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韩德刚，在母亲娘家的亲戚里，与我们家关系最好。第一，他和我父亲合得来，几乎无话不谈；第二，他和我们最亲。我们从小就是在听二舅讲福尔摩斯侦探故事中长大的。

韩德刚，他是我母亲同父异母的弟弟，1926年4月生于大连，1932 年随父母回到北平南柳巷家中。

打排头兵的韩德刚，那时6岁，穿着一身小制服，精气神十足。虽然他比身后孪生的妹妹仅出生早一点，但端正、稳重、大方的模样，颇有大哥哥相。

韩家的人多少都有些音乐天赋，韩德刚也不例外。他酷爱小提琴，也能拉上几首名曲。我小时候到南柳巷外公家去，喜欢钻进二舅住的房间，看他举起琴弓，熟练地拉起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但直到这次写作时，采访二舅妈陶森，我才知道二舅并不识五线谱，全凭耳朵记下来的。

在二舅房间的墙上，还醒目地挂着一幅炭笔素描肖像：美国著名女影星费雯丽。我好奇地问：从哪儿买的？二舅说：自己画的。随手从桌子上纸堆中又抽出一张英格丽褒曼的肖像。“换着挂。”从那时起，我就很崇拜二舅的美术天才。

1950年代中期，二舅已经是北大化学系讲师了，他去武汉出差，给我们寄来一封信。我记得两页信纸，都各有一半儿是画，他把武汉所见所闻，用几笔就速描出来。我印象最深的是街头拉洋车的，两人座，一男一女，画得活灵活现。二舅让我们猜和北京的洋车有什么不同。

二舅的履历最简单，从学校到学校：小学上的是师大附小，中学上的是育英中学，1945年考入辅仁大学化学系，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继续攻读物理化学，1950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随之迁入燕园，在北京大学化学系任讲师、教授、物理化学教研室主任，直至1992年7月退休。在北大执教40年。

旁人都说：韩德刚不爱说话，不善交际，对人对事淡淡的。但我们眼里的二舅，从来都是热情、幽默、善谈的。他满口故事，每个周末几乎长在我们家，给我们讲大侦探福尔摩斯，《四签名》、《王冠上的宝石》、《巴斯特维尔猎犬》……表情生动，语言丰富，悬念接着悬念，吓得我们睁大了眼睛。我成年以后去看福尔摩斯的书，总也找不到听二舅讲时的快感了。

二舅和我父亲最投缘，两人见面就打开了话匣子，天南地北聊得酣畅。听母亲说，两人默契的关系在她刚结婚的时候就建立起来了。1944年父母婚后住在东城米粮库，租的是蒋恩钿的房子，一个小偏院。那里距离二舅上的育英中学，和后来考入的辅仁大学都不远。二舅放学后不回家，就往姐姐家里跑，找姐夫聊天，吃姐姐做的饭。那时我母亲初下灶台，有时连面条都煮不好，在她家的葡萄架根部埋了不少锅不成功的面条。但无论什么饭食，二舅都吃得津津有味。以后到北大燕东园40号，二舅还是如此，在没结婚以前，几乎每周都来。和父亲聊天，给我们讲故事，再吃一顿饭。不过这时我们家的饭好吃了，有个大师傅张贵掌勺呢。

听韩家人说，二舅从小有些“各色”。按照二舅妈陶森的话：生在这个家庭，不少举止不合这个家庭的要求，特别不合奶奶（指我的外祖母高珍）的要求。不是受什么革命的影响，而是天生的。

她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过年，奶奶早就给每个孩子准备好了一身新绸袍，要带他们去拜年。结果你二舅用烙铁把蜡笔融化了，在袍子上留下一片污渍。奶奶又气又无奈，只好不带他去了。

