奔儿头,下雨不发愁,人家有雨伞,你有大奔儿头。”
 
  
 
  兄妹嬉戏
 
  听老一辈的人回忆,这位韩家长子,聪颖过人,博学多才,兴趣极广,喜文学、能作诗,曾用名韩君格、韩稼克,笔名莎子。他喜欢美术,曾参加过留日画家王悦之在暑期办的绘画班,画石膏、人体,也去北海画风景。他尤喜音乐,造诣甚高,懂音律,能唱昆曲,还会演奏多种中西乐器。我在1920年代北平西乐社、国乐社的演奏节目单里,就发现他弹过钢琴,吹过木管。
 
  他还有一个绝活:耳听交响乐唱片,即能写出各种乐器的分谱来。而为家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将七个小碗,装上不同分量的水,用筷子可以敲出七声音阶,演奏出清脆美妙的乐声。按照三舅的说法,是敲击瓦盆成曲,他说:大哥有一个绰号叫“瓦盆韩”。
 
  但他一生不顺,最大的不如意就是赴美学习音乐不成。当年考官费留学,韩德章的成绩第一,却被一个官家子弟顶替。1922年韩德章放弃音乐改学理科,考入了燕京大学工程系预科。
 
  2、
 
  韩德章入学时,尚在建校初期,没有设学院,只有系,预科二年,本科三年,上课还挤在汇文大学东南角的盔甲厂旧址,司徒雷登校长正在到处为新校园选址,并四处筹款募捐。一次从募捐的旅行回来,司徒雷登说:每次我看到叫花子,我总觉得我是属于他们的行会的。
 
  6年以后,韩德章毕业于燕京大学理学院农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这时他已在湖光塔影的新校园里读书,1928年时的燕京大学,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总共有近20个系。
 
  韩德章精力充沛, 求知欲强,喜欢学习新事物,还在城里盔甲厂上学时,他就到沙滩红楼国立北京大学旁听世界语讲座,开始学习世界语。他本已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因此学习新的语言入门很快,以后又坚持不懈,终成正果。他以《鲁迅小说选集》的世界语新旧译本、英语译本、法语译本和西班牙语译本,经过对比、研究与考证,写出了《论〈鲁迅小说选集〉世界语新旧译本中的植物名称》一文,发表在《世界语月刊》上。他撰写过《世界语植物名称探源》、参与了《世界语汉语词典》的编辑工作,为植物的专科术语翻译作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并曾任中华世界语学会理事。当然,这只是他的副业。
 
  韩德章燕京大学毕业后,他的正业履历为:
 
  1929年至1935年,先后担任北平社会调查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兼任国立清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讲师。
 
  1935年至1936年,任广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专门委员;
 
  1936年至1939年初,调任国民政府实业部农本局专员;
 
  1939年3月至1939年末,被聘为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教授;
 
  1939年至1943年,转任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兼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银行保险系教授
 
  1943年至1945年,被聘为国立复旦大学农学院教授兼任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教授;
 
  1946年,被聘为国立清华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教授兼代系主任(1948年8月辞去代系主任职务)
 
  1949年9月后,出任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教授。
 
  3、
 
  捋着韩德章的简历,我在史料中细细爬梳,总想发现一些背后的故事。
 
  有了! 1933年秋天,奉所长陶孟和之命,韩德章和千家驹、吴半农三人前往南宁、蒲庙进行实地调查,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广西省经济概况》专著。
 
  首先,这个调查小组的成员结构很有意思,三位年轻人分别毕业于3所高校:千家驹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吴半农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韩德章毕业于燕京大学农学系。其中韩德章与吴半农同岁,都是1905年生人,两人同在1929年大学毕业,进入陶孟和创办的北平社会调查所。而千家驹比他俩小4岁,1909年生人,他是1932年进所的。
 
