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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泓 | 忆二舅:北大教授韩德刚

二舅韩德刚,在母亲娘家的亲戚里,与我们家关系最好。第一,他和我父亲合得来,几乎无话不谈;第二,他和我们最亲。我们从小就是在听二舅讲福尔摩斯侦探故事中长大的。

韩德刚,他是我母亲同父异母的弟弟,19264月生于大连,1932 年随父母回到北平南柳巷家中。

打排头兵的韩德刚,那时6岁,穿着一身小制服,精气神十足。虽然他比身后孪生的妹妹仅出生早一点,但端正、稳重、大方的模样,颇有大哥哥相。

韩家的人多少都有些音乐天赋,韩德刚也不例外。他酷爱小提琴,也能拉上几首名曲。我小时候到南柳巷外公家去,喜欢钻进二舅住的房间,看他举起琴弓,熟练地拉起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但直到这次写作时,采访二舅妈陶森,我才知道二舅并不识五线谱,全凭耳朵记下来的。

在二舅房间的墙上,还醒目地挂着一幅炭笔素描肖像:美国著名女影星费雯丽。我好奇地问:从哪儿买的?二舅说:自己画的。随手从桌子上纸堆中又抽出一张英格丽褒曼的肖像。“换着挂。”从那时起,我就很崇拜二舅的美术天才。

1950年代中期,二舅已经是北大化学系讲师了,他去武汉出差,给我们寄来一封信。我记得两页信纸,都各有一半儿是画,他把武汉所见所闻,用几笔就速描出来。我印象最深的是街头拉洋车的,两人座,一男一女,画得活灵活现。二舅让我们猜和北京的洋车有什么不同。

二舅的履历最简单,从学校到学校:小学上的是师大附小,中学上的是育英中学,1945年考入辅仁大学化学系,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继续攻读物理化学,1950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随之迁入燕园,在北京大学化学系任讲师、教授、物理化学教研室主任,直至19927月退休。在北大执教40年。

旁人都说:韩德刚不爱说话,不善交际,对人对事淡淡的。但我们眼里的二舅,从来都是热情、幽默、善谈的。他满口故事,每个周末几乎长在我们家,给我们讲大侦探福尔摩斯,《四签名》、《王冠上的宝石》、《巴斯特维尔猎犬》……表情生动,语言丰富,悬念接着悬念,吓得我们睁大了眼睛。我成年以后去看福尔摩斯的书,总也找不到听二舅讲时的快感了。

二舅和我父亲最投缘,两人见面就打开了话匣子,天南地北聊得酣畅。听母亲说,两人默契的关系在她刚结婚的时候就建立起来了。1944年父母婚后住在东城米粮库,租的是蒋恩钿的房子,一个小偏院。那里距离二舅上的育英中学,和后来考入的辅仁大学都不远。二舅放学后不回家,就往姐姐家里跑,找姐夫聊天,吃姐姐做的饭。那时我母亲初下灶台,有时连面条都煮不好,在她家的葡萄架根部埋了不少锅不成功的面条。但无论什么饭食,二舅都吃得津津有味。以后到北大燕东园40号,二舅还是如此,在没结婚以前,几乎每周都来。和父亲聊天,给我们讲故事,再吃一顿饭。不过这时我们家的饭好吃了,有个大师傅张贵掌勺呢。

听韩家人说,二舅从小有些“各色”。按照二舅妈陶森的话:生在这个家庭,不少举止不合这个家庭的要求,特别不合奶奶(指我的外祖母高珍)的要求。不是受什么革命的影响,而是天生的。

她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过年,奶奶早就给每个孩子准备好了一身新绸袍,要带他们去拜年。结果你二舅用烙铁把蜡笔融化了,在袍子上留下一片污渍。奶奶又气又无奈,只好不带他去了。

二舅妈当然不是亲眼所见,只是事后听说。但我的母亲却多次说过:

二弟德刚从来不爱穿新衣服。新衣服拿来,他得把它揉搓够了,弄出许多褶子,才肯穿。母亲一看到我家老四徐浩也在揉搓新衣服,就叫起来:你怎么和二舅一模一样啊!