二舅妈当然不是亲眼所见，只是事后听说。但我的母亲却多次说过：

二弟德刚从来不爱穿新衣服。新衣服拿来，他得把它揉搓够了，弄出许多褶子，才肯穿。母亲一看到我家老四徐浩也在揉搓新衣服，就叫起来：你怎么和二舅一模一样啊！

我感到二舅与韩家人的不同，是在这次写家史对他的采访时。我只在他的叙事中听到 “两个不同阶层的对立”，以及他对下层的关注。比如讲述到南柳巷周围环境中，他注意到：琉璃厂边有一个哈记牛肉面，在那里吃面的人，蹲在地上，端着大海碗，挑起的面条特粗，像铁条。娘不让吃，她说那是劳动人民吃的。

也只有他注意到了：家里每年有看坟的老庞、小庞送桃李瓜果来。我娘说是野人，不让进屋。

这次二舅妈讲到一件事，更强化了我这个印象：你二舅上的育英中学在东城，离南柳巷比较远。家里有包的洋车，奶奶吩咐车夫每天送他们上下学。你二舅坚决不坐，执意要骑自行车上学。他说：我在车上坐着，别人蹬车拉着，我受不了！后来他就一直骑车上学。他说：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自由啊。那几年我骑车跑遍了北京城里每个犄角旮旯。八大胡同也去过吗？他说：当然了。那些地方招徕客人，都在楼上。

我在姨姨韩德莊的日记中找到“二舅骑车”的证据： 今天是我和哥哥的生日，姑妈每人给一万元，娘爸给两万，大哥给哥哥换了车座子，给我买了一副白手套一块头巾。大哥真细心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最需要的。这也许是大嫂的功劳，但大哥也很会买东西，娘说他很摩登，因为他买的手套样子、头纱颜色都很好很好。吃面时爸也在家真难得，姑妈姑父也请过来吃的，我很满意，新厨子手艺不错，而且今天的气氛非常好丝毫不紧张，大家有说有笑的。

解读一下：这则日记写于1946年4月15日，韩德刚韩德莊这对孪生兄妹20周岁生日。南柳巷25号生日气氛很浓，长辈有礼金馈赠（查了一下：两万元相当辅仁大学的学费），大哥买了生日礼物。韩德莊称呼我的大舅韩德章为大哥，我母亲为大姐，二舅韩德刚为哥哥，三舅韩德扬为小弟。请注意日记中的这一句：大哥给哥哥换了车座子，给我买了一副白手套一块头巾。大哥真细心，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最需要的。韩德刚当时已经上了辅仁，还继续骑车上学，他的自行车折旧速度最快，车座子都骑坏了，大哥送他的生日礼物正是换上一个新车座。

二舅在辅仁大学念一年级时，还有一段故事：这所学校是德国教会主办的，神甫上课讲德文。韩德刚听不懂，被一个叫宋德刚的神甫点名：还有一个和我同名的韩德刚站起来！二舅站起来，却张口结舌，无法回答神甫所提的问题。他说：把我一下子踩到脚底下了。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大打击。这年暑假，在最热的天气里，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几乎不出来，天天在啃父亲韩诵裳当年留日时念的电化学书，那是一本德文教材。40天以后开学了，韩德刚坐在二年级的教室里，这时的他已经不怵任何课程，能够流利地回答神甫的各种问题。

1948年二舅与先他一届的师兄刘若庄相约，一起考取北京大学化学系的研究生，师从现代物理化学的奠基人之一唐敖庆先生。1952年9月唐先生调任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与蔡镏生先生（前燕京大学化学系主任）创建化学系。韩德刚和刘若庄都留校任教，随之并入新北京大学，搬进燕园，韩德刚担任了黄子卿先生的助教，而刘若庄去了北京师范大学。虽然后来韩德刚从事化学动力学研究，刘若庄从事量子化学研究，但俩人保持着终生的友谊。

为黄子卿先生当助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位先生所讲的大课“物理化学”，是学化学的学生必修的理论课，内容覆盖化学、物理、数学诸科。学生们都知道这门课的重要，因为“学不懂这门课就白学化学了”。他在西南联大为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讲授这门课，声誉很高。有学生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记忆中老师穿着蓝布大褂，戴厚黑边框眼镜，正在昆明新校舍破旧的泥墙教室中作精彩的理论化学讲演，使学生居然暂忘饥饿与困苦，而对大自然一心向往。”

