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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燕京大学——海淀往事(转载)

 
我的父亲余敬1904年生于河北迁安县,现在的迁西县三屯营,大约在1916年离开老家到北京上中学,1924年毕业于美国和英国开办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高级财商学校”。父亲说,在校的前两年是学英语后两年学习金融、财政和统计课,所用课本全是英国原版书籍,讲课的老师是一位英国老太太,她只用英语讲课因此父亲也能说一口流利的伦敦英语。
 
那时学校在东四一带,父亲就住在北海西面的北京图书馆附近,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方志馆,因此父亲的课余时间大部分就泡在北京图书馆里了,有时也沿着北海西岸去散步。
 
五卅学生运动期间父亲也曾和同学们参加过罢课和游行示威,后来由于出了政府枪杀学生的事件,在住宿旅馆掌柜的劝说下与住在一起的同学就没再去参加。
照片:作者的父亲(摄于 1933年)
 
1.燕京大学宗教学院
 
大约在1926年-1950年父亲曾经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一名职员。姑母余惠,毕业于北京教会学校汇文女中,曾经是燕京大学哈弗学社的一名职员。
 
宗教学院的规模并不大但是它在燕京大学里的地位却十分特殊,据父亲说,最初宗教学院的院长由校长司徒雷登兼任,后来是李廷方先生和赵紫宸先生,他们都是父亲的顶头上司。宗教楼里曾经有司徒雷登的一间办公室因此父亲曾经与司徒雷登有过工作接触。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又在杭州长大,他满口的杭州话说起来比他说英语更流利因此他和中国员工交往时更愿意说中文。
 
除去院长、几个教授和牧师之外父亲是宗教学院的唯一一个职员,另有一个比父亲年长的工友,负责看门和清洁。有一个比父亲大几岁的神学教授,瑞典人儒雅德是父亲最好的朋友。
 
宗教楼,现在的民主楼,在燕京大学主楼“贝公楼”的北面,也是坐东向西。父亲的办公室就在宗教楼二楼,正对楼梯的房间,窗子向东。房间的书柜里摆满了宗教书籍,办公桌上的一台英文打字机和一个电话机是父亲的主要办公设备。父亲用过的打字机墨盒是我收集的玩具。
 
楼内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暖气、抽水马桶、喷泉式饮水器。楼房的门窗带有中国古典式花格但是安装有玻璃,当时海淀一般居民的门窗上多是窗户纸而很少有全玻璃的,金属的门轴上方还带有空气缓冲器,这些建筑设施在当时的海淀是绝无仅有的。
 
宗教楼的二楼南侧有一个大厅,大厅的天花板安装着古色古香的吊灯,墙上挂着有关耶稣基督的油画,地面铺着地毯,讲台的左侧有一架管风琴,这就是燕京大学的礼拜堂。每到礼拜天燕京大学的基督徒们就在这里作礼拜。管风琴发出的低沉而洪亮的声音令人震撼,把人带入一个神圣的世界,净化着人们的心灵!
 
记得三楼上有个阁楼, 1946年听说要抓兵,父亲就让哥哥藏在这个阁楼里,直到风声过去,当时的国民政府、警察和军队是不介入校园的。
 
父亲虽然也读圣经、唱教会歌曲并且给我们讲圣经故事,也教我们唱教会歌曲但是父亲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宗教学院,除去父亲和那位王姓工友之外都是清一色的神职人员但是这并没有影响父亲长期在宗教学院工作。
 
除了一些英文经典名著和一本英文圣经之外父亲还珍藏了一本1938年由圣经公会出版,涂有金边的中文“新旧约全书”,四十多年前父亲作为贵重礼物将其送给了二姐夫,二姐夫离世后,二姐又将其送给了我。
 
记得小时候我们晚上睡觉怕做恶梦,父亲就把圣经放在我们的枕头下,说是神可以保护不做恶梦,为此我们兄妹几个在晚上睡觉时经常为得到圣经而争吵最后只得轮流坐庄了。
 
父亲有一本标有五线谱的英文教会歌曲书,高兴时父亲就拿着轻轻唱起来。由于听惯了那些教会歌曲的优美旋律因此我们也都能哼唱但是大部分歌的歌词却不知道。
 
父亲还有一本里面全是划着一勾一瞥标记的书,也曾看见父亲的一个本子里也全是这些标记,我问父亲划那些是干什么用的?父亲告诉我那是英文速记。那时没有录音机,宗教学院召开的会议和来往的电话,父亲就先用速记记录下来然后再整理打印。
 
除去教会书籍之外父亲经常从燕京大学图书馆借书,大部分都是英文书籍,有时自己在煤油灯下看书到深夜。父亲还经常在晚上让我们几个孩子围着八仙桌坐好等着父亲开讲。记得父亲讲过大克劳斯小克劳斯、茶花女和莫泊桑小说等世界名著。父亲有个习惯,无论是讲给我们听还是自己一个人看书总是要不停地读出来,因此在一个人看书时就像是在那里自言自语。
 
有一次讲了一段闹鬼的故事,“凶宅”,听到后来我们一个个吓得坐在椅子上连大气也不敢出了。我偷偷叫:“爸,我要尿尿!”父亲说:“等一会。”“我憋不住了。”父亲只好端着煤油灯领着我到院子里的茅房尿了尿。母亲有点生气了:“看把孩子吓的,讲点什么不好。”
 
有几个让人毛孔悚然的片段至今都不敢讲给别人。后来父亲说,要是他自己一个人也不敢看下去,原来我们成了给父亲壮胆的了。
 
多年来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燕京大学图书馆还收藏这类书籍?后来知道有关侦探和闹鬼的文学作品也是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一种让读者纠结的文学作品。
 
父亲还借过一本“趣味对联”的书,记得其中有一段是说,一天一个小女孩到庙里玩,一个和尚看到小女孩头上梳着三个“朝天锥”十分可爱,就指着女孩头上的小辫子说:“三叉如鼓架”。俏皮的小女孩抬头看了看和尚,指着和尚的头说: “一秃如锣锤”说完撒腿就跑。和尚听了十分惊喜,摸了摸秃头笑了笑说:“好你个小丫头!”。
 
