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忆母亲-徐泓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1990年7月14日晚上。

第二天上午，北大将隆重举行徐献瑜教授八十寿辰庆祝活动。

我在美国的两个弟弟、在深圳工作的小妹妹都赶回来为父亲过生日。

当晚我住在自己的家里，魏公村宿舍。夜里10多钟，突然小五徐浣夫妇急敲门冲进来，声音都变了，说：妈妈晕倒了，送医院了。拉着我就冲下楼，上了他们停在外边的车。

车一路疾驶向北医三院。小五告诉我：“妈妈在客厅和小六聊得高兴，后来起身到卧室，说想看看明天开会准备穿的衣服。她打开衣橱的大门，爸坐在书桌前看东西呢，只听脑后扑通一声，妈已经倒在地上了”

弟妹们都知道我心脏不好，快到医院的时候，小五才小心翼翼地告诉我：“妈可能不行了。”

一路小跑进了急诊室，一眼见到躺在诊疗台上的母亲，医生已经散开了。我扑过去，腿一软，一下子跪倒在地上，摔得两膝血肉模糊。

妈妈没有了。心中绞痛。大脑一片空白。

以下都是机械反应：

给主持明天会议的吴文达叔叔打电话，告诉他我母亲猝死，噩耗还没有告诉父亲。明天的会照开，只是请时间控制得短一些。给家里打电话，让在家的弟弟妹妹陪好爸爸，说我在医院盯着急救妈妈。

第二天，趁爸爸去开会，我和小五回到家里，给妈妈拿好装裹的衣服，再到医院太平间为妈妈最后清洗换装。唯一欣慰的是：妈妈面容安详，全身皮肤光洁，完全不像一位75岁的老人。

回到家里，父亲已经从会场归来，满屋子摆着为他祝寿的花篮和花束。他站起身，声音嘶哑颤抖地问：妈妈是不是已经没有了？

父亲去北医三院太平间和母亲做最后的告别：他俯身在母亲的额头上深深吻了一下，说：再见！

父亲生前从来没有去过母亲在万安公墓的墓地，那是他们两人的墓地。碑上黑字“韩德常”，红字“徐献瑜”。他说：等我的名字变成黑色，我就永远地去了。

母亲去世“五七”的时候，父亲对我说：过了望乡台，奈何桥，喝了孟婆茶，妈妈就不再回头，把一切往事都忘了。

在母亲“将饮茶”的时刻，我开始回忆她病逝前的一些事情，做了笔记，我可不能忘记。

三十年后重新翻看当时的笔记，摘录以下几段：

妈走得太突然了。她自己毫无准备，甚至一句话也没留下。倒下，就再也没有起来，甚至片刻苏醒也没有。人们都说：这是她的福气，她的造化。或许应该这样想，因为她是在极度高兴中倒下的：爸爸第二天就要过80大寿，有那么多学生和老友来为他祝寿，六个儿女五个赶回身边。“喜伤心”，我们竟没有起码的医疗常识，在这个非常的时刻，多多关照一下心脏本来有病的妈妈。

妈妈是最善走路的。可能与她多年来天天上班赶公共汽车有关。她曾经说过：这是最好的早锻炼，定时定量，风雨无阻。她健步如飞，直到晚年，仍步履轻快。小路（我的儿子，从小跟着公公婆婆长大）小时候常常追不上婆婆，大了以后，以能和婆婆一起快走为自豪。因此当妈妈腿不利落，乃至后来腿莫名其妙地疼，甚至行走不便，在落座后起身都要扶一把的时候，她心里的焦虑很难言，大概还有一种恐惧，人老先老腿，她觉得自己要不行了。

妈妈衰弱得真快。去年的今天，她还能走很长的路。记得7月14日她还和我一起去五道口商场，为爸过生日买东西。我们坐上375路公共汽车，五道口站不停，只好在清华园下了车，我和妈妈步行至五道口商场，逛了一大圈才回家。回来后，妈妈说：有点累。但她究竟还能走那么多路。但是半年后，她去校医院吃力了，后来到中关村也感觉很远了，甚至走到燕东园外边马路旁的邮筒发封信回来，也要休息好一会儿。最后的那些天里，妈妈只围着院子散步了，但她还是不停地走着走着，绕着院子，绕着草坪。也许她怕一旦不走就永远走不动了。

晚上又做梦了：我在三里河车站等妈妈，一起去看住在南沙沟的五姑婆。只见马路那边,妈妈轻捷地穿行过来，她看见了我，明显加快了步伐，甚至带着小跑。她穿着一件紧身的深蓝色羽绒上衣，脖子上系着爸爸从苏联给她买回来的一条绸围巾，那么精神又那么漂亮。要知道那时候，她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