我感到二舅与韩家人的不同,是在这次写家史对他的采访时。我只在他的叙事中听到 “两个不同阶层的对立”,以及他对下层的关注。比如讲述到南柳巷周围环境中,他注意到:琉璃厂边有一个哈记牛肉面,在那里吃面的人,蹲在地上,端着大海碗,挑起的面条特粗,像铁条。娘不让吃,她说那是劳动人民吃的。

也只有他注意到了:家里每年有看坟的老庞、小庞送桃李瓜果来。我娘说是野人,不让进屋。

这次二舅妈讲到一件事,更强化了我这个印象:你二舅上的育英中学在东城,离南柳巷比较远。家里有包的洋车,奶奶吩咐车夫每天送他们上下学。你二舅坚决不坐,执意要骑自行车上学。他说:我在车上坐着,别人蹬车拉着,我受不了!后来他就一直骑车上学。他说: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自由啊。那几年我骑车跑遍了北京城里每个犄角旮旯。八大胡同也去过吗?他说:当然了。那些地方招徕客人,都在楼上。

我在姨姨韩德莊的日记中找到“二舅骑车”的证据: 今天是我和哥哥的生日,姑妈每人给一万元,娘爸给两万,大哥给哥哥换了车座子,给我买了一副白手套一块头巾。大哥真细心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最需要的。这也许是大嫂的功劳,但大哥也很会买东西,娘说他很摩登,因为他买的手套样子、头纱颜色都很好很好。吃面时爸也在家真难得,姑妈姑父也请过来吃的,我很满意,新厨子手艺不错,而且今天的气氛非常好丝毫不紧张,大家有说有笑的。

解读一下:这则日记写于1946415日,韩德刚韩德莊这对孪生兄妹20周岁生日。南柳巷25号生日气氛很浓,长辈有礼金馈赠(查了一下:两万元相当辅仁大学的学费),大哥买了生日礼物。韩德莊称呼我的大舅韩德章为大哥,我母亲为大姐,二舅韩德刚为哥哥,三舅韩德扬为小弟。请注意日记中的这一句:大哥给哥哥换了车座子,给我买了一副白手套一块头巾。大哥真细心,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最需要的。韩德刚当时已经上了辅仁,还继续骑车上学,他的自行车折旧速度最快,车座子都骑坏了,大哥送他的生日礼物正是换上一个新车座。

二舅在辅仁大学念一年级时,还有一段故事:这所学校是德国教会主办的,神甫上课讲德文。韩德刚听不懂,被一个叫宋德刚的神甫点名:还有一个和我同名的韩德刚站起来!二舅站起来,却张口结舌,无法回答神甫所提的问题。他说:把我一下子踩到脚底下了。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大打击。这年暑假,在最热的天气里,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几乎不出来,天天在啃父亲韩诵裳当年留日时念的电化学书,那是一本德文教材。40天以后开学了,韩德刚坐在二年级的教室里,这时的他已经不怵任何课程,能够流利地回答神甫的各种问题。

1948年二舅与先他一届的师兄刘若庄相约,一起考取北京大学化学系的研究生,师从现代物理化学的奠基人之一唐敖庆先生。19529月唐先生调任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与蔡镏生先生(前燕京大学化学系主任)创建化学系。韩德刚和刘若庄都留校任教,随之并入新北京大学,搬进燕园,韩德刚担任了黄子卿先生的助教,而刘若庄去了北京师范大学。虽然后来韩德刚从事化学动力学研究,刘若庄从事量子化学研究,但俩人保持着终生的友谊。

为黄子卿先生当助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位先生所讲的大课“物理化学”,是学化学的学生必修的理论课,内容覆盖化学、物理、数学诸科。学生们都知道这门课的重要,因为“学不懂这门课就白学化学了”。他在西南联大为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讲授这门课,声誉很高。有学生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记忆中老师穿着蓝布大褂,戴厚黑边框眼镜,正在昆明新校舍破旧的泥墙教室中作精彩的理论化学讲演,使学生居然暂忘饥饿与困苦,而对大自然一心向往。

1993年北大化学系63年毕业生返校座谈,在回答对哪位老师教课印象最深时,他们异口同声:“黄子卿先生讲的物理化学

“黄先生的课好在什么地方?”

