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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泓:忆外婆高珍

我的外公韩诵裳,于1923年,也就是民国十二年,在丧偶8年后再婚了。新夫人高珍(号 浣薇)也是天津人,毕业于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年龄比韩诵裳小一轮。


 

高珍生于天津一个官绅家庭,父亲据说当过张北县县长。她结婚时已经27岁,婚后15天就跟着丈夫去了东北:当时韩诵裳供职于中国银行,先后出任营口支行行长、大连分行、哈尔滨分行行长。

1932年初,韩诵裳结束了外放生活,带着夫人和三个孩子回到了北平老宅,上任北京盐业银行副经理。那时我的母亲已经17岁了。 

1935年母亲的祖父去世,祖母不再主掌家务,她把一大串钥匙交给了高珍。

自外婆当家之后,她遇事沉稳,谋定后动,里里外外,平平顺顺。韩家的五个姑奶奶个个都是了不得的人物,她这个当嫂子的岁数还比大姑、四姑、五姑年轻不少。但只见她礼数周全,办事周到,姑嫂之间,相处和睦。

对前房留下的儿女更是尽心尽责。母亲1944年出嫁的时候,时局很乱,经济凋敝,但高珍尽力打理,陪嫁了好多漂亮的旗袍,她说:不是自己生的女儿,要做得更好。

高珍年轻时漂亮,大眼睛,目光清澈。她的发型多年不变,从来用一把剪刀自己对镜修剪,直发斜分,两边头发抿于耳后。而且只用一种头油,头发梳理得光滑柔顺,一丝不乱。

她举止优雅。孙女韩艺思形容奶奶吃芝麻火烧的样子:“一小口一小口,细嚼慢咽,落在桌上的芝麻粒,兰花指一一点起来,嘴角一抿,都吃干净,秀气的很。”

 

高珍从来不大声说话,遇事向来沉得住气,怒而不言,喜而不语,老辈人评价她:处变不惊。只在1938年北平沦陷后,日本人想拉外祖父韩诵裳去做一个新银行的差事,外婆听到后,一改往常的轻声慢语,放出重话要是出来做这个,我拉着孩子们就走。

二、

1956年夏天,我10岁,进城到外公家过暑假,和外婆有了实际接触。

她比外公年轻很多,爱穿颜色素洁的斜襟袄儿。肤色白皙,举止文雅,话语温和。

东屋前窗下,有一张大理石面硬木中式书桌,外婆每天在这里研墨运笔,手把手教我画竹子:竹节、竹枝、竹叶,一笔一笔学过,外婆说:“画竹最与书法相通。”

外婆喜欢花,她常走出大门,在胡同里卖花的挑担上,选几个白茉莉花骨朵穿成的花串,买回来别在自己的衣襟上,栓在我的衣扣里。晚上坐在院中乘凉,众人身上带的花串,阵阵清香袭人。

外公家的书多是线装的,全套的《本草纲目》,《芥子园画谱》,其余的则是成套的文史资料,成套的《良友画报》,还有一些西洋画册,据说外婆学过油画。

我找不到想看的,就到三舅房里的书架上翻,翻出一本竖排刻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捧着它坐在廊下很吃力地啃。外婆看到了,把书收回去:“你还小,不宜看这种书。”第二天,她就带我到琉璃厂中华书局,给我买了两本书:简写版《史记》和《左传》。等到我回家时,外婆又送我了一本芥子园画谱中的《竹谱》。

后来我知道了外婆虽为女儿身,却怀男儿志,她从来不爱看《红楼梦》,却爱看《三国志》,并为书中的忠义之举落泪。

三、 

外公1963夏天病逝。

丧事办完不久,邓颖超就来到了南柳巷25号,由我的姨姨韩德莊陪着。姨姨燕京大学毕业后,1949年加入中共,参加革命工作,从1950年起在全国妇联担任机要室秘书、档案组组长,1955年还担任过邓颖超代理秘书。据她回忆:解放后,我父亲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总理对他说我们两人是先后同学。我们两人的夫人也是先后同学呀。

原来周恩来1913年考上南开学校,上了四年学,而韩诵裳是这所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日本留学回来还在南开教过书,因此周恩来一直称他为“大学长”。       

而高珍毕业于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邓颖超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当年她的名字叫邓文淑,比高珍低两班。

邓颖超穿着一袭水绿色的西式裙装,这套服装的款式与颜色,给在场的韩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韩德莊事后解释说:总理出访不在家,要是在北京,不让邓大姐穿的。