2.美丽的燕京大学校园
 
未名湖和博雅塔
 
燕京大学在圆明园南面与之相隔一条路和一条小河。校园内的湖面占据了校园将近三分之一的面积,蜿蜒曲折的湖岸大多是用石块随意堆砌而成,片片湖水由不同形式的桥连接起来,小桥下涓涓流水发出的悦耳声响为安静的校园增加一丝神秘感。父亲不许我们在校园里大叫大喊,因为校园那宁静的舞台是留给鸟儿们的。
 
人们通常把校园内那片最大的湖面叫做未名湖,在我的心目中校园最美的地方莫过于那如诗如画的未名湖和与之相伴的博雅塔了。
 
未名湖的湖边种满了粗大的垂杨柳,初春时杨柳发芽将湖岸染成淡淡的绿色,盛夏时长长的柳丝如同垂帘挂满湖岸,有的柳丝垂到湖水中。一种叫柳串的小鸟在柳丝之间跳跃发出清脆的叽叽叫声。那时的湖水是纯净的,清澈得一眼见底,鱼儿可以自由自在地在水中游来游去。
 
未名湖有一个湖心岛,一个没有护栏的桥将湖心岛与湖的北岸相连。岛的中心有一座美丽的亭子,岛的东岸“停泊着”一艘石坊,虽然不如颐和园里的石坊那样风光但是它却给未名湖增添了一份古朴的风韵和高贵的身价。据说这石坊是圆明园的遗物,可见这美丽的校园与圆明园有着无法割舍的渊源。
 
夏天大雨过后,湖水涨到接近石坊的边沿,但是从未见湖水把整个石坊淹没过。站在石坊上向东岸望去,那片绿树的后面露出的屋顶是男体育馆,记得那屋顶上曾经有一大群野鸽子在那里筑巢,当你从楼下走过时总能听到咕咕的叫声。
 
体育馆里有一个室内篮球场,有篮球比赛时我们就进来看热闹。我特别对体育馆大厅内的回音感到好奇不明白那是怎样形成的,有时就和弟弟进去,发现大厅里没人时就偷偷喊一声然后静静的听那奇妙的回音。女体育馆在姊妹楼的南面我们很少进去,只记得那里有一面大镜子,曾经站在镜子前面自己端详自己,特别是穿上母亲做的新衣裳之后。
 
男体育馆东面是体育场,东墙外就是城府街了,未名湖的湖水就通过体育馆西北边那座拱形桥流到城府街的小河里。每年学校的运动会就在这里举行,届时我们也会准时到场,“任务”是帮助加油,这可是校园里难得的大喊大叫机会,到时候校园里的鸟儿们只好飞到远处躲避了。
 
从未名湖的北岸向东南方向望去那美丽的博雅塔就躲藏在低垂的柳丝夹缝隙之间,时隐时现。当你仔细欣赏对岸的博雅塔和漂浮在湖面的倒影时你会发现,湖中的倒影与湖面大小以及博雅塔的高度和它与湖岸的距离一定是经过精心计算才构成这如此美丽画面的。
 
站在湖边向对岸眺望你会发现对岸才是最美的,不由得沿着曲折的湖边向对岸走去,边走边欣赏对岸的美景,总是觉得对岸更美,在围绕着湖边走完了一圈之后你才发现,原来这里的美景是没有边际的。
 
小的时候只知道这个塔叫水塔而博雅塔这个名字是后来才知道的。本来,一个水塔就是一个举高的大储水箱,但是把一个大水箱建成如此美丽的古塔这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水塔下面有一个巨大的滤水池和一个机井这就是燕京大学的自来水厂。每次到姑母家看到那拧开水龙头就能洗衣做饭就十分羡慕,因为我家的水是我和弟弟每天到附近的“水屋子”用水桶抬回家的,每桶水还要付给“水屋子”主人一个竹牌子,每隔一段时间母亲就要到“水屋子”买一次水牌子。
 
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北京沦陷,燕京大学作为美国在华领地和资产使日本人敬而远之,校园成为一个孤岛。记得父亲说,司徒雷登曾经紧急从美国运来大批小麦存放在塔内作为战乱备用的粮以防不测。此事由父亲经办,即使是在当时知道的人也不多,因为担心引起新的恐慌。
 
秘密储藏战备粮是司徒雷登赋予博雅塔的一个新使命。
 
临湖轩
 
我家住在燕京大学南门外的海淀街里,我们却经常到那美不胜收的校园里玩耍。父亲多次嘱咐我们,不要到临湖轩去打扰,那里是司徒雷登校长的家。但是我们还是好奇地偷偷跑到临湖轩这个被竹林环抱的僻静院子外面看个究竟,有时能看到有一个人在院子里散步,那就是司徒雷登。当他发现了我们并且向我们招手时我们就跑掉了。
 
把坐落在未名湖南岸小山坡的临湖轩说成是“院子”似乎有些勉强,因为这个“院子”的东、北、西三面是中式平房而南面是开放的,“院子”四周只有竹林和竹林南面的一棵高大的白皮松而没有围墙。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居住在一个有院墙的院子里,晚上睡觉前紧紧关上院门才有安全感。校园里的教授和普通职工住的地方无一不是有院墙的院子,有的院子还是高墙,有的墙头上还要安装铁丝网和玻璃茬,而没有院墙的住房几乎无法令人接受。唯独司徒雷登的家是一个没有院墙的“院子”甚至透过竹林就可以看到房间里,特别是夜晚,因此人们很容易接近和进入这个“院子”。
 
司徒雷登把校园的围墙当成是自己家的“院墙”而年轻学生和众多的教职工就是他的“家人”了,他的这个“院子”永远向“家人”敞开着。学生毕业和员工变换工作可以离开这个校园但是司徒雷登却希望永远的守候在这个“家”里迎送一批批的“家人”。
 
几年前我和两个姐姐重访校园时再次来到临湖轩,遵照父亲70多年前的嘱咐我们只静静地站在那颗白皮松下默默地望着北面那片竹林而没有走近那个小“院子”以免打扰院子的“主人”。在我们的心目中,这里永远矗立着一个丰碑,上面铭刻着“司徒雷登”四个大字!
 