  这次查找相关史料的时候,我发现千家驹是由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介绍安排到社会调查所的。陶孟和听说他是北大的学生会会长、著名的捣蛋头儿,曾踌躇再三,胡适说:“捣乱分子与研究工作并不矛盾,会捣乱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而且进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至于共产党,我看不会吧?这样的人才你不用,还用什么人呢?”胡适哪里知道,1926年,17岁的千家驹在考进北大时就加入中共了。(1928年脱党,信仰未变)。不过胡适夸奖千家驹有才,此话没错,这次广西调查以后面世的《广西省经济概况》一书,大部分章节都由千家驹执笔。
 
  史料记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左翼经济学家曾南北联手、四面出击,与资产阶级自由学者、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流派、乡村改良主义者展开过激烈的理论论战。通过论战,左翼学者宣传了研究农村经济的方法,论证了农村破产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彻底改造农村的方案,从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千家驹是左翼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我查到吴敏超写的一篇论文《左翼的联合——以千家驹与中国农村派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提到千家驹曾组织了三场论战,第一场针对乐观看待当时中国农村状况的自由主义学者;第二场是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和农村社会性质;第三场针对梁漱溟、晏阳初领导的乡村改良运动。
 
  韩德章参加了第二场论战,他赞同“不要仅重视生产关系而忽视生产力”的观点,并提出“以后的研究要注意土壤、作物等方面的技术问题。”因此被千家驹为首的论战对手视为美国农经专家卜凯的“崇拜者”,遭到严厉批判,并被划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吴半农当时与千家驹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信仰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译者。1934年他被公派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硕士学位。1936年12月进入国民政府经济部任秘书、1940年12月任经济部统计长,再度赴美,1944年任太平洋国际学会美国分会客座研究员。在两度赴美深造以后,他的经济学观点有否变化?不得而知。
 
  1933年赴广西调查的这三位青年经济学人,后来的人生之路大相径庭:
 
  千家驹1936年以后投身政治运动,成为社会活动家;
 
  吴半农以专业技术官员的身份,跻身国民政府经济部门从政,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作为中国政府驻日本代表团第三组(经济)组长和中国驻盟军总部赔偿归还代表团首席代表,参与主持了战后日本对华赔偿归还事务。
 
  韩德章则越来越与政治和官场拉开距离,他从1939年开始, 完全回到校园,先后被聘为广西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讲授过“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农村合作”、“农业金融”、“农场管理”、“农村调查”、“农业概论”、“社会主义农业企业组织”、“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农业经济专业英语”等10余门课程。在农业经济方面,不少专家、教授都曾是他的学生,但在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了。
 
  4、
 
  爬梳韩德章的履历,我还有另一个发现:他从1935年起,就离开了北京,长期在西南地区谋生做事,先是在广西,后来在重庆。一直到1946年8月,整整十一年以后,才回到南柳巷25号,其间由于战争阻隔,1942年他无法为奶奶奔丧,1944年也没有能够参加妹妹韩德常的婚礼。
 
  韩德章应该是1930年初成家的,他的夫人方诗云,出生于广东普宁方家,是韩诵裳挚友方宗鳌的侄女、母亲闺蜜方秀卿的堂姐。她少言寡语,讲话有淡淡的南粤口音;举止沉静,像影子一样与丈夫寸步不离。两人唯一的女儿韩达明1935年出生于重庆,回到北京时,已经是一个10岁的小姑娘了。
 
  在零零星星的史料中,我找到更多的是关于韩德章音乐才能的记载。例如在一篇回忆国立中央大学搬迁到重庆之后,在艰苦的环境中该校教授组织昆曲小组自娱自乐的文章,其中提到“在松林坡马路旁的教授宿舍里,常传来优美动听的昆曲声.诸如《奇双会》、《游园惊梦》、《春香闹学》、《琴桃》等剧目。唱腔抑扬婉转,古朴典雅、优美悦耳,原来这是教授们组织的昆曲小组在进行排练。词学家唐圭璋的曲笛,数学家唐培经的凤笙,农业经济学家韩德章的南弦子……和外文系俞大纲教授等人的昆曲清唱”。
 