1993年北大化学系63年毕业生返校座谈，在回答对哪位老师教课印象最深时，他们异口同声：“黄子卿先生讲的“物理化学”。

“黄先生的课好在什么地方？”

他们笑笑说：“堂上从来没有全听懂过”。

韩德刚当年作的就是这门课的助教。物理化学第一班的学生总结出了学习经验：黄先生讲完，还得听韩先生讲一遍。

连黄子卿的儿子都对韩德刚说：你比我爸讲得好。

二舅说：教书与做学问是两回事。黄先生是大家，论起学问没的说，但教书是另一种创造。有的人就是不善于讲课。第一个就数梅贻琦，他是大教育家当之无愧，但他教书就是讲不清楚。

二舅毫不客气直指他的五姑父梅贻琦。论事评人的直言不讳，也是二舅的特点。但他很谨慎，只有在谈得来的人面前才会如此，除了我父亲，还有一位亲戚吴鹤龄，他是邝大表姨的老公，北大生物系教授，他与韩德刚遇见，也经常站住就聊上一个小时。匆匆赶回家，邝大表姨问：上哪儿去了？他说：和韩二哥在东门外聊天。

我这次写作时曾追问吴鹤龄表姨夫：您和二舅聊什么？他说：一是聊专业，比如胶体化学，我们对这门新学科都有兴趣，二是聊北大的教学与科研，韩二哥对当前不满，很有个人的看法。我们还喜欢聊国际时事。

回想一下二舅和父亲热火朝天的聊天，好像也主要是这三方面内容：一是新学科，一是教改，还有一个是天下大事。我父亲是从物理转为数学的，从根上就与二舅有共同的理论素养和兴趣。至于谈到教改，他们俩都属于专业骨干，对“外行领导内行”搞的那套，比如教育部下达的某些文件，很不感冒。二舅善于用一针见血的冷幽默评点之，引得父亲会心的哈哈大笑。

1953年学校推荐韩德刚到北京钢铁学院为学生上大课“物理化学”，周培源副校长说：在北大一个青年讲师能上大课太不容易，到外校出头机会就多了。果然，韩德刚在钢铁学院的大课“物理化学”一炮走红，他讲课基本概念清楚，逻辑严密，语言生动，又秉承了黄子卿先生的严谨、一丝不苟，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在钢铁学院教学两年，并带出了一个物理化学教研组，韩德刚谢绝了盛情的挽留，还是回到未名湖畔。从1954年起，他接过了北大化学系物理化学大课的讲授，一直讲了近40年。退休后又教了两届。

二舅的婚姻大事一直拖到1962年初才解决。那时他已经虚岁36了。突然间就带来了一个二舅妈：圆脸，直发，戴眼镜，一身制服装，动作麻利，气质有些男性化。二舅介绍说：陶森，清华大学电机系的老师，系分团委书记。我们都有些吃惊。这个形象和政工干部这个职业，在韩家的亲戚中，不大一般。但看二舅很高兴，二舅妈也是个自来熟，和我们很快打成一片，再加上又吃了不少喜糖（1962年正是困难时期，吃糖也不容易），好像二舅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于是事情就波澜不惊地过去了。过了两年，我们的小表妹韩彤出生了。1965年二舅家从校内的24斋集体宿舍搬到燕东园北边的六公寓，和我们家成了近邻。

二舅完全不符合韩门家风的择偶观，在我心里始终是个谜。

在这次写作中，我对年已84岁的二舅妈陶森做了详细的采访，终于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您和我二舅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第一次见面，1961年，是在丁石孙家。我妹妹陶晶和他们同住在中科院一个宿舍的对门，两家非常熟，而丁石孙的夫人桂琳琳，当时是北大化学系党总支书记。他们从中牵的线吧。记得那天打牌、聊天、吃饭，而你二舅既不会打牌，也不善言谈。但那天的话题大家有共同语言，聊的是反右倾运动的错误。

必须做一个人物与时代背景解读：

丁石孙，对！就是1984年至198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那位丁石孙。季羡林先生在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说过：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被称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另一位就是丁石孙先生。

