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韩诵裳，于1923年，也就是民国十二年，在丧偶8年后再婚了。新夫人高珍（号 浣薇）也是天津人，毕业于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年龄比韩诵裳小一轮。

高珍生于天津一个官绅家庭，父亲据说当过张北县县长。她结婚时已经27岁，婚后15天就跟着丈夫去了东北：当时韩诵裳供职于中国银行，先后出任营口支行行长、大连分行、哈尔滨分行行长。

1932年初，韩诵裳结束了外放生活，带着夫人和三个孩子回到了北平老宅，上任北京盐业银行副经理。那时我的母亲已经17岁了。 

1935年母亲的祖父去世，祖母不再主掌家务，她把一大串钥匙交给了高珍。

自外婆当家之后，她遇事沉稳，谋定后动，里里外外，平平顺顺。韩家的五个姑奶奶个个都是了不得的人物，她这个当嫂子的岁数还比大姑、四姑、五姑年轻不少。但只见她礼数周全，办事周到，姑嫂之间，相处和睦。

对前房留下的儿女更是尽心尽责。母亲1944年出嫁的时候，时局很乱，经济凋敝，但高珍尽力打理，陪嫁了好多漂亮的旗袍，她说：不是自己生的女儿，要做得更好。

高珍年轻时漂亮，大眼睛，目光清澈。她的发型多年不变，从来用一把剪刀自己对镜修剪，直发斜分，两边头发抿于耳后。而且只用一种头油，头发梳理得光滑柔顺，一丝不乱。

她举止优雅。孙女韩艺思形容奶奶吃芝麻火烧的样子：“一小口一小口，细嚼慢咽，落在桌上的芝麻粒，兰花指一一点起来，嘴角一抿，都吃干净，秀气的很。”

高珍从来不大声说话，遇事向来沉得住气，怒而不言，喜而不语，老辈人评价她：处变不惊。只在1938年北平沦陷后，日本人想拉外祖父韩诵裳去做一个新银行的差事，外婆听到后，一改往常的轻声慢语，放出重话：你要是出来做这个，我拉着孩子们就走。

二、

1956年夏天，我10岁，进城到外公家过暑假，和外婆有了实际接触。

她比外公年轻很多，爱穿颜色素洁的斜襟袄儿。肤色白皙，举止文雅，话语温和。

东屋前窗下，有一张大理石面硬木中式书桌，外婆每天在这里研墨运笔，手把手教我画竹子：竹节、竹枝、竹叶，一笔一笔学过，外婆说：“画竹最与书法相通。”

外婆喜欢花，她常走出大门，在胡同里卖花的挑担上，选几个白茉莉花骨朵穿成的花串，买回来别在自己的衣襟上，栓在我的衣扣里。晚上坐在院中乘凉，众人身上带的花串，阵阵清香袭人。

外公家的书多是线装的，全套的《本草纲目》，《芥子园画谱》，其余的则是成套的文史资料，成套的《良友画报》，还有一些西洋画册，据说外婆学过油画。

我找不到想看的，就到三舅房里的书架上翻，翻出一本竖排刻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捧着它坐在廊下很吃力地啃。外婆看到了，把书收回去：“你还小，不宜看这种书。”第二天，她就带我到琉璃厂中华书局，给我买了两本书：简写版《史记》和《左传》。等到我回家时，外婆又送我了一本芥子园画谱中的《竹谱》。

后来我知道了外婆虽为女儿身，却怀男儿志，她从来不爱看《红楼梦》，却爱看《三国志》，并为书中的忠义之举落泪。

三、 

外公1963年夏天病逝。

丧事办完不久，邓颖超就来到了南柳巷25号，由我的姨姨韩德莊陪着。姨姨燕京大学毕业后，1949年加入中共，参加革命工作，从1950年起在全国妇联担任机要室秘书、档案组组长，1955年还担任过邓颖超代理秘书。据她回忆：解放后，我父亲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总理对他说我们两人是先后同学。我们两人的夫人也是先后同学呀。

原来周恩来1913年考上南开学校，上了四年学，而韩诵裳是这所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日本留学回来还在南开教过书，因此周恩来一直称他为“大学长”。       

而高珍毕业于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邓颖超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当年她的名字叫邓文淑，比高珍低两班。

邓颖超穿着一袭水绿色的西式裙装，这套服装的款式与颜色，给在场的韩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韩德莊事后解释说：总理出访不在家，要是在北京，不让邓大姐穿的。