姊妹楼
 
不知为什么,有一段时间父亲曾经在临湖轩南面的“适楼”里办公,适楼的楼门口也朝西与姊妹楼相对。父亲的办公室在一进楼门右手第一个房间。
 
藏在幽静树林里的姊妹楼犹如一对美丽的双胞胎姐妹静坐在校园中央,同样的四方形双层雕梁画柱的宫殿式屋顶,让人们分不清谁是姐姐谁是妹妹,这只能去问她们的“父亲”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了。其实,她们是一对同时出生的“混血儿”,一对无法区分姐妹的姐妹,一对永远年轻貌美的“美女”。
 
那时我们可以出入适楼可是一直觉得对面的姊妹楼很神秘总想偷偷进去看个究竟但是父亲不允许因此我们只能绕着姊妹楼的四周远远的观望,有时能看到几个谈笑风生的女学生出入,我们只能猜想里面应该是什么样子却从未敢踏入楼门一步。
 
坐在绿草地上聆听楼里传出的阵阵钢琴声和天使的歌声那是一种奇妙的享受。
 
适楼的敲钟人
 
“适楼”北面的小山坡上有一个钟亭,“适楼”的看门人过一段时间就带着木槌到小亭子当当敲几下,有时木槌就放在那里。我们感到好奇,有一次哥哥拿起木槌也用力敲了几下,不料适楼里的那个工友立刻跑了过来生气的把我们教训了一顿。原来那是校园里的整点报时钟声岂能随便敲响。这是我们在燕京大学校园里惹的一个大祸不敢告诉父亲,适楼的敲钟人也没再在追究。
 
当时,整个海淀镇人口大约不超过三四千人而偌大的燕京大学的教职工也就百十来人因此经常到校园玩耍的孩子很少而且我们还算守规矩所以并没有引起校园管理人员的不满,特别是校园南门的门卫和父亲很熟因此我们可以自由出入。
 
朗润园
 
未名湖北面有一个美丽而幽静的园子叫“朗润园”,姑母就住在这里,因此朗润园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多年来“朗润园”这个优雅的名字就刻骨铭心地留在记忆中了。据说朗润园原来是圆明园的一部分,在校长司徒雷登规划燕京大学的后期才被并入,那时还能看到朗润园与校园中心区之间被一段一段的旧墙隔开。
 
朗润园由几片相连的湖水组成,一些幽静的四合院就散落在湖与湖之间。假山和四合院围墙上爬满了碧绿的爬墙虎,湖的岸边有高大的垂杨柳,湖中长满了荷花、睡莲。初夏,在树叶长出之前迎春花、桃花和丁香花就先开放了,为校园带来了第一缕清香,让人忍不住停在花前深深的呼吸希望春天的脚步就此在校园停留下来。盛夏时节那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绽放在片片荷叶之间,散发出浓浓的荷香令人陶醉。成群的小蜻蜓在湖面上飞舞有的蜻蜓落在荷叶上休息,偶尔能看到湖面上有一两只匆匆赶路的卖油郎划过水面。你会听到来自湖面的一种水鸟的清脆叫声但是很少能看见牠们的踪影。牠们只在湖边的水草和荷叶下面跳跃。这种小水鸟有一身灰黑色的羽毛,头顶一小白帽。与麻雀不同,牠们从不光顾嘈杂的居民区。
 
有一次我在湖边捉蜻蜓时看到湖中心的荷叶突然摇晃起来,还伴随着湖水搅动的声音,我高兴地顺着一棵倾倒在湖水中的柳树往湖中心爬去,就在爬到头时突然脚下一滑,四脚朝天的落到湖水里,还好湖水不深,当我站起来时全身挂满了水草,当时真的被吓傻了,从此再也不敢接近那棵树了。
 
姑母住在朗润园偏东北边的一个院子里,两间小北房是姑母家的住房。房前有一条10米多宽东西走向的旧石板路,路的东端有一个合瓦房门洞,房顶北坡的瓦沟里长满了开着小白花的瓦松,这是姑母家的厨房,门洞的东墙外边就是城府街。显然,旧石板路和风韵犹在的古典式门洞是圆明园的残余建筑。
 
姑母家的房前还有一堵旧的院墙,傍晚经常可以看见黄鼠狼从院墙上溜过,有一次把姑母家养的鸡咬死了。这些总是夜间给鸡拜年的家伙让人有些害怕,也有人说,在朗润园里还曾见过比黄鼠狼更厉害的狐狸。
 
姑母院子的东墙下面有一个沟眼,下雨时院子里的积水就通过沟眼流到墙外城府街的河沟里。有一天傍晚我们在院子里看到一只大刺猬沿着院子南墙底下的草丛向沟眼跑着。我赶紧站到沟眼前挡住牠的去路又用脚轻轻踢了牠一下,大刺猬立刻缩成一个圆球一动不动,还不时发出吱吱的叫声。看到牠那满身的大刺谁也不敢下手抓。为了防止牠从沟眼溜走我就用一块小木板把沟眼挡住了。这时天色已晚,我们就用一个破锅把牠扣在下面等第二天再想办法。第二天早晨发现刺猬没了,原来牠在破锅下面自己挖了一个洞跑了出来,又把沟眼的挡板弄倒溜出了院子,沟眼下还留下了脚印。我们本想捉到之后养几天再把牠放了,结果落了空让狡猾的家伙跑掉了。后来想,当时如果把牠扣在石板地上就好了,那只能下次见面再说了因为看样子这家伙是个常来常往的熟客。
 