那时的丁石孙30岁出头，高个子，上海人。1952年院系调整时他从清华并入北大数学力学系任助教。当年就加入了民盟。据二舅妈陶森说：当时高校党组织挑选了一批青年骨干教师，先让他们加入民盟，条件成熟后再入党。你二舅也是那时候加入民盟的。

丁石孙讲过他担任北大数学力学系民盟小组负责人时的情况：

我的兵都是教授呀!有江泽涵、段学复、徐献瑜、吴光磊、程民德、胡祖炽等, 一共七八个人呢! 民盟本身有个系统, 但在系里由共产党管。当时民盟的主要活动是学习苏联。而系里年纪大一点的民盟成员认为苏联并不怎么样。我作为小组长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开会说服大家要学习苏联。因是民主党派，大家畅所欲言，气氛轻松热烈。徐献瑜教授住燕东园40号，客厅宽敞，大家就在那里开会。加之徐家大师傅菜做得特别出色，有时会后众人美餐一顿，堪称锦上添花。

丁石孙195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跟不上形势，不够左，挨了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下放到斋堂劳动。1958年回校他想好好抓代数教学，又被学生贴大字报说“科研脱离实际”。1959年至1960年反右倾中，丁石孙受所谓的“房地产问题”和“父亲的问题”诬陷，竟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1961年开始甄别平反，丁石孙在当年暑假恢复了讲大课、继续教代数的资格，1962年正式平反，恢复党籍。

二舅和二舅妈初次相亲，在丁石孙家里正逢这个档口，大伙一直在议论甄别平反这个事。二舅妈说：有点本事的老师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的老师好几个都被打成了，在清华叫“新富农”。我还问丁石孙：怎么把你党籍都开了？清华没有开除人。那时丁石孙快平反了。你二舅已经入党了，桂琳琳发展的。第一次见面，你二舅就觉得和我谈得来。而我干的这个活儿（指高校政工干部）就是会看人，做的是人的工作。我不喜欢张扬的人。桂琳琳说韩德刚：虽然话不多，但真诚从不说假话。我看的确没错。

我问：你们谈了多久恋爱？有无花前月下？

二舅妈一撇嘴：就你二舅？

我反唇相讥：就你？咱们得两边说，是不是？

两人没办婚礼，因为三年困难时期还没有结束，也因为两人都不喜欢应酬、不愿搞繁文缛节的俗套。

二舅妈说：只在四川饭店请了一次客，丁石孙夫妇、我妹妹陶晶夫妇，还有桂璐璐夫妇，桂璐璐是桂琳琳的妹妹，当时念化学系，是韩德刚的学生。大家都非常高兴。我们没在南柳巷办什么事，我结婚只做了一件棉袄，还是蓝色的。我记得刚结婚二舅就带着我去了你们家。我觉得，在他的心里，你爸才是他的大哥。

但我相信这位大哥至今也不知道丁石孙是二舅的媒人之一。

1964年二舅下放参加四清，还担任了一个工作队的队长。北大去的是位于门头沟的老区斋堂，条件很艰苦。二舅妈记得，二舅每次回家都带着一身跳蚤。

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了。清华是除北大之外另一个地震中心。陶森很快成了批斗对象。在初期斗走资派的阶段，她因为是主管学生工作的系总支副书记，首当其冲，很快被学生揪斗。在1968年两派斗争的阶段，她因为表态支持了蒯大富的“井冈山”，被对立面“414”再揪出来，关在在科学馆地下室黑屋子里100天。1969年她下放到清华五七干校（也在江西鲤鱼洲）劳动改造。1972年从干校回来后，她因为“认罪态度不好”，不给分配工作，天天在白菜窖劳动，继续接受批判，一年多系里给她竟开了100场批判会。

在这不堪回首的岁月里，二舅撑着这个家。二舅妈给我讲二舅，张口没多久，就谈到这段往事：

你二舅为人宽厚，看事透亮，又不纠结。对我的家人也一样。他知道我有责任在那儿。我母亲中年守寡，拉扯大我们6个孩子。后来她没有了退休金，韩德刚亲自到天津把老太太接来家里住。我在贵州的姐姐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最苦的苗寨。她把小孩给我们送来了。我的小弟弟到新疆去上大学，学哈萨克语，那边冷，你二舅二话不说，就把自己一件黑色的皮外套给了他。你舅舅没结婚前是有名的钻石王老五啊。但婚后我俩没有一点存款，全都花到我的家人身上了。