  我知道大舅韩德章会昆曲,善吹笛,至今在韩家后人手里还留有他在1920年代手抄的昆曲曲谱。但文中所提的南弦子是什么乐器呢?经查:原来全称为斗南弦子,形状如月琴,是西南地区彝族和壮族人制作与演奏的。看来聪明的韩德章就地取材,迅速学会了这个乐器,在昆曲伴奏的笛与笙中,又加上了弹拨乐。
 
  又比如韩德章回到北京以后,1946年在清华园里突然走红,有了一段颇为传奇的经历。走红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他被聘为清华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教授、代系主任,更因为他接手了清华大学军乐队的指挥。这支军乐队创立于1916年,是中国大陆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西洋管乐团之一。韩德章大刀阔斧,自己选曲配器,严格专业训练,把这支军乐队修理得光彩熠熠。多少年以后,当时的队员还对他念念不忘。2010年冬天,我去清华西区宿舍看望我父亲的一个老学生胡路犀阿姨,她的丈夫黄昭度,清华大学力学系教授,酷爱古典音乐,家里摆满高级音响设备。当他得知韩德章是我的大舅,兴头一下高起来,大声说:我原来是清华大学铜管乐队吹大号的。我特别崇拜韩德章先生。“
 
  5、
 
  1950年代以后,韩德章执教于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这所高校的前身为1905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1949年9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北大学三所大学的农学院合并,组建成为中国第一所多学科、综合性的新型农业高等学校。1950年4月被正式命名为北京农业大学。韩德章正是随清华大学农学院并入的。初建时,这所大学的师资力量不容小觑。检索到1956年9月高等教育部颁发的一级二级教授名录,是按所在学校排列的。我发现在北京的高校中一级教授最多的是北京大学27名,其次就是北京农业大学10名,清华大学第三9名;而二级教授还是北京大学最多:54名,清华大学第二13名,北京农业大学第三11名。
 
  韩德章被评为二级教授。当时一级教授的月工资为345元,二级教授为280元。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业化的进程,理科工科院校被高度重视,农科院校地位逐步下降。尤其在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中共在教育界学术界掀起了 “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一个战场就指向了农业经济学领域。1958年8月下旬,“全国农业经济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和平宾馆召开。名为学术讨论会,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学术批判会。
 
  我查到2007年发表在《百年潮》上的一篇文章《1958年农业经济界拔白旗运动始末》,作者王立诚在这次会后被派到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担任党总支书记。他回忆:“这次会对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大会点名,当场起立,大扣政治帽子,还把点名批判的材料印发全国公之于众,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不良影响。”
 
  被点名乃至无限上纲为“反革命、反党”的有李景汉、费孝通、陈振汉、欧阳萍、应廉耕、韩德章、王毓湖、孟庆彭、秦少伟、黄升泉、李赛民、沈达尊等。我查询了以上这些名字,发现全是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农业经济学家、各地农学院的学术带头人,其中北京农业大学被点名的就有农业经济系系主任应廉耕、副系主任韩德章,农业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孟庆彭。
 
  当时北京农业大学党委认为农经系存在一个“反党集团”,召开全校大会批判应廉耕教授是美国农业经济专家卜凯的忠实门徒,撤销了他系主任的职务。学生们更是一拥而上,乱打棍子、乱扣帽子。韩德章在企业管理课上介绍养兔的经济效益,都被当成 “资产阶级学术观点”横扫。王立诚说:会后北京农业大学农经教学秩序已经混乱,全国农经学术界也陷入多年的低潮,学术水平低下。直到1980年代拨乱反正,这场冤案方才得到平反 。
 
  查询北京农业大学校园网,1980年1月韩德章担任了该校农工民主党支部的主委。他有关乡村借贷关系研究的论文《旧中国农村的高利贷》、《民国时期的新式农业金融》也相继在学术杂志刊出。
 