那时祖父在姑母家帮助照看两三岁的表妹吕小芳,学校放暑假时姑母还在上班,为了减轻祖父的负担我和三姐就经常轮流着到姑母家帮助照看表妹。每次我去时总是让表妹坐在小车里,把一瓶水和一些吃的放在小车的桌上,再给表妹带上一个小草帽然后推车到未名湖边玩。我们边走边在路边采野花边捉蜻蜓,不一会五颜六色野花就插满了小车和表妹的小帽子。有一次捉了两只蜻蜓,我将细线的两头各栓一只让表妹拿着细线的中间高高举着。两只蜻蜓努力往前飞着好像要拉着小车往前跑。表妹高兴的站了起来,手一松,两只蜻蜓飞跑了。正着急时忽然发现两只蜻蜓的一只要向左飞而另一个要向右飞结果只好落到草地上又被捉了回来。快到中午时我们就来到南门附近职工食堂外的葡萄架下等着姑母下班吃午饭。记得那次姑母给我买了一盘凉拌西红柿,那是我第一次吃到放有白糖的西红柿。
 
有一次到姑母家时看见姑母正在往玻璃窗上粘贴纸条,把玻璃窗分割成一个个方块,我问这是干什么?姑母说是学校要求每家都要贴的,为了防止飞机轰炸时震碎玻璃伤人。过了几天海淀也开始要求每家的玻璃上糊纸条、准备沙土、存水和挖防空洞。那时正值内战爆发,弄得人心惶惶。
 
小燕子
 
记得当时的男生宿舍楼叫一斎,二斎,三斎,现在是红一楼,红二楼,红三楼。楼的进口有一段敞开的两层门厅,上面的墙角筑满了小燕子窝,里面趴满了还没有出飞儿的小燕子,我们叫牠黄嘴伢子。牠们每天以嘁嘁喳喳的叫声欢迎大学生们的归来,不过,在欢迎你的同时不注意还会把屎拉到你的头上,有点恶作剧,让你哭笑不得。低头看,那燕子窝的下面全是燕子屎。
 
小燕子似乎更喜欢在简易的建筑物和经常有人活动屋檐下筑巢,因为朗润园里的平房屋檐下几乎筑满了燕子窝,姑母家的屋门正上方就有一窝燕子,高个子的人伸手就能摸到,而在那些雕梁画柱的大屋顶下筑巢的却不多。小燕子在有意无意中配合人们保护古建筑了。
 
我注意到小燕子每年回来总是要重新叼来泥土筑起新家,从来不住二手房,更不像有些喜鹊那样抢占别人家的新房子。小燕子们之间友爱相处相敬如宾从不打架斗殴。
 
白天,成群的燕子在未名湖上疾飞盘旋,发出唧唧的叫声,牠们轮流着俯冲下来擦过湖面汲水。傍晚时从四面八方飞回来的小燕子整齐的落在湖岸边的电线上休息和过夜,远看就像是一条条五线谱。清晨小燕子们又分批的飞向四面八方开始牠们一天的忙碌生活。
 
人们喜爱小燕子,认为他能带来好运,带来喜悦与祥和。大人告诉孩子们说,如果谁捅了小燕子的窝谁就会害眼(红眼病),这是孩子们从小就牢牢记在心里的。
 
我家屋檐下原来也住着一窝小燕子,有一天趁母亲不在家我就蹬着凳子上去抓了一只黄嘴伢子玩了一会就把牠放了回去。我觉得当时并没有被老燕子看到,可是从那以后小燕子再也不在我家筑巢了。我想一定是那只小燕子在老燕子面前吿了我的状。看着邻居家屋檐下一窝窝小燕子十分羡慕,悔不该当初,心里默默的说:小燕子,我知道我错了请你原谅我,赶快回到我家来吧,我再也不会欺负你们了。
 
小燕子停留在电线上打瞌睡和过夜睡觉而不会掉下来,甚至在大风条件下也能如此,难道牠们是在装睡着?记得曾经向父亲提出过这个问题可是一直没有答案。
 
前几年一本美国杂志报道,美国动物学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原来鸟类的脚趾在放松的时候是收拢状态的而张开时则必须用力。我们不难发现,鸟儿在飞行时收拢脚趾以减少阻力,鸡在走路时抬起的那只脚的四趾总是收拢起来,死去的鸟类例如麻雀、鸡鸭的脚趾也全是收拢状态,而人类则是“撒手人寰”。
 
记得父亲教的一首歌, “飞燕”
 
双燕翩翩,飞出雕梁。
拂柳穿花,越过短墙。
春雨初晴,满地斜阳。
我爱双燕飞翔。
 
3.儿时的乐园 
 
记得父亲星期天经常带我们到朗润园里玩,在湖边捞螺丝、蛤蜊和捉蜻蜓。三个姐姐用柳枝编成帽圈,上面插满了野花后戴在头顶上,把带有枝叶的野花就放在柳枝编成的小花篮里,还在小山坡上采桑叶和桑葚,父亲则仰卧在柳树下的石床上,用礼帽遮在脸上睡觉。
 
花草间飞舞着各色蝴蝶,“三个蝴蝶姑娘”,我的三个姐姐追逐着蝴蝶并且将捉到的蝴蝶争相送到父亲面前给父亲看,嘴里唱着父亲教的歌,
 
“蝴蝶姑娘”:
 
蝴蝶姑娘我问你,你的家住在哪里?
 