1968年春天，我的母亲听说陶森被关起来了，成为清华派性斗争的一个牺牲品，为二舅家又着急又担心。她嘱咐老二徐溶常去六公寓看看。那时二舅家除了表妹小彤以外，还有一老一小，胖墩墩的逗逗和瘦高高的逗姥姥。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二舅和他的丈母娘性情作派迥异。二舅向来烟酒不沾，逗姥姥烟酒嗓儿，每天手里夹着烟，三顿饭不离酒杯。她的老公原在海关任职，家里也阔过；老公去世后，她当小学教员，抚养6个孩子（陶森是老二），紧日子也过过，但文革这种高压下的折磨，她可从来没有经受过。她对徐溶说：我天天喝酒不为别的，我一听清华两派高音大喇叭对着叫阵，就浑身哆嗦，害怕又要揪斗陶森。我吃不下饭，只能以酒为生，这是慢性自杀啊 。

二舅闷声不语，每天到学校参加运动。回家见到俩个眼神警惕、又懂事的小女孩，三岁的小彤，四岁半的逗逗，她们都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自己的妈妈了，赶紧带着她们出去玩。

母亲听了我妹妹徐溶的汇报，又看到二舅安之若素，和丈母娘之间虽然基本无话，但相安无事地过日子，逐渐放下心来，只连连说：二舅和逗姥姥都不容易。 

1979年，二舅最先体察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知识分子政策变化。这一年北京大学刚恢复职称评定，韩德刚因长期担任主要基础课的教学任务，教学成绩突出，被批准从讲师越级提升为教授。据说当年北大越级提拔的只有三个人，我还查到了一个人是丁石孙。一个普通的一线教员被越级提拔，也只有在那时候的北大才会发生。

1983年2月，韩德刚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访学半年。

他的住房条件也很快得到改善。

此时，燕东园作为教授住宅区的边界继续被突破。一大组新楼群：10栋五层的红砖楼房，直接盖到了燕东园北边的那一大片荒疏的地方。原有的树林子，残垣断壁的围墙，还有坡地土沟，果园子，一律经过砍伐、填埋、平整，北大31至40公寓矗立起来。每栋公寓都是四个单元门，除一层两户以外，其它都是一层三户。公寓楼群南边的公共车棚，两间社区用房，已经紧贴燕东园桥东21号、22号、23号小楼北边的院墙。二舅家住的 37楼，就是距离老燕东园最近的一栋。走到我们家，不过200米。

那时候我们两家的来往方便极了。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开晚饭了，我家下面条，二舅家包饺子，两边一声招呼，二舅上我们家吃炸酱面来了，而我的儿子小路欢天喜地跑到舅公家吃饺子去了。

1973年，47岁的二舅喜得一子，圆头圆脸，五官周正，模样喜人。这也是韩家的大喜事：我外祖父韩诵裳那一代就是阴盛阳衰，他一根独苗单传（还有一个男孩早夭），下一代虽然有三个儿子，但大舅、三舅都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现在二舅妈终于在生了一个女儿9年之后，生下了一个男孩。韩家的香火终于有传承了。外婆高珍为孙子起名为“续”，二舅妈嫌太直白，改为同音的旭，三舅更干脆，直接叫他“韩根儿”。于是我们一窝蜂地跟着叫他“根儿”、“小根儿”。他还有一个昵称“小舅舅”。他比我的儿子小一岁，可论辈分他是舅舅，因此我们也跟着小路一窝蜂地叫他“小舅舅”。

这个称呼传出去了。有一天，北大幼儿园放学，各班分别排着队回家。我儿子小路那支学前班的队伍，正好和小根儿大班的队伍前后而行，于是整队的孩子跟着小路一起高喊起来：小舅舅!小舅舅！此起彼伏，好生淘气。