邓颖超和外婆高珍是在正房卧室里谈话的。

她问高珍:有什么困难吗?政府都可以帮助解决。

高珍回答:没有任何困难,孩子们都大了,有工作,都有收入,不用麻烦政府。

邓颖超提出是否给高珍安排个工作,想让她补韩诵裳的全国政协委员。高珍婉言谢绝了:我是家庭妇女,这一生没有接触过政治。

两人聊起当年在学校里的事,邓颖超提到校刊,她说:我记得有一期上登着咱俩的文章,你一篇,我一篇。

于是高珍把保存多年的一份校刊拿出来,展开一看,果然如此。邓颖超喜出望外:“借给我看看吧。”

高珍交给她:你拿走吧,送给你吧。

后来邓颖超对韩德莊说:你母亲高珍,高大姐,在女师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学生,可惜嫁到韩家大门,这辈子就淹没了。

四、

一年后的夏天,外公家(我们以后改口叫外婆家了)就搬出了南柳巷25号,安家在朝阳区金台路水碓子的一处公寓楼。

与老宅的告别很急促,也很彻底,说搬就搬,说走就走,颇有外婆高珍的风格,据说也是她的意思,她说过:什么花枝柳巷的,不像正经人住的地方。

外婆高珍以后几十年的经历,可以从几次搬家勾勒出来:

第一次:1964年春天,她搬出南柳巷,新家在朝阳区金台路水碓子小区。

这个小区的楼房,据说是清华大学设计的,当时是北京市首批预制板结构,楼层比较高,房间布局合理,每间房都刷了不同颜色的涂料,设施也比较先进,厕所装有抽水马桶,冬天有暖气供应。外婆和三舅家拥有乙七楼三单元二号和四号两套住房。

表妹艺思回忆:二号在一楼,三间一套,两间向阳,一间向北。我和奶奶住一间,爸爸妈妈住一间。向北的一间作为客厅,摆放了沙发和从南柳巷带来的一对欧式风格硬木玻璃柜。

四号在二楼,两间卧室全向阳,留给大大爷和二大爷回家时用。也摆了一些从南柳巷带来的木箱子、柜子。存着一些奶奶想保留的书画、衣物。中间的厨房也是向阳的,一直给保姆住着。

艺思记得:一楼有一间外面有个阳台,奶奶在阳台外种了一些大麦熟,开花的时候,红得灿烂。是啊,对于外婆来说,终于摆脱了南柳巷的胡同和大宅门,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心情如花儿怒放。

只是外婆对二层4号的安排,还保留着在南柳巷时的规矩:尽管大舅、二舅已经成家在外,但家里总有房子留给他们。二舅妈陶森进门不久,就体会到了韩家重男轻女的规矩:正赶上你外公的葬礼,我发现在亲属席上,韩德章、德刚、德扬三个儿子和我们三个儿媳站在上一层,你妈妈和德莊站在下一层。当时我就嘀咕:韩家这么重男轻女呀。

外婆搬到水碓子,不到两年,文革就开始了。19666月韩家被抄家:据表妹回忆:来者是三楼的邻居(某局的一个处长)之子,带了25中的红卫兵。家里大部分东西被抄走。一楼的房间被没收,被强占,只留二层4号给外婆和三舅一家住。三单元二号被贴上封条,他们只来得及搬走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

艺思说:奶奶文革时被剃成阴阳头,白天强迫劳动,出去拔草、扫街。

文革给外婆心里留下极重的阴影。30多年以后,老人家病危在半昏迷之中,忆斯在她耳边喊:“艺欣回来了!”(三舅的小女儿,从英国回来)外婆说:“艺欣回来了好,赶快出去开会去!”

第二次:

1975年左右,为解决文革被强占的房子,水碓子原有的五间房经协调,置换成两套房,其中有一套在三里屯路北24楼一门四号,外婆希望单独住,就和三舅家分开,搬到这里。外婆家在二层,两个房间,一大一小,中间有个六、七平方米的小厅,正好放饭桌。

最初姨姨韩德莊和外婆一起住,但不久她的癌症病情加重,瞒着外婆说要回自己在农丰里的家住一阵,而我家小五徐浣就代替姨姨来陪外婆。那时她考上了北师大一分校中文系,上学的地点就在东大桥,离三里屯坐公交车三站,骑自行车15分钟,正好两下都方便。她在外婆家从197910月一直住到19844月。她回忆起往事:

婆婆当时八十多岁,思维清晰,话不多,都讲在点上。喜欢听外边发生的大小事。喜欢说点旧事,可惜当时不懂珍惜,没往心里去。

天天不落读晚报,每晚必看电视,以致看得视力退化。

一般生活自理,如洗涮梳妆,她都有条不紊。特别是每隔几天必须灌肠,她自己操作,从来不求人。

当时有个住在附近的老陈帮忙做饭买菜,人很好,会聊天,婆婆挺喜欢她。上午她来收拾屋子多做些饭,晚上我热热就行。我有助学金,每月给婆婆20元。

我周六回北大,周日晚回三里屯,几乎每次都带回很多妈妈让买的吃的和用的。

1981年秋天老陈出车祸,那一段时间都是我做三餐。常常是早上热好牛奶和粥,摆上桌就走了。中午两个小时从学校赶回家,路上买点包子、馒头一类的,匆匆吃完再回去上课,下午五点多到家再烧菜做米饭等。只记得每天跟打仗似的,分秒紧张,好在走读,迟到旷课都无妨,况且下午也常有没课的空闲。

五、

这次写作我翻检出几封旧信,正好是外婆在三里屯居住期间来往的。其中有三封信,从不同的侧面留下了当时的生活痕迹。

第一封,外婆写给女婿孙会元的,摘录几句:

我看了德莊的病状,万分伤痛

医院大夫们即已束手无策 无法挽救 只是干看着等待最后一刻

与其如此 何不作最后努力 请一个老中医来看看作万一之想……

外婆在信尾写道:带去人参少许,原是你们还未搬家时沙蒂送德莊的,当时她说她不能吃参 虚不受补 沙蒂就转送给我  现在病人已虚弱到如此地步,我想用少量(一小块煮水代茶)浸润喉唇比茶有力……

这封信写于198023日。姨姨韩德莊乳腺癌转移病危,外婆赶去肿瘤医院探视,她心里明白,已经到了生离死别的时候,这是和女儿见的最后一面。据说,外婆一进病房,就抱住了姨姨。我估计这封信是回来以后立即提笔写的,可惜没有什么回应,发出后第15天,姨姨就去世了。外婆把韩德莊的抚恤金全部捐给了北京市盲童学校,从此,在她的口中再也不提爱女韩德莊。 

还有一封信,是我的大舅韩德章1982年写给外婆的。全文如下:

母亲大人安好!

听说您摔了一跤,至为惦念,不知是否因高血压头昏而至,希望及时检查。我进来血压也达到170  110.正在服用复方降压片即芦丁。眼睛一时好不了,医生说白内障迟迟不向第三期发展,迄今还不能做手术。又说身体身体愈衰老白内障发展得愈快。那么宁愿白内障发展得慢些好。

写字很困难,写出字来自己都看不清,不仅缺笔少划,有时还串行,现在正学习吴南愚刻牙技术(现称微雕艺术)不用眼睛看纸,而摸索着写,不料已初步略见成效,可见无攻不可克的难关。

小宁宁对“老奶奶”留有深刻的印象还没忘那几条金鱼。昨天称了体重已达二十九市斤,体高是二尺七,在农大同年龄的小朋友中已被称为大个儿。

附寄歪诗一首以备高堂一笑,所谓诗虽不佳盖纪实也。

草此叩请   福安

并补叩年禧

  德章 敬上    二月二十四日

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我的外婆高珍是大舅韩德章的后母,仅比他大9岁。但自从高珍进了韩家的门,作为长子的韩德章就十分恭敬,尊称为娘。1982年大舅已是77岁的老人,身体日渐衰弱,但他仍坚持孝道,隔一阵子就进城去看娘。

我妹妹徐浣说:大舅进门就叫娘,两人话不多,没长句,互问几下就没词了。坐个十几分钟就走了。记忆里没在家中吃过饭。从农大到三里屯相当远,要倒好几次车呢!可他还是去,想想真不容易。

见面话不多,但书信里话却不少。信的内容丰富,大舅提到他在学习微雕技术用以摸索着写字;提到孙辈小宁宁还记得“老奶奶”,记得那几条金鱼,都颇有生活的意趣。特别此信一头一尾的用语、体例,也让我们这些中国书信文化的文盲长长见识。

与此相映照的还有一封外婆写给我母亲的信,发于19851112日:

德常

明天就是你七十正寿的佳辰 真难相信你亦是古稀之人了  你的孩子们一定为你庆祝一番 寿糕一定不少  我就不必锦上添花  何况没有人去买(阿姨不会) 所以派陈阿姨送去浮水一支 平安果四对  聊佐预祝晚宴

祝你正寿过得快乐

并祝健康 

 献瑜同此至喜   

母字   1985 .11 .12

外婆高珍,同样也是我母亲的后母,她比母亲大19岁。她和母亲的关系也很好,晚年亲情更甚,母亲时时挂牵着老太太独居的生活。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第二天,阵雨频乃,母亲吩咐老二徐溶马上进城,把外婆接到我们家住。于是整整三个月,外婆和我们家挤在一个抗震棚里,母亲铺设了最舒服的位置让外婆休息。而外婆每天拄着一根拐杖,在燕东园的一段小路上锻炼走路。她说:我决不能连累了你们。