我家就住在此地百花村里,百花开,请你到我家里来。
 
“春天多美好”
 
春天怎样好,春天怎样好,园里开红花,地上长青草。
 
蝴蝶双双飞,小鸟叽叽叫,我们早晨上学去,青山绿水看不了。
 
“采菱歌”
 
天气晴晚风轻,驾着小船去采菱。
 
菱塘浅小船轻,一划一划向前行。
 
随口唱着采菱歌,水底鱼儿也来听。
 
炎热的夏天那震耳欲聋的蝉鸣却显出朗润园特有的幽静。
 
采回的桑叶存放在防空洞里保鲜然后每天取出一些来喂蚕,桑葚则是边采边吃,紫桑葚留在嘴边和手上的紫颜色一时难以洗掉只好带着回家了。采回的野菜,例如猪尾巴菜、扫帚菜、苋菜,交给母亲做团子馅。
 
湖边的石头下面长满了螺丝和蛤蜊,伸手下去就能捞到好几个,但有时也会有几个“鼻涕妞”一起被捞上来,只好把它挑出来再扔回湖水里。捞到的螺丝和蛤蜊就放在母亲特意缝制的一个小布袋里回家后在净水里养一天再煮熟吃。
 
有一次捞到的一个特别大的螺丝我想把它放在瓶子里养起来于是父亲就把下雨时铁桶里接的雨水倒进了瓶子,几天之后大螺丝竟然生出了好多比高粱粒还小的小螺丝,有几个小螺丝还跑到大螺丝的壳上爬着玩了。
 
春天时还要捞一些小蛤蟆咕嘟,蝌蚪,父亲说这也是一种中药,于是将五六只游动着的蛤蟆咕嘟放在小酒盅里让我们喝下。
 
可爱的蚕
 
朗润园里有几棵大榆树和大桑树,榆树上面爬满了密密麻麻的榆树虫子看上去十分吓人。在桑叶供应不上时偶尔也从别处采一些嫩的榆树叶喂蚕,饿得不行时小蚕们也不得不吃一些。父亲说如果长期喂榆树叶则小蚕将长得像毛毛虫。
 
那些枝繁叶茂的大桑树上竟然一个虫子也找不到,可能是因为原来蚕是桑树上唯一的专用虫子,牠们的祖先全部被我们的祖先招安了并且移居到人类的家里,再没有风吹雨打,于是从一个可怕的毛毛虫变成让人喜爱的白胖的蚕宝宝。
 
我们每年要养二三百只蚕,每周到燕京大学采一次桑叶。春天,桑叶长出来之后,小蚕就准时从蚕子壳中爬出来了。刚爬出来的小蚕就是一个讨厌的小毛毛虫,过几天蜕皮之后就漂亮多了。蚕养大了时我和弟弟就经常为蚕争吵。弟弟总说几个最大的蚕是属于他的,母亲生气地说:“就知道玩,让你们弄点桑叶来有多难,不催不去。”说着说着,母亲把十几个大蚕分放在两个小笸箩里,一个笸箩是我的另一个是弟弟的。但是我还是怀疑弟弟总是偷着把我的大蚕换走。后来父亲就在我的大蚕身上用墨笔画上记号进行区分,我发现蚕蜕皮了就  让父亲重新再划一次以此和弟弟划清界限。
 
有一次我偷偷把一只大白蚕放在手心上玩时发现牠的背部从头到尾有一条慢慢移动的红线,后来知道那是牠的主动脉。我又用手拨弄牠那尖尖的小尾巴,大白蚕皱着眉头好像是有点不愿意,我就赶快把牠放了回去,不然让母亲看见又说我是在害巴这只蚕了。
 
蚕要吐丝时就不再吃桑叶了,而且是到处乱爬,寻找犄角旮旯的地方结茧,用茧把自己包围起来。这时我们在八仙桌上贴上报纸,把要吐丝的蚕放到上面。蚕找不到结茧的地方只好老老实实把丝编织在报纸面上。白天我们就坐在桌子旁边看牠们左右摇着头吐丝,也防止牠们个偷偷跑到桌子下面的拐角地方结茧。夜间就只好由牠们去了,早上起来再到处搜寻,把那些溜走的抓回来但是有的已经把茧织得差不多了。
 
吐完了最后一根丝之后牠们就从一只大白蚕蜕变成一个丑陋的虫子再过几天变成了踊。当你把踊捏在手上时牠的尖头就会转着摇摆,孩子们称牠为“金刚”,嘴里不停的念叨着:金刚金刚转转,金刚金刚转转,总是不让牠们停下来。
 
蚕屎晒干可做枕头芯,又听说蚕尿可以治眼病,我也曾经偷偷用手指沾上一点抹在自己的眼里试验试验。
 
可爱的蚕也是儿时不可缺少的伙伴,伴随我们度过那难忘的童年。
 
瓜子茶和灯笼树
 
枫叶树似乎是燕京大学特有的,因为那时从未在海淀及其周围见过。枫叶树的种子是由对称的左右两片构成的“双子叶”,这种结构具有特殊的空气动力学特性使得成熟的种子在脱离树枝时以旋转的方式随风飘下落在远处,孩子们称其为“飞刀”。那时不知道“枫叶树”这个名字,只知道叫“瓜子茶”树,而把银杏树叫“白果树”。每到这时我们总要到燕京大学里采集“瓜子茶”回家晒干后炒着吃。偶尔也能找到少量银杏树的果实-“白果”,那时不知道这些高大的银杏树是一种雌雄分株而雌树比例很少,大部分是不结果实的雄树。
 
校园里还有好多灯笼树,秋天树枝上挂满了小灯笼,三棱锥的小灯笼尖朝下,里长着两三个像小豌豆一样的小“燈泡”,趁着燈泡还发绿时采下来用细线串成小佛珠挂在脖子上。如果找一根大麻子的叶子梗,将两端剪去做成一个小管子,然后把小“燈泡”放在小管子朝上的端口再小心的从小管子下口轻轻吹,这时小“燈泡”就悬浮在半空中并且旋转起来,即使小管子有一点倾斜这个小“燈泡”也不会轻易掉下来。
 
雨后的早晨一道道斜阳穿过茂密的枝叶落在草地上,这时你会发现一夜之间地上长出了许多蘑菇,海淀人称之为“狗尿苔”认为那是因狗尿尿之后才生长出的,只有松树上的蘑菇得到好名,叫“松蘑”,是我们采回家吃的。人们不待见的“狗尿苔”则是自生自灭了。
 
有一次和老家来的两个叔伯哥哥余自达和余自修一起到姑母家玩的时候捞到几个长满了刺的“鸡头米”,姑母看到之后发了脾气,从那以后再也不敢毁坏湖水里的东西了。叔伯哥哥还在临湖轩周围的小山坡上发现了一种叫“地寡拉皮”的野菜,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地耳”。
 