他们笑笑说堂上从来没有全听懂过

韩德刚当年作的就是这门课的助教。物理化学第一班的学生总结出了学习经验:黄先生讲完,还得听韩先生讲一遍。

连黄子卿的儿子都对韩德刚说:你比我爸讲得好。

二舅说:教书与做学问是两回事。黄先生是大家,论起学问没的说,但教书是另一种创造。有的人就是不善于讲课。第一个就数梅贻琦,他是大教育家当之无愧,但他教书就是讲不清楚。

二舅毫不客气直指他的五姑父梅贻琦。论事评人的直言不讳,也是二舅的特点。但他很谨慎,只有在谈得来的人面前才会如此,除了我父亲,还有一位亲戚吴鹤龄,他是邝大表姨的老公,北大生物系教授,他与韩德刚遇见,也经常站住就聊上一个小时。匆匆赶回家,邝大表姨问:上哪儿去了?他说:和韩二哥在东门外聊天。

我这次写作时曾追问吴鹤龄表姨夫:您和二舅聊什么?他说:一是聊专业,比如胶体化学,我们对这门新学科都有兴趣,二是聊北大的教学与科研,韩二哥对当前不满,很有个人的看法。我们还喜欢聊国际时事。

回想一下二舅和父亲热火朝天的聊天,好像也主要是这三方面内容:一是新学科,一是教改,还有一个是天下大事。我父亲是从物理转为数学的,从根上就与二舅有共同的理论素养和兴趣。至于谈到教改,他们俩都属于专业骨干,对“外行领导内行”搞的那套,比如教育部下达的某些文件,很不感冒。二舅善于用一针见血的冷幽默评点之,引得父亲会心的哈哈大笑。

1953年学校推荐韩德刚到北京钢铁学院为学生上大课“物理化学”,周培源副校长说:在北大一个青年讲师能上大课太不容易,到外校出头机会就多了。果然,韩德刚在钢铁学院的大课“物理化学”一炮走红,他讲课基本概念清楚,逻辑严密,语言生动,又秉承了黄子卿先生的严谨、一丝不苟,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在钢铁学院教学两年,并带出了一个物理化学教研组,韩德刚谢绝了盛情的挽留,还是回到未名湖畔。从1954年起,他接过了北大化学系物理化学大课的讲授,一直讲了近40年。退休后又教了两届。

二舅的婚姻大事一直拖到1962年初才解决。那时他已经虚岁36了。突然间就带来了一个二舅妈:圆脸,直发,戴眼镜,一身制服装,动作麻利,气质有些男性化。二舅介绍说:陶森,清华大学电机系的老师,系分团委书记。我们都有些吃惊。这个形象和政工干部这个职业,在韩家的亲戚中,不大一般。但看二舅很高兴,二舅妈也是个自来熟,和我们很快打成一片,再加上又吃了不少喜糖(1962年正是困难时期,吃糖也不容易),好像二舅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于是事情就波澜不惊地过去了。过了两年,我们的小表妹韩彤出生了。1965年二舅家从校内的24斋集体宿舍搬到燕东园北边的六公寓,和我们家成了近邻。

二舅完全不符合韩门家风的择偶观,在我心里始终是个谜。

在这次写作中,我对年已84岁的二舅妈陶森做了详细的采访,终于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您和我二舅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第一次见面,1961年,是在丁石孙家。我妹妹陶晶和他们同住在中科院一个宿舍的对门,两家非常熟,而丁石孙的夫人桂琳琳,当时是北大化学系党总支书记。他们从中牵的线吧。记得那天打牌、聊天、吃饭,而你二舅既不会打牌,也不善言谈。但那天的话题大家有共同语言,聊的是反右倾运动的错误。

必须做一个人物与时代背景解读:

丁石孙,对!就是1984年至198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那位丁石孙。季羡林先生在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说过: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被称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另一位就是丁石孙先生。