邓颖超和外婆高珍是在正房卧室里谈话的。

她问高珍：有什么困难吗？政府都可以帮助解决。

高珍回答：没有任何困难，孩子们都大了，有工作，都有收入，不用麻烦政府。

邓颖超提出是否给高珍安排个工作，想让她补韩诵裳的全国政协委员。高珍婉言谢绝了：我是家庭妇女，这一生没有接触过政治。

两人聊起当年在学校里的事，邓颖超提到校刊，她说：我记得有一期上登着咱俩的文章，你一篇，我一篇。

于是高珍把保存多年的一份校刊拿出来，展开一看，果然如此。邓颖超喜出望外：“借给我看看吧。”

高珍交给她：你拿走吧，送给你吧。

后来邓颖超对韩德莊说：你母亲高珍，高大姐，在女师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学生，可惜嫁到韩家大门，这辈子就淹没了。

四、

一年后的夏天，外公家（我们以后改口叫外婆家了）就搬出了南柳巷25号，安家在朝阳区金台路水碓子的一处公寓楼。

与老宅的告别很急促，也很彻底，说搬就搬，说走就走，颇有外婆高珍的风格，据说也是她的意思，她说过：什么花枝柳巷的，不像正经人住的地方。

外婆高珍以后几十年的经历，可以从几次搬家勾勒出来：

第一次：1964年春天，她搬出南柳巷，新家在朝阳区金台路水碓子小区。

这个小区的楼房，据说是清华大学设计的，当时是北京市首批预制板结构，楼层比较高，房间布局合理，每间房都刷了不同颜色的涂料，设施也比较先进，厕所装有抽水马桶，冬天有暖气供应。外婆和三舅家拥有乙七楼三单元二号和四号两套住房。

表妹艺思回忆：二号在一楼，三间一套，两间向阳，一间向北。我和奶奶住一间，爸爸妈妈住一间。向北的一间作为客厅，摆放了沙发和从南柳巷带来的一对欧式风格硬木玻璃柜。

四号在二楼，两间卧室全向阳，留给大大爷和二大爷回家时用。也摆了一些从南柳巷带来的木箱子、柜子。存着一些奶奶想保留的书画、衣物。中间的厨房也是向阳的，一直给保姆住着。

艺思记得：一楼有一间外面有个阳台，奶奶在阳台外种了一些大麦熟，开花的时候，红得灿烂。是啊，对于外婆来说，终于摆脱了南柳巷的胡同和大宅门，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心情如花儿怒放。

只是外婆对二层4号的安排，还保留着在南柳巷时的规矩：尽管大舅、二舅已经成家在外，但家里总有房子留给他们。二舅妈陶森进门不久，就体会到了韩家重男轻女的规矩：正赶上你外公的葬礼，我发现在亲属席上，韩德章、德刚、德扬三个儿子和我们三个儿媳站在上一层，你妈妈和德莊站在下一层。当时我就嘀咕：韩家这么重男轻女呀。

外婆搬到水碓子，不到两年，文革就开始了。1966年6月韩家被抄家：据表妹回忆：来者是三楼的邻居（某局的一个处长）之子，带了25中的红卫兵。家里大部分东西被抄走。一楼的房间被没收，被强占，只留二层4号给外婆和三舅一家住。三单元二号被贴上封条，他们只来得及搬走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

艺思说：奶奶文革时被剃成阴阳头，白天强迫劳动，出去拔草、扫街。

文革给外婆心里留下极重的阴影。30多年以后，老人家病危在半昏迷之中，忆斯在她耳边喊：“艺欣回来了！”（三舅的小女儿，从英国回来）外婆说：“艺欣回来了好，赶快出去开会去！”

第二次：

1975年左右，为解决文革被强占的房子，水碓子原有的五间房经协调，置换成两套房，其中有一套在三里屯路北24楼一门四号，外婆希望单独住，就和三舅家分开，搬到这里。外婆家在二层，两个房间，一大一小，中间有个六、七平方米的小厅，正好放饭桌。

最初姨姨韩德莊和外婆一起住，但不久她的癌症病情加重，瞒着外婆说要回自己在农丰里的家住一阵，而我家小五徐浣就代替姨姨来陪外婆。那时她考上了北师大一分校中文系，上学的地点就在东大桥，离三里屯坐公交车三站，骑自行车15分钟，正好两下都方便。她在外婆家从1979年10月一直住到1984年4月。她回忆起往事：