  1984年6月22日校园网上还有一条信息和韩德章有关:
 
  庆贺俞大绂、熊大仕、沈其益、娄成后、李连捷、彭克明、周明
 
  牂、沈隽、韩德章、杨昌业、叶和才、蔡旭十二位教授从事科研五十年。
 
  6、
 
  大舅韩德章进入晚年之后,因糖尿病缠身,体力日益衰弱,先是闹眼疾,很揪心,但情绪乐观,还保持着以往的一种韩氏幽默,我在二舅、三舅身上也都看到过这种自嘲精神。
 
  他在1982年除夕曾写过一首“元旦抒怀——兼答友人远地询近况”,摘录如下:
 
  老眼视昏 ,蹉跎久难医。头昏蒙重雾,足似踏软泥。
 
  临池墨污手, 开卷书抵鼻。眼睛犹虚设,手杖不离身。
 
  半聋复半瞽,寸步难移动。 兼之有复视,睹物成两岐。
 
  老妻有四目, 雏孙具双鼻。
 
  大舅遍求名医,又吃药又打针,注射三疗程,历时两个月。复视治愈,但模糊依旧,已无计可施。他写道:
 
  学习争分秒, 岂容长怠息。时事与政策,补课移第一。
 
  报刊不能读,电波传信息。晨拥小春雷,傍晚听电视。
 
  书多读卒读, 求知在点滴。陶令粗过目,武侯读大意。
 
  闭目勤默诵,博闻靠强记。苦思与冥想,明辨析疑义。
 
  悠然自得者,领会书中趣。达观与乐观,却病乃良剂。
 
  一介书生,书生一世。晚年病中的精神支持依然是“书中趣”。
 
  当然,也有另一种精神力量:
 
  当今人长寿,已非古来稀。八秩未云老,九旬不足奇。
 
  身心两健旺,不难跨世纪。
 
  愿乘东风“十二大”与君同为祖国社会主义四化齐努力。
 
  大舅行动不便以后,与母亲的兄妹亲情,仿佛迟暮的余晖,温暖又苍凉。
 
  弟弟徐浩记得:大舅最后一次来看妈,步履蹒跚。送他走时,想到他还要蹭到中关村车站,望着缓缓远去的背影,很不落忍。
 
  我母亲也常去农大看她的大哥,有一次让女儿陪着骑自行车去的,她说:这是我骑的最远的地方。到后来,大舅已经卧床不起,和母亲说话都很吃力,母亲回家心疼得落泪不止。
 
  韩德章1988年12月16日病逝。享年83岁。
 
  7、
 
  结束韩德章这一节,还想多说几句千家驹。1980年代,作为中国新闻社记者,我曾经采访过这位老人。他当时是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由于“敢言”,在每年召开的两会上,他成了记者追逐的“政治明星”。他在一次政协大会发言中,痛斥腐败之弊,力陈国家及地方教育投资欠债过多,知识分子待遇过低等等,讲了30分钟,赢得掌声30多次。
 
  我记得他在采访中主动讲起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往事:
 
  1948年千家驹被中共南方局安排与李章达、陈邵先等八人由香港乘船北上,在烟台登陆后,经湾南、石家庄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第二天晚上,千家驹等人在朱德和周恩来陪同下,拜会了中共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对被接见的每个人姓名和经历都问得十分详细。轮到千家驹时,他答说“我是在大学教书的”,不承想就是这句话引出了毛泽东那顿著名的牢骚:“哦,大学教授呵!我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我只是中学毕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个小职员,一个月8块大洋,张申府就是我的顶头上司。“
 
  1980年代,风云激荡。到最后一年的夏天,炎热的七月,千家驹还是选择了赴美讲学,并自此定居洛杉矶。
 
  1989年11月,千家驹皈依佛门。他说:看破红尘了,红者,共产主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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