一直为拥有一个美丽的妈妈骄傲。其实从记事起，母亲已经不是在老相册里的装束和样貌了。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在政治的高压下，人们的服饰趋向一律，文化革命中更是清一色的蓝灰黑。即便如此，简装便服的母亲，依然出众的美丽。

好容易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又重新被召唤回来。但妈妈已经老了。新的苦恼与沮丧陡生：

她为脸上的老年斑着急：好像脸洗不干净，脏了一块。

看到一些漂亮的衣服，她为有些变形的腰身感慨：老了，穿什么也不好看了。

最后几年妈妈看到伸出来的双手，手背上有青筋，手指骨节有些变形，竟从此不再弹钢琴了。

她也回绝了与一些老友的会面，说：还是给他们留着当年的印象吧。

1986年去美国，行前妈妈好好忙乱了一阵子，做了几套衣服。她省钱，不愿太多花费，用的料子多是这几年亲戚从国外带回来的，或者自己在成府街小商店的布匹柜台上扯的。她反复试穿这几件衣服，让院子里的小裁缝修修改改。所以即便出国置装，实际上也没有几件很像样的。

过了七十岁，母亲不常进城了，她又不愿麻烦别人为她买东西，在穿着上就更将就了。这次清理母亲的衣箱，大妹妹着着实实哭了好几次：妈没有几件好衣服！在母亲的箱子里整整齐齐地放着我们姐妹穿剩的一些旧衣服。

母亲去世前一年，我去香港出差，好像有一种预感，拼命想给母亲买好衣服。我多次和三舅韩德扬说过这种心情：我妈一辈子都是漂亮人，现在实在没有漂亮衣服穿了。当我抱着一大堆各式衬衫和上衣回去时，母亲挺高兴的，她不厌其烦，一件一件换上，在镜子前左顾右盼，恢复了久违的自信的笑容。

幸亏有这些香港买的衣服，送母亲时才勉强应付过去。但当时我没有买到一条合适的裤子，最后母亲竟穿着一条旧的深蓝料子裤走的，腰间还少了一粒纽扣，临时缀上去的。

母亲对我们要求严格，衣着要体面，要整洁利落。

1972年，我生下儿子小路76天后赶火车回内蒙。大清早，母亲一直把我送出燕东园大门口。我已走上土坡，她又急急地追了过来，没想到她追上来的叮嘱竟是：“有些女人生了孩子，就什么样也不要了。不管环境如何，你不能邋里邋遢啊！”

1977年我调回北京，在国家建委上班，因为工作关系，开始出入一些高级场所。有一天，从京西宾馆开会回来，我无意中说：我们局长说我了，怎么总穿带补丁的裤子。听者有心。两天后母亲给我买了两条新裤子，笔挺的的确良料子，一条浅咖啡，一条深灰色。当时母亲都没有这么好的裤子穿。我很惭愧，自己已经是挣工资的人了，怎么还要母亲买衣服。母亲催促着：快穿上吧！不要再让人说你穿着补丁裤子进京西宾馆了。

和穿衣服有关的回忆，还有一件事，深深埋到心里去了。

1962年春天，我在101中上初三。接到学校一项任务：到苏联大使馆参加两国中学生联欢会，会后有晚宴。我们学校挑选了20多位高中初中同学，排演了几个文艺节目。我为女声二重唱弹钢琴伴奏。

当时正是困难时期，男生在学校食堂吃不饱肚子是常事。为了避免在苏联大使馆的晚宴上“吃相”难看，学校食堂特地在我们出发前，给每人烙了一张糖油饼，嘱咐先垫垫底。

学校还要求我们每个人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我回家和母亲一说，她想了想，从箱底翻出一件深红色毛料的长袖连衣裙，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让我穿上试试。穿上以后，母亲推着我去照镜子：“自己看看!漂亮不漂亮？”

那时我已经身高一米六六，镜子里出现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洋气的自己。

母亲在我胸前打量了一会儿，说：你真的长大了，穿这样的衣服要用它了。

她又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小小的乳罩，不管我如何红着脸推脱，一定要我戴上。

于是我以这身打扮，风头压过了场上所有穿白衬衫花裙子的女同学。

现在我明白了，这是母亲给我的成人礼。不过在那个年代里，我这个“资产阶级教授小姐”的名头大约也坐实了。幸亏现场目击者不多。

母亲爱花。她在院子里东种西栽。邻居家里如果有她喜欢的花，她会叮嘱为她留点花籽。母亲去世后，住在21号的林伯母告诉我们，就在前几天母亲还托她留点深红色的天竺花秄。她在最后三年交上一个好朋友赵访熊先生的夫人王繁，就是花为媒，她们在一起交流养花之道，王繁先生给我们家送来好几盆花，包括一株君子兰。