婆婆当时八十多岁，思维清晰，话不多，都讲在点上。喜欢听外边发生的大小事。喜欢说点旧事，可惜当时不懂珍惜，没往心里去。

天天不落读晚报，每晚必看电视，以致看得视力退化。

一般生活自理，如洗涮梳妆，她都有条不紊。特别是每隔几天必须灌肠，她自己操作，从来不求人。

当时有个住在附近的老陈帮忙做饭买菜，人很好，会聊天，婆婆挺喜欢她。上午她来收拾屋子多做些饭，晚上我热热就行。我有助学金，每月给婆婆20元。

我周六回北大，周日晚回三里屯，几乎每次都带回很多妈妈让买的吃的和用的。

1981年秋天老陈出车祸，那一段时间都是我做三餐。常常是早上热好牛奶和粥，摆上桌就走了。中午两个小时从学校赶回家，路上买点包子、馒头一类的，匆匆吃完再回去上课，下午五点多到家再烧菜做米饭等。只记得每天跟打仗似的，分秒紧张，好在走读，迟到旷课都无妨，况且下午也常有没课的空闲。

五、

这次写作我翻检出几封旧信，正好是外婆在三里屯居住期间来往的。其中有三封信，从不同的侧面留下了当时的生活痕迹。

第一封，外婆写给女婿孙会元的，摘录几句：

我看了德莊的病状，万分伤痛

医院大夫们即已束手无策 无法挽救 只是干看着等待最后一刻

与其如此 何不作最后努力 请一个老中医来看看作万一之想……

外婆在信尾写道：带去人参少许，原是你们还未搬家时沙蒂送德莊的，当时她说她不能吃参 虚不受补 沙蒂就转送给我  现在病人已虚弱到如此地步，我想用少量（一小块煮水代茶）浸润喉唇比茶有力……

这封信写于1980年2月3日。姨姨韩德莊乳腺癌转移病危，外婆赶去肿瘤医院探视，她心里明白，已经到了生离死别的时候，这是和女儿见的最后一面。据说，外婆一进病房，就抱住了姨姨。我估计这封信是回来以后立即提笔写的，可惜没有什么回应，发出后第15天，姨姨就去世了。外婆把韩德莊的抚恤金全部捐给了北京市盲童学校，从此，在她的口中再也不提爱女韩德莊。 

还有一封信，是我的大舅韩德章1982年写给外婆的。全文如下：

母亲大人安好！

听说您摔了一跤，至为惦念，不知是否因高血压头昏而至，希望及时检查。我进来血压也达到170  110.正在服用复方降压片即芦丁。眼睛一时好不了，医生说白内障迟迟不向第三期发展，迄今还不能做手术。又说身体身体愈衰老白内障发展得愈快。那么宁愿白内障发展得慢些好。

写字很困难，写出字来自己都看不清，不仅缺笔少划，有时还串行，现在正学习吴南愚刻牙技术（现称微雕艺术）不用眼睛看纸，而摸索着写，不料已初步略见成效，可见无攻不可克的难关。

小宁宁对“老奶奶”留有深刻的印象还没忘那几条金鱼。昨天称了体重已达二十九市斤，体高是二尺七，在农大同年龄的小朋友中已被称为大个儿。

附寄歪诗一首以备高堂一笑，所谓诗虽不佳盖纪实也。

草此叩请   福安

并补叩年禧

男  德章 敬上    二月二十四日

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我的外婆高珍是大舅韩德章的后母，仅比他大9岁。但自从高珍进了韩家的门，作为长子的韩德章就十分恭敬，尊称为娘。1982年大舅已是77岁的老人，身体日渐衰弱，但他仍坚持孝道，隔一阵子就进城去看娘。

我妹妹徐浣说：大舅进门就叫娘，两人话不多，没长句，互问几下就没词了。坐个十几分钟就走了。记忆里没在家中吃过饭。从农大到三里屯相当远，要倒好几次车呢！可他还是去，想想真不容易。

见面话不多，但书信里话却不少。信的内容丰富，大舅提到他在学习微雕技术用以摸索着写字；提到孙辈小宁宁还记得“老奶奶”，记得那几条金鱼，都颇有生活的意趣。特别此信一头一尾的用语、体例，也让我们这些中国书信文化的文盲长长见识。

与此相映照的还有一封外婆写给我母亲的信，发于1985年11月12日：

德常

明天就是你七十正寿的佳辰 真难相信你亦是古稀之人了  你的孩子们一定为你庆祝一番 寿糕一定不少  我就不必锦上添花  何况没有人去买（阿姨不会） 所以派陈阿姨送去浮水一支 平安果四对  聊佐预祝晚宴

祝你正寿过得快乐

并祝健康 

 献瑜同此至喜   

母字   1985 .11 .12

外婆高珍，同样也是我母亲的后母，她比母亲大19岁。她和母亲的关系也很好，晚年亲情更甚，母亲时时挂牵着老太太独居的生活。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第二天，阵雨频乃，母亲吩咐老二徐溶马上进城，把外婆接到我们家住。于是整整三个月，外婆和我们家挤在一个抗震棚里，母亲铺设了最舒服的位置让外婆休息。而外婆每天拄着一根拐杖，在燕东园的一段小路上锻炼走路。她说：我决不能连累了你们。