那时的丁石孙30岁出头,高个子,上海人。1952年院系调整时他从清华并入北大数学力学系任助教。当年就加入了民盟。据二舅妈陶森说:当时高校党组织挑选了一批青年骨干教师,先让他们加入民盟,条件成熟后再入党。你二舅也是那时候加入民盟的。

丁石孙讲过他担任北大数学力学系民盟小组负责人时的情况:

我的兵都是教授呀!有江泽涵、段学复、徐献瑜、吴光磊、程民德、胡祖炽等, 一共七八个人呢! 民盟本身有个系统, 但在系里由共产党管。当时民盟的主要活动是学习苏联。而系里年纪大一点的民盟成员认为苏联并不怎么样。我作为小组长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开会说服大家要学习苏联。因是民主党派,大家畅所欲言,气氛轻松热烈。徐献瑜教授住燕东园40号,客厅宽敞,大家就在那里开会。加之徐家大师傅菜做得特别出色,有时会后众人美餐一顿,堪称锦上添花。

丁石孙195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跟不上形势,不够左,挨了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下放到斋堂劳动。1958年回校他想好好抓代数教学,又被学生贴大字报说“科研脱离实际”。1959年至1960年反右倾中,丁石孙受所谓的“房地产问题”和“父亲的问题”诬陷,竟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1961年开始甄别平反,丁石孙在当年暑假恢复了讲大课、继续教代数的资格,1962年正式平反,恢复党籍。

二舅和二舅妈初次相亲,在丁石孙家里正逢这个档口,大伙一直在议论甄别平反这个事。二舅妈说:有点本事的老师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的老师好几个都被打成了,在清华叫“新富农”。我还问丁石孙:怎么把你党籍都开了?清华没有开除人。那时丁石孙快平反了。你二舅已经入党了,桂琳琳发展的。第一次见面,你二舅就觉得和我谈得来。而我干的这个活儿(指高校政工干部)就是会看人,做的是人的工作。我不喜欢张扬的人。桂琳琳说韩德刚:虽然话不多,但真诚从不说假话。我看的确没错。

我问:你们谈了多久恋爱?有无花前月下?

二舅妈一撇嘴:就你二舅?

我反唇相讥:就你?咱们得两边说,是不是?

两人没办婚礼,因为三年困难时期还没有结束,也因为两人都不喜欢应酬、不愿搞繁文缛节的俗套。

二舅妈说:只在四川饭店请了一次客,丁石孙夫妇、我妹妹陶晶夫妇,还有桂璐璐夫妇,桂璐璐是桂琳琳的妹妹,当时念化学系,是韩德刚的学生。大家都非常高兴。我们没在南柳巷办什么事,我结婚只做了一件棉袄,还是蓝色的。我记得刚结婚二舅就带着我去了你们家。我觉得,在他的心里,你爸才是他的大哥。

但我相信这位大哥至今也不知道丁石孙是二舅的媒人之一。

1964年二舅下放参加四清,还担任了一个工作队的队长。北大去的是位于门头沟的老区斋堂,条件很艰苦。二舅妈记得,二舅每次回家都带着一身跳蚤。

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了。清华是除北大之外另一个地震中心。陶森很快成了批斗对象。在初期斗走资派的阶段,她因为是主管学生工作的系总支副书记,首当其冲,很快被学生揪斗。在1968年两派斗争的阶段,她因为表态支持了蒯大富的“井冈山”,被对立面“414”再揪出来,关在在科学馆地下室黑屋子里100天。1969年她下放到清华五七干校(也在江西鲤鱼洲)劳动改造。1972年从干校回来后,她因为“认罪态度不好,不给分配工作,天天在白菜窖劳动,继续接受批判,一年多系里给她竟开了100场批判会。

在这不堪回首的岁月里,二舅撑着这个家。二舅妈给我讲二舅,张口没多久,就谈到这段往事:

你二舅为人宽厚,看事透亮,又不纠结。对我的家人也一样。他知道我有责任在那儿。我母亲中年守寡,拉扯大我们6个孩子。后来她没有了退休金,韩德刚亲自到天津把老太太接来家里住。我在贵州的姐姐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最苦的苗寨。她把小孩给我们送来了。我的小弟弟到新疆去上大学,学哈萨克语,那边冷,你二舅二话不说,就把自己一件黑色的皮外套给了他。你舅舅没结婚前是有名的钻石王老五啊。但婚后我俩没有一点存款,全都花到我的家人身上了。