当时，北大幼儿园也搬进了燕东园，把桥东26号（洪谦先生、吴达元先生家）、27号（朱光潜先生家）两栋楼房都占了，改造成幼儿园教学用房。从幼儿园大门出来，面向西，走小马路，过桥，桥下右边就是我们家。这个齐声呼唤小舅舅的有趣场面，几乎就是在我们家院子前、我们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因此至今难忘。

几年以后，二舅又搬家了。北大在中关园拆了一批平房，把这个园子基本改建成了一个拥有8栋5层楼的公寓区。与燕东园公寓相比，档次更高一些，每栋五个单元门，每户大多为三室一厅。小区的道路、绿化也经过规划设计。当时分到此处房子的多为北大的教授、副教授。二舅搬到了45楼三层 。五姑婆家的梅祖彦表舅也搬进了这个小区，因为表舅妈刘自强在北大西语系任教。

二舅新家虽然离燕东园远了一些，但在我们家所有的亲戚里（包括父母双方）还是最近的。尤其1986年 以后，外婆高珍又住到了这里，于是我们和二舅家之间的走动再度频繁起来。

2001年随着百岁的外婆离去，我母亲这边的亲戚只剩二舅一家了。

这时他家搬到了蓝旗营公寓，这是北大清华联合建的独立小区。十几栋高层公寓，围着中间6层的10号与12号楼。这两栋楼被称为院士楼，住户均为清华北大教师中的两院院士，以及两校的校级领导。二舅家在10号楼一层。单元门外小路旁有一棵玉兰树 。

这次是二舅沾了二舅妈的光。陶森早已从电机系调到学校工作，当时任校长助理，主管项目与财务，1988 年任清华大学总会计师。

二舅妈说：你二舅对我干的工作不屑一顾，后来我已经做得很好了，他还说：还是回系里搞业务好。

 二舅搞了一辈子物理化学的教学与科研。退休后仍然身兼数职： 《物理化学报》执行主编、教育部教材指导委员会成员、《大学化学》顾问等。       

在这次写作访谈时，我特意问二舅妈：

我们小时候，二舅那么疼我们，他自己有了孩子，还不是要疼死了？

二舅妈说：你二舅很少用语言来教育孩子，他那个人站在那儿，就是教育。

韩旭上大学时，因为不喜欢上某些课，先是逃课，后来干脆退学了。那是我和你二舅感到最揪心的事。要知道他上的是中国人民大学，进的是新闻系啊。我俩赶到稻香园，那时韩旭住在那儿，领着一帮男孩子在搞乐队。我们开门进去，一看那架势，你二舅一句话没有说，我原指望他说说儿子，结果他一言未发，但回家几天头发就白了，他知道儿子没法回来了。女儿支持弟弟，送他到新加坡学音响工程专业，回来后韩旭就正式入行了。

终于韩旭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了韩家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一条路：他先在滚石、又到战国，后来到华谊兄弟，最后干出来了，当上了独立音乐制作人。

二舅晚年几乎整天坐在电视前边，他不喜欢看电视剧，说：那全是瞎编的。他爱看球，什么球都行，那才是内行看门道。我们都记得小根儿小时候足球踢得好，足下功夫是二舅一手教出来的。当年50多岁的二舅，几乎每天傍晚带着小根儿在北大东操场踢球。

二舅回忆起自己的少年时光：

我在育英中学上学的时候，是校排球队队员，还是校体操队队员。每次出去做体操表演，校长都给我们每个人两个鸡蛋，还有一小碟酱油。

二舅韩德刚病逝于2017年2月16日。享年91岁。

他在去世前向女儿交代了五条：不开追悼会、不开追思会、不买墓地、不留骨灰、海葬。

女儿韩彤、儿子韩旭为父亲刻录了一个纪念光盘。标题为：德泽惠人  无欲则刚。

家人按照他的遗嘱，到了天津，韩家的祖辈所在地，租了一条船，驶向大海，把他的骨灰洒向大海。

韩德刚与韩德莊，一对孪生兄妹，我外祖父家的两位共产党员，最后的归宿都没有回到家族，一个葬在无垠的黑土地上，一个葬于无垠的大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