雨后的柳树上能看到一种黏黏的树胶,那是柳树的分泌物,这时找一根长的柳枝将树胶放在柳枝的前端然后举着柳枝蹑手蹑脚的走到落在荷叶上的蜻蜓背后,让柳胶慢慢接近牠。此时多数蜻蜓并不马上飞走而是摇晃着脑袋看着你,真有点成心和你斗气儿的意思,这时只要轻轻捅一下就把牠粘住了。利用这个办法有时也能粘到一两只小的知了。
 
燕大校园的瓜子茶、槐树街大槐树落下的槐树豆和西河沿捞来的皂角子,炒熟后是小时候的零食,虽然不如买来的花生,瓜子和铁蚕豆。
 
藤萝架
 
朗润园里有一个水泥柱搭起来的藤萝架,春暖开花时挂满了串串藤萝花引来大批蜜蜂采蜜,牠们发出的嗡嗡声似乎在警告你离牠们远点儿。仲夏时节上面爬满了藤萝枝叶,遮天蔽日。秋天则结满了如同大扁豆一样的藤萝垂挂在上面。藤萝架下有一个大石桌端放在中央,两边各有一个长条石凳。父亲不允许我们站到石凳上或者爬到石桌上玩也不许将手里的花草随便扔在石桌上。
 
有一次我们看到一只大刺猬带着几只小刺猬偷偷从大石桌下穿过,父亲不许我们惊吓牠们,叫我们停下来让刺猬们先走,大家共同享受校园的宁静与和谐。
 
炎热的夏天玩得满头大汗时就跑到藤萝架下凉快一下。渴了就跑的宗教楼或者男生宿舍楼里喝水,那里有喷泉式饮水池。由于个子小所以得歉着脚再用手挡着水柱才能喝得着。那清凉而甘甜的水犹如校园西门外六郎庄的泉水。
 
有时我们也采一两串美丽的藤萝花拿回家让母亲烙藤萝花饼,那是一种吃上去甜甜的还伴随着淡淡清香味的饼,一年只能吃上一两次。刚刚采回的花串上有的花还没有全开所以总要先插在瓶子里然后放进水养上一两天,顺便也让那花香留在屋子里。
 
 4.梦里的小天灯  
 
校园里的道路两旁矗立着水泥路灯杆,上面的电灯罩则是古典式的灯笼。那时海淀镇还没有照明电更谈不上路灯了,因此我们经常跑到校园里看夜景,特别是在夏天里。
 
夜幕降临后路灯点亮了,蟋蟀和青蛙音乐会也准时上演,此起彼伏的蛙声笼罩了整个燕京大学的夜空并且传到几里之外,牠们不知疲倦的歌唱直到第二天清晨才谢幕。白天则是小燕子和知了的天下了。我们的童年则是牠们的忠实观众,为牠们喝彩为牠们鼓舞。
 
那半明半暗的路灯让校园显得朦胧而幽深。此时整个校园里到处都飘荡着一盏盏的小天灯,那是可爱的萤火虫。这些小天灯陪伴你的左右从不远走高飞。在没有月光的日子坐在未名湖畔向湖面望去你会看到湖面上那星星点点的小天灯和湖水里晃晃悠悠的倒影。伴随着远处的蛙声和身边的蟋蟀叫声如同进入一个梦幻的世界。
 
有时我们也扑捉一些小天灯但是从不敢在湖边捉,怕一不小心掉进湖水里,通常是跑到临湖轩附近的小山坡上去捉。
 
小天灯飞得很慢又不能随意“关灯”因此在漆黑的夜晚空着手也能捉到,只不过一不留神容易把牠攥死了。
 
我们通常是带着哥哥用冷布做的像小笊篱一样的抄子来抄。抄到的小天灯也不用手去拿而是直接放入从校医室捡来并且清洗过后的玻璃药瓶里,然后用青草轻轻堵上瓶口。有时也放在临时用纸卷成的的小纸筒里,纸筒的两端轻轻拧上。
 
当你把小天灯放在手心上时她也不轻易飞走。仔细看时才知道这个身长大约十毫米的小天灯的尾部在一闪一闪的发光似乎是牠的呼吸节奏。小天灯在手上爬了一会就轻轻的飞走了。
 
有一次我和弟弟在捉小天灯时看到天要下雨了于是赶快往家跑,跑到南门时下起了大雨接着就是闪电。弟弟手里拿着的小纸筒一下掉在地上,装有十几个小天灯的纸筒就像一个小船灯一样顺着雨水瞬间飘走了弟弟急得要哭。当我们回到家时已经是个落汤鸡了,看到我们终于回来了母亲总算松了一口气。从那以后母亲就不许我们俩晚上跑到远处玩了。
 
有一天我们带着放在玻璃瓶里的二三十只小天灯回家时我已经困得不行了,这时父亲讲起了一个古人用萤火虫的 “灯光”读书的故事,立刻来了精神。
 
那是晋朝时,有个穷孩子车胤,酷爱学习。每到夏天,为了省下点灯的油钱,捕捉许多萤火虫放在多孔的囊内,四五十只萤火虫发出的光真能抵得上一支蜡烛。他利用萤火虫光刻苦学习,最后成了一位大学问家。
 
正讲着,哥哥突然把煤油灯吹灭了,他把萤火虫瓶子放到正在纳鞋底的母亲面前照亮,在小天灯的闪光下恍恍惚惚也看见母亲的笑脸,于是引得全家人哈哈大笑。
 
当把这些小天灯从小瓶子里放飞出来后,牠们先是在屋里飘荡一会然后全都落到南窗的玻璃和窗纸上了。躺在炕上看着这些可爱的小天灯不知不觉带着牠们一起进入了梦的世界。
 
恍惚中仿佛又听到父亲教的歌,“梦”:
 
青的绿草地上,傍晚是谁走来?漫步无声,身穿白衣徘徊。
 
她的一双笑脸温柔美丽如水,你不晓得她名叫谁?
 