1968年春天,我的母亲听说陶森被关起来了,成为清华派性斗争的一个牺牲品,为二舅家又着急又担心。她嘱咐老二徐溶常去六公寓看看。那时二舅家除了表妹小彤以外,还有一老一小,胖墩墩的逗逗和瘦高高的逗姥姥。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二舅和他的丈母娘性情作派迥异。二舅向来烟酒不沾,逗姥姥烟酒嗓儿,每天手里夹着烟,三顿饭不离酒杯。她的老公原在海关任职,家里也阔过;老公去世后,她当小学教员,抚养6个孩子(陶森是老二),紧日子也过过,但文革这种高压下的折磨,她可从来没有经受过。她对徐溶说:我天天喝酒不为别的,我一听清华两派高音大喇叭对着叫阵,就浑身哆嗦,害怕又要揪斗陶森。我吃不下饭,只能以酒为生,这是慢性自杀啊 。

二舅闷声不语,每天到学校参加运动。回家见到俩个眼神警惕、又懂事的小女孩,三岁的小彤,四岁半的逗逗,她们都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自己的妈妈了,赶紧带着她们出去玩。

母亲听了我妹妹徐溶的汇报,又看到二舅安之若素,和丈母娘之间虽然基本无话,但相安无事地过日子,逐渐放下心来,只连连说:二舅和逗姥姥都不容易。 

1979年,二舅最先体察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知识分子政策变化。这一年北京大学刚恢复职称评定,韩德刚因长期担任主要基础课的教学任务,教学成绩突出,被批准从讲师越级提升为教授。据说当年北大越级提拔的只有三个人,我还查到了一个人是丁石孙。一个普通的一线教员被越级提拔,也只有在那时候的北大才会发生。

19832月,韩德刚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访学半年。

他的住房条件也很快得到改善。

此时,燕东园作为教授住宅区的边界继续被突破。一大组新楼群:10栋五层的红砖楼房,直接盖到了燕东园北边的那一大片荒疏的地方。原有的树林子,残垣断壁的围墙,还有坡地土沟,果园子,一律经过砍伐、填埋、平整,北大3140公寓矗立起来。每栋公寓都是四个单元门,除一层两户以外,其它都是一层三户。公寓楼群南边的公共车棚,两间社区用房,已经紧贴燕东园桥东21号、22号、23号小楼北边的院墙。二舅家住的 37楼,就是距离老燕东园最近的一栋。走到我们家,不过200米。

那时候我们两家的来往方便极了。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开晚饭了,我家下面条,二舅家包饺子,两边一声招呼,二舅上我们家吃炸酱面来了,而我的儿子小路欢天喜地跑到舅公家吃饺子去了。

1973年,47岁的二舅喜得一子,圆头圆脸,五官周正,模样喜人。这也是韩家的大喜事:我外祖父韩诵裳那一代就是阴盛阳衰,他一根独苗单传(还有一个男孩早夭),下一代虽然有三个儿子,但大舅、三舅都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现在二舅妈终于在生了一个女儿9年之后,生下了一个男孩。韩家的香火终于有传承了。外婆高珍为孙子起名为“续”,二舅妈嫌太直白,改为同音的旭,三舅更干脆,直接叫他“韩根儿”。于是我们一窝蜂地跟着叫他“根儿”、“小根儿”。他还有一个昵称“小舅舅”。他比我的儿子小一岁,可论辈分他是舅舅,因此我们也跟着小路一窝蜂地叫他“小舅舅”。

这个称呼传出去了。有一天,北大幼儿园放学,各班分别排着队回家。我儿子小路那支学前班的队伍,正好和小根儿大班的队伍前后而行,于是整队的孩子跟着小路一起高喊起来:小舅舅!小舅舅!此起彼伏,好生淘气。