母亲最珍爱的是南窗下一大畦奇怪的花，母亲叫它“叶落花挺”。它在我家扎根好多年了。春天，它破土长出一丛丛浓绿的叶子。夏天一到，叶子突然悉数脱落，花畦里光秃秃的，渺无踪影。7月底8月初，突然拱出一个个尖尖的小芽，然后窜成一个个花挺，开出一朵朵紫堇色极雅致的花，形似玉簪。花开时，没有一株绿叶相扶。这种花的怪异常常引得过往行人驻足，并屡屡发问：这是什么花呀。

父亲后来告诉我们： 1952年燕京音乐系主任范天祥回美国时，妈妈从他家住的燕南园院子里刨回来的。但长了好多年，只有叶，不开花。有一年不知怎么回事，突然钻出挺来了，开花了。从此年年有花。

每年父亲母亲都把第一个发现鼓出的花苞视为乐趣。他们经常在晚饭后站在花畦旁，弯着腰仔细地数着冒出了几个花挺。花有大年、小年之分，有的年份竟能冒出二十几株。小年也有十个左右。父亲母亲会为这些花挺命名：这是你的，这是我的，这是泓泓、溶溶、澂澂、浩浩、五儿、小六。如果还有，那就属于孙辈了。

母亲去世时，正是叶落花挺叶子脱得一干二净的时候，整个花畦杂草丛生。母亲去世后，我们把杂草除去，等待花儿爆挺。一个、两个、三个，好容易才钻出来六个挺儿。我和老四浩子在花畦边骇然之极。苦苦地又等了三天，终于冒出了第七个挺儿。但从此再没有花挺冒出，直至花朵开败为止。

难道真有天意？那一年，我家的叶落花挺只冒出七个挺儿，我们从此失去了妈妈。

所幸的是，母亲去世三十年来，叶落花挺茂盛繁殖，主花畦每年几十株花挺亭亭玉立，淡紫色花朵晕染成片，蔚然成景。分根出去无数，给亲友邻居，我家院子里也不止这一畦了。

每年冒挺儿的时候，父亲照例站在花畦前，认真地一个一个分配着，这时孙辈都有份了：这是小路的，徐徐的、小熊的、铁蛋的，小虎的…

我们家阳气壮，孙辈外孙辈一水儿的男孩。连第四代，父亲母亲的3个曾孙都是男孩子。

父亲曾为叶落花挺赋诗一首：

早春绿芽破冻土，旋见茁长成绿圃，入夏黄枯。

秋雨花茎争挺立，一片淡霞花朵朵，一年一度。

母亲去世三个月后，安葬于万安公墓。从墓地回来没有多久，我就大病一场，反复高烧，住进阜外医院的监护病房。一天夜里在高烧昏睡中突然梦见母亲，哭醒了，母亲不见了，一看时间，那天正是她的生日：11月13日凌晨。

被不明高热折磨，我从阜外医院又转至协和医院，确诊不了，折腾了两个月回到家里看中医，已经枯瘦如柴。直到转年“惊蛰”，我才逐渐好了。在家里治病养病的日子里，父亲陪着我。每天他坐在床边，耐心的把一个个大中药丸捣碎，搓成一个个小粒，方便我吞咽。老中医赵绍琴大夫叮嘱我：惊蛰以后，要出门走走，接地气。于是父亲又每天陪着我，裹得暖暖的，在外边院子里散步，到北大校园里散步。他口中念叨：妈妈没有了，不能再没有了大女儿!

半年以后，1991年4月初我正式上班。大病初愈，有一种新生的感觉。想到母亲、想到生病以前的事，恍若隔世。那年我45岁，以此为界，开始了后半生的工作与事业。

心中总有一个遗憾，我好像没有完成和母亲的告别仪式。

直到母亲去世25年以后，2015年，我的朋友、著名媒体人杨浪精心策划了一场音乐会进北京大学演出，音乐会的名字叫《歌声中唱过童年》，由著名指挥杨鸿年率他的少年女子合唱团演出。节目单上有母亲创作的《粗心的小画家》。杨浪在报幕词中特意提到：这首著名儿童歌曲由作曲家韩德常老师创作，她的女儿，就坐在台下。

北大百年礼堂舞台上，灯光晶莹璀璨。清亮的童声响起，宛如一道道清澈、欢快、跃动的溪流，单声部、多声部、领唱、重唱、轮唱，此起彼伏。歌声如此清丽，明朗，仿佛从天上流淌下来，纯真、圣洁、幸福。我从歌声中听出来母亲独有的音乐语言，听出了她对这个世界、对生活、对我们的爱，不禁热泪长流。

终于完成了与母亲的告别。她在她的儿童音乐世界里获得了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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