青的绿草地上,傍晚走来是谁?漫步无声,身穿白衣徘徊。
 
她的一双笑脸温柔美丽如水,你不晓得她名叫“梦”。
 
“摇篮曲”
 
小宝宝快睡觉,明早起来欢笑。
 
不要啼哭不要闹,让妈妈轻轻摇。
 
小星星对你笑,邀你天上逍遥。
 
小鸟儿轻说道:等你醒来再叫。
 
早上起来发现小天灯不见了,原来牠们都偷偷躲到窗前的那盆茉莉花的叶子背后去了。
 
小天灯用短暂的生命和微弱的闪光照亮自己同时也照亮了孩子们的心。
 
萤火虫生活在清水河边,当我们这一代人以西方人望尘莫及的速度将千百万清水河“改造”成龙须沟之后不仅在海淀,几乎在整个中华大地再也难见到萤火虫了。
 
小天灯永远的飘走了!我不知道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后代!
 
没有萤火虫的童年
 
可爱的萤火虫美丽的小天灯,童年时候见到你是哪一天?
 
可爱的萤火虫漂泊的小天灯,你飘向何方又在哪里躲藏?
 
可爱的萤火虫梦中的小天灯,轻轻的落下来在我的手心上。
 
可爱的萤火虫远去的小天灯,童年的小伙伴约你在梦乡。
 
 
5.燕京大学与海淀
 
“平安”诞生
 
1929年父亲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工作时,母亲带着我的3岁哥哥余自强留在老家河北迁安,现在的迁西县三屯营镇。那年三屯营一带闹土匪,母亲怀着未出生的大姐余自荣带着哥哥随老家亲戚逃到遵化马兰峪躲避。第二年,1930年春在马兰峪生下大姐余自荣。半年多之后土匪被平息,母亲带着哥哥和不满一岁的大姐从马兰峪平安返回三屯营。为了记着这次逃难经历母亲临时给大姐取了个小名叫“消停”,平静的意思。 
 
据当地史料记载,土匪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劫持了29个小学生作人质并且残忍的杀害了一名小学生进行要挟。为了保护百姓并且彻底消灭土匪,国民政府迁安县公安局局长柏光荣,赤手空拳只身冒死闯入土匪窝,下跪在土匪头子面前答应土匪提出的若干条件进行诱降然后将其彻底围歼了,以此换来百姓的安宁!
 
在得知母子三人死里逃生之后父亲再也不忍心把他们留在老家了。1932年父亲决定将母子三人接到北京海淀而这时母亲正怀着即将出生的二姐余自英。记得母亲说,那年腊月,父亲在燕京大学南门外娘娘庙西叉的东北角,现北京大学南门东边100米左右,临时租了两间小北屋然后请假回老家把母子三人匆匆接来北京(北平)。那时北京的冬天比现在冷得多,零下15°甚至更低是常有的事。在简单的安顿了一下之后父亲就忙着到宗教学院上班了。可能是由于路途的颠簸和环境的突然变化,第二天下午母亲觉得可能要临产。此时父亲不在家,院里的邻居又都不认识,母亲只能自救了。母亲找了一些吃的,让我的5岁哥哥带着2岁的大姐在外屋火炉边玩,告诉他们妈妈在里屋干活然后关上里屋的门。
 
说来也怪,哥哥似乎从母亲的说话表情中发觉了什么,一下子变得出奇的懂事。他拿来才从老家带来的红枣和核桃仁给大姐吃还用纸折叠了小玩意儿哄着大姐玩。俩人不时的向里屋不安的张望,盼望母亲快点出来。
 
当邻居们突然听到屋里传出婴儿哭叫声时母亲已经一个人在冰冷的小屋里将二姐生下来了。这一天正是腊月28。此事被同事和邻居知道后无不责备父亲的粗心大意。
 
生下二姐之后母亲只简单的休息一两天就算坐完月子了。
 
母亲临产时的自救保全了自己和女儿两条性命,也才有三姐,我和弟弟,这也可以说是天意了。为此父亲给二姐取小名叫“平安”。
 
槐树街的大槐树
 
不久我家从海淀娘娘庙向南搬到了海淀槐树街的5号院,现在的海淀图书城北口附近。这是一个坐北向南的院子,大门口有一棵数百岁老槐树,在中关村改造时有幸被保留下来,现在树的北侧花坛还有一个“槐树街”的街牌。据说这里是清代“样式雷”家的房子,西边的8号院则是“样式雷”专门存放建筑模型的地方。
 
老槐树是当今海淀镇在世的最长者,因此她是海淀镇的历史坐标。她静静的在那里陪伴着5号院里一代一代人的出生和离去而他却几百年如一日不知疲倦的守在那里。记得在她的西边大约30米远的地方原来还有一棵可能是与之同龄的姊妹树,遗憾的是在我小时候就已经干枯,只留下有着同样体阔的枯干。也许,数百年前她们俩曾经作为同一个大宅门前的姊妹树被安排在那里的。
 
我和三姐余自晖,弟弟余季成就出生在大槐树北面大约40米远的5号里院北屋内,并且一直住到1953年。因此无论是在时间坐标还是在空间坐标上她都是我人生坐标的原点是我和哥哥姐姐们童年的守望者。
 
每年春天总会有一只“光棍好苦”(布谷鸟)占领这里昼夜哀鸣,诉说心中的痛苦:“光棍好苦,衣服破了没人补!” 夏天,枝繁叶茂的大槐树引来众多鸟儿成为鸟儿的歌舞场。这个“遮阳天伞”下也是附近妇女们带着活计或者抱着婴儿聚集作活和说笑的地方,是孩子们玩耍,是过路人和小贩们歇脚乘凉的地方,所以大槐树下曾经是一个劳动场所又是一个社交场所。
 
槐树花盛开时节,花香充满整个槐树街,成群蜜蜂涌来采蜜用以生产槐花蜜。深秋,大槐树结满槐树豆荚,孩子们收集槐树豆炒着吃。槐树豆、瓜子茶(枫树叶种子)和皂角子,曾经是海淀孩子们的免费炒货。
 
树上也经常悬挂许多讨厌的“吊死鬼”由一根根细丝吊在半空中。“吊死鬼”吊在自己吐出的丝线上但是一直不明白牠们为什么要悬在半空中?仔细看时你会发现,这些“吊死鬼”又没有闲着而是不停的用嘴导着丝,似乎想要再顺着丝再爬上去。此时孩子们赶来和“吊死鬼”一起做起游戏,只要你对着“吊死鬼”发出“嘟”的一声牠就应声下落一小段,再“嘟”一声又下落一小段,停一会牠再继续向上导。有时我们也把这些“吊死鬼”收集起来作为礼物送给鸡吃,几十条“吊死鬼”就被鸡们一抢而空了。
 
60多年前我们离开了她但是每年我都要回来看望她,站在她面前静默,在这数百岁老者面前我永远是一个孩童。那一瞬间,一切都回到从前了,我恍惚听到母亲在喊着我的小名叫我回家吃饭。我轻轻摘下一根支叶带回家小心地放在玻璃板下,以此留住童年的记忆!
 
数星星
 
老北京四合院的房子设计上有些地方欠合理,比如大多数房子没有后窗,本来由于院内四周全是房子就阻碍空气的对流再加上屋内没有后窗因此空气更难以对流,在没有空调和电扇的年代里炎热的夏天十分难熬,特别是晚上。在遇到酷暑天气时每家屋前的地面,通常是砖头铺的,就成了自家乘凉和过夜的“地铺”。天黑之前各家把“地铺”打扫干净然后泼上清水以便吸走白天暴晒的热量。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水干了地面也凉了下来于是把炕席拿出来铺在地面上,再在席上放上褥子、被单子和枕头。小四合院里各家地铺之间几乎相连了,孩子们可以进行“大串联”。母亲从来不允许我们参加“串联”,只能老老实实在自家的“地铺”上,别人家的孩子也就很少到我们家“串联”。
 
此时孩子们开始在“地铺”上折跟头、打滚,折腾累了就在“地铺”上仰望天空数星星。记得父亲说,清晨东方那颗最亮的星叫“启明星”,傍晚西面的那颗最亮的星叫“长庚星”,后来才知道那就是九大行星中的“金星”,中国古人竟然专门为它取了两个名字。父亲还指着北斗七星,告诉我们每个星星的名字,多年来我只记住了其中的两个,“天璇星”和“开阳星”,后来在给我的孩子取名字时就用上了,也想以此纪念父亲,父亲就是我的“启明星”。
 
有时父亲就在这时候开始讲故事,邻居的孩子也静静的旁听沾光,一直讲到孩子们全都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总是发现自己还是躺在自家的屋子里了,长大之后才知道那是后半夜屋里凉快下来时父亲母亲就把熟睡的孩子一个个抱进了屋子。
 
有一次院子里的人全睡着了突然雷电交加下起了大雨,父母亲来不及一个个抱了只好连拉带拽的把孩子叫起来,于是一个个迷迷瞪瞪跌跌撞撞的跑进屋子,没等大人铺好炕就倒在炕上接着睡了。
 
为了驱蚊,睡觉时院子里要点燃香蒿子绳,那是孩子们从野地里成捆的采回来然后拧成五尺多长的蒿子绳再晒干备用,一根蒿子绳可以慢慢烧一个多小时,冒出的缕缕青烟散发着阵阵清香味而蚊子却被熏跑了。后来有了熏蚊药水抹在身上驱蚊。
 
我家院里种有两棵大棗樹,树上经常生“洋剌子”,那是浑身长满毒毛毛的大肉虫子,躺在地铺上就怕洋剌子掉落下来,因此有时就做恶梦,梦见洋剌子掉在头上了。
 
迁西县寻祖
 
去年我回老家寻祖,来到河北迁西县撒河桥。这里是母亲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母亲出嫁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我寻访了当地的几个老人希望能了解有关姥姥家的往事,但终究是一百多年过去了已无法找到母亲童年时的遗迹。我无奈地走到撒河边的一片旷野处,此时一群白鹤落在不远的河滩上,牠们拍打着翅膀昂首对我呃呃地叫着仿佛在责怪我来得太晚了。我面对远处的山峦大声的哭喊:“妈!妈!您的儿子我替您回老家来了。您听到了吗!”停了一会,隐约的听到远处传来声音,不知那是山谷的回音还是母亲呼唤我声音。此时白鹭群应声飞起,带着我的呼唤向北飞去了。
 
我多次梦见年迈生病的母亲一个人躺在海淀槐树街的一间冰冷的小破房子里没有人管,我噗通一下跪在母亲的破床前心肺撕裂地放声大哭然后在痛哭中醒来。多年来,年迈多病的母亲都是由哥哥嫂子,两个姐姐和姐夫们孝养而我是一个不孝的儿子。
 
我仰望苍天祈祷并且一遍遍发问:何时能让天下的母亲不再有苦难?让天下的儿女不忘孝敬伟大的母亲!
 
父亲教的歌:“难报父母恩”
 
真难报是父母恩情,山样高来水样深。
 
哺育我这健全身体不知费多少苦心。
 
乌鸦反哺,羔羊跪乳,禽兽也都有孝心。
 
当然要尽心来侍奉,永保存乳母天真。
 
 
燕京大学的汽笛声
 
燕京大学博雅塔的附近曾经有一座高大的烟囱,上面有一个避雷针,烟囱的外形是多边形的,表面贴着土黄色的砖面,看上去十分精致,可能是考虑到它要陪伴在美丽的博雅塔身旁。烟囱的下面就是燕大的锅炉房和机器房,哥哥曾经在机器房学过徒。
 
当时海淀一带没有供电,供暖和自来水设备,这个机器房就是燕京大学的供暖锅炉房和发电厂。有一次我去那里找哥哥时曾经看到机器房里那个庞大的锅炉和汽轮发电机。
 
每天早上7点,燕京大学机器房发出的汽笛声传遍海