如此母女情,在上封祝寿信也可见一斑。当时外婆住在城里,她特意派保姆送到燕东园来,寿礼很有讲究:四对平安果,就是八个大苹果。只是浮水一支,我考证了许久,没有弄明白是什么。

 

最后还想展示一封信,虽然字迹是别人代笔的,但显然出自外婆的口授。

全文如下:

德章 德常 德刚 德扬:

接到你们表态的信,这固然是你们的一份心意,但我不能那么做。我虽是法律上的房主,而房子不是我置的,不管多少应该人人有份。现在我自作主张。

我留一半作为养老日用费,其他一半分给大家。虽然每人所得无几,亦可作为纪念,你们不必推辞。如果你们不需要,那就给你们的孩子们。

                                                 母字   

                                                       1984.5.27

  咏华、权华两位老姑太太生活比较优裕,因此各送    元作为纪念。

 

必须说明背景:1984年,拨乱反正,各方面都在落实政策。其中有一项涉及到南柳巷25号过去的经租房,当时除韩家自用的28间半以外,还有70多间房屋租给了中华书局用作职工宿舍。现在国家要全部收购,付给原房主一笔补偿费。

外婆正是针对这笔补偿费发的“告子女书”。

看来她事先征求过四位子女(韩德莊已去世)的意见,大家都表示全部留给母亲。但外婆言简意赅,讲出不能这么做的原因:我虽是法律上的房主,而房子不是我置的,不管多少应该人人有份。

她提出的分配方案也十分清楚。最周到的是:她还考虑到韩家的两位老姑太太,因为这是老韩家的房产,韩咏华、韩权华也应该有份。

我觉得这篇文字最能体现外婆高珍处理家事的深明大义,还有当机立断的风格。很佩服。

 

六、

1986年外婆又一次搬家,从三里屯搬到东大桥。为了方便也已经上了年纪的儿女们对她的照顾,1990年又从东大桥搬到海淀的稻香园。1994年她再一次搬家,这次是从稻香园搬到我二舅家中关园45楼去住,从此跟着儿子过了。

外婆的家从城里搬到郊区。搬到稻香园的时候,她说:我住到荒郊野外了。

外婆的家越搬越小。最后只剩一个房间里摆两张床,她和照顾她的保姆各睡一张,区别之在于她睡的是一张席梦思床,阿姨睡的是一张简陋的木板床。

晚年与保姆不对付,成为外婆最大的纠结。母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忙着为她换保姆。

还在三里屯的时候,我妹妹徐浣就发现:老太太平静,从未发过脾气。但对阿姨很挑剔,脸上就看得出来,数落阿姨的不是与和稀泥,成了我俩之间郑重兼嘻嘻呵呵的话题。她的结论是“忍”。

后来忍无可忍了。按照外婆的观念:佣人是不能和主人上一桌吃饭的。现在竟睡到一个屋子里了。但高龄老人日益衰减的体力,已经无法维持她一辈子坚持的体面。即便如此,隔几日需要作的灌肠,她仍然颤巍巍地坚持自己操作。

其实外婆这一辈子始终保持着最大的体面:

她一身中式衣着,永远整洁素雅。百岁之后依然举止端庄,言辞得体,头脑清楚。

她早早地就准备好了自己的寿衣,每年春天拿出来晒晒,再包好收起来。身边的一切日常物件,都整整齐齐。总备有几条极干净的素色手绢,折叠好,放在枕边。

她晚年的手边书是《文心雕龙》、《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为了防止记忆力衰退,外婆背诵白居易的《琵琶行》。到后来,她的目力不行了,就听广播,天天手里抱着一个小收音机,波段频率锁定在评书大鼓。

她从青年时代就是丹青高手,尤其寄情于山水。晚年改练书法,每天挥毫写字。妹妹徐溶记得她曾获得外婆的一副墨宝,上书四个大字:业精于勤。落款为:98岁老人封笔。或许这是外婆所写的最后一幅字。

而外婆内心的坚强与隐忍,令我们后辈敬佩之极:

她的五个子女,四个都走在了她的前面,她在三十年中经历了四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锥心之痛:1980年姨姨韩德莊病逝,1988年大舅韩德章病逝,1990年我母亲韩德常病逝,2000年三舅韩德扬病逝。尤其三舅,她最喜欢的儿子,她知道他又病了,但一句话不提,一直到她自己去世,没有人告诉她韩德扬已经走了的消息。二舅妈说:老太太心里什么都清楚。

外婆高珍200124 日驾鹤西去。享年105岁。

她是韩家寿命最长的老人,1896年至2001年,跨过了三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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