如此母女情，在上封祝寿信也可见一斑。当时外婆住在城里，她特意派保姆送到燕东园来，寿礼很有讲究：四对平安果，就是八个大苹果。只是浮水一支，我考证了许久，没有弄明白是什么。

最后还想展示一封信，虽然字迹是别人代笔的，但显然出自外婆的口授。

全文如下：

德章 德常 德刚 德扬：

接到你们表态的信，这固然是你们的一份心意，但我不能那么做。我虽是法律上的房主，而房子不是我置的，不管多少应该人人有份。现在我自作主张。

我留一半作为养老日用费，其他一半分给大家。虽然每人所得无几，亦可作为纪念，你们不必推辞。如果你们不需要，那就给你们的孩子们。

                                                 母字   

                                                       1984.5.27

  咏华、权华两位老姑太太生活比较优裕，因此各送    元作为纪念。

必须说明背景：1984年，拨乱反正，各方面都在落实政策。其中有一项涉及到南柳巷25号过去的经租房，当时除韩家自用的28间半以外，还有70多间房屋租给了中华书局用作职工宿舍。现在国家要全部收购，付给原房主一笔补偿费。

外婆正是针对这笔补偿费发的“告子女书”。

看来她事先征求过四位子女（韩德莊已去世）的意见，大家都表示全部留给母亲。但外婆言简意赅，讲出不能这么做的原因：我虽是法律上的房主，而房子不是我置的，不管多少应该人人有份。

她提出的分配方案也十分清楚。最周到的是：她还考虑到韩家的两位老姑太太，因为这是老韩家的房产，韩咏华、韩权华也应该有份。

我觉得这篇文字最能体现外婆高珍处理家事的深明大义，还有当机立断的风格。很佩服。

六、

1986年外婆又一次搬家，从三里屯搬到东大桥。为了方便也已经上了年纪的儿女们对她的照顾，1990年又从东大桥搬到海淀的稻香园。1994年她再一次搬家，这次是从稻香园搬到我二舅家中关园45楼去住，从此跟着儿子过了。

外婆的家从城里搬到郊区。搬到稻香园的时候，她说：我住到荒郊野外了。

外婆的家越搬越小。最后只剩一个房间里摆两张床，她和照顾她的保姆各睡一张，区别之在于她睡的是一张席梦思床，阿姨睡的是一张简陋的木板床。

晚年与保姆不对付，成为外婆最大的纠结。母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忙着为她换保姆。

还在三里屯的时候，我妹妹徐浣就发现：老太太平静，从未发过脾气。但对阿姨很挑剔，脸上就看得出来，数落阿姨的不是与和稀泥，成了我俩之间郑重兼嘻嘻呵呵的话题。她的结论是“忍”。

后来忍无可忍了。按照外婆的观念：佣人是不能和主人上一桌吃饭的。现在竟睡到一个屋子里了。但高龄老人日益衰减的体力，已经无法维持她一辈子坚持的体面。即便如此，隔几日需要作的灌肠，她仍然颤巍巍地坚持自己操作。

其实外婆这一辈子始终保持着最大的体面：

她一身中式衣着，永远整洁素雅。百岁之后依然举止端庄，言辞得体，头脑清楚。

她早早地就准备好了自己的寿衣，每年春天拿出来晒晒，再包好收起来。身边的一切日常物件，都整整齐齐。总备有几条极干净的素色手绢，折叠好，放在枕边。

她晚年的手边书是《文心雕龙》、《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为了防止记忆力衰退，外婆背诵白居易的《琵琶行》。到后来，她的目力不行了，就听广播，天天手里抱着一个小收音机，波段频率锁定在评书大鼓。

她从青年时代就是丹青高手，尤其寄情于山水。晚年改练书法，每天挥毫写字。妹妹徐溶记得她曾获得外婆的一副墨宝，上书四个大字：业精于勤。落款为：98岁老人封笔。或许这是外婆所写的最后一幅字。

而外婆内心的坚强与隐忍，令我们后辈敬佩之极：

她的五个子女，四个都走在了她的前面，她在三十年中经历了四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锥心之痛：1980年姨姨韩德莊病逝，1988年大舅韩德章病逝，1990年我母亲韩德常病逝，2000年三舅韩德扬病逝。尤其三舅，她最喜欢的儿子，她知道他又病了，但一句话不提，一直到她自己去世，没有人告诉她韩德扬已经走了的消息。二舅妈说：老太太心里什么都清楚。

外婆高珍2001年8 月24 日驾鹤西去。享年105岁。

她是韩家寿命最长的老人，1896年至2001年，跨过了三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