当时,北大幼儿园也搬进了燕东园,把桥东26号(洪谦先生、吴达元先生家)、27号(朱光潜先生家)两栋楼房都占了,改造成幼儿园教学用房。从幼儿园大门出来,面向西,走小马路,过桥,桥下右边就是我们家。这个齐声呼唤小舅舅的有趣场面,几乎就是在我们家院子前、我们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因此至今难忘。

几年以后,二舅又搬家了。北大在中关园拆了一批平房,把这个园子基本改建成了一个拥有85层楼的公寓区。与燕东园公寓相比,档次更高一些,每栋五个单元门,每户大多为三室一厅。小区的道路、绿化也经过规划设计。当时分到此处房子的多为北大的教授、副教授。二舅搬到了45楼三层 。五姑婆家的梅祖彦表舅也搬进了这个小区,因为表舅妈刘自强在北大西语系任教。

二舅新家虽然离燕东园远了一些,但在我们家所有的亲戚里(包括父母双方)还是最近的。尤其1986年 以后,外婆高珍又住到了这里,于是我们和二舅家之间的走动再度频繁起来。

2001年随着百岁的外婆离去,我母亲这边的亲戚只剩二舅一家了。

这时他家搬到了蓝旗营公寓,这是北大清华联合建的独立小区。十几栋高层公寓,围着中间6层的10号与12号楼。这两栋楼被称为院士楼,住户均为清华北大教师中的两院院士,以及两校的校级领导。二舅家在10号楼一层。单元门外小路旁有一棵玉兰树 

这次是二舅沾了二舅妈的光。陶森早已从电机系调到学校工作,当时任校长助理,主管项目与财务,1988 年任清华大学总会计师。

二舅妈说:你二舅对我干的工作不屑一顾,后来我已经做得很好了,他还说:还是回系里搞业务好。

 二舅搞了一辈子物理化学的教学与科研。退休后仍然身兼数职: 《物理化学报》执行主编、教育部教材指导委员会成员、《大学化学》顾问等。       

在这次写作访谈时,我特意问二舅妈:

我们小时候,二舅那么疼我们,他自己有了孩子,还不是要疼死了?

二舅妈说:你二舅很少用语言来教育孩子,他那个人站在那儿,就是教育。

韩旭上大学时,因为不喜欢上某些课,先是逃课,后来干脆退学了。那是我和你二舅感到最揪心的事。要知道他上的是中国人民大学,进的是新闻系啊。我俩赶到稻香园,那时韩旭住在那儿,领着一帮男孩子在搞乐队。我们开门进去,一看那架势,你二舅一句话没有说,我原指望他说说儿子,结果他一言未发,但回家几天头发就白了,他知道儿子没法回来了。女儿支持弟弟,送他到新加坡学音响工程专业,回来后韩旭就正式入行了。

终于韩旭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了韩家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一条路:他先在滚石、又到战国,后来到华谊兄弟,最后干出来了,当上了独立音乐制作人。

二舅晚年几乎整天坐在电视前边,他不喜欢看电视剧,说:那全是瞎编的。他爱看球,什么球都行,那才是内行看门道。我们都记得小根儿小时候足球踢得好,足下功夫是二舅一手教出来的。当年50多岁的二舅,几乎每天傍晚带着小根儿在北大东操场踢球。

二舅回忆起自己的少年时光:

我在育英中学上学的时候,是校排球队队员,还是校体操队队员。每次出去做体操表演,校长都给我们每个人两个鸡蛋,还有一小碟酱油。

二舅韩德刚病逝于2017年2月16日。享年91岁。

他在去世前向女儿交代了五条:不开追悼会、不开追思会、不买墓地、不留骨灰、海葬。

女儿韩彤、儿子韩旭为父亲刻录了一个纪念光盘。标题为:德泽惠人  无欲则刚。

家人按照他的遗嘱,到了天津,韩家的祖辈所在地,租了一条船,驶向大海,把他的骨灰洒向大海。

韩德刚与韩德莊,一对孪生兄妹,我外祖父家的两位共产党员,最后的归宿都没有回到家族,一个葬在无垠的黑土地上,一个葬于无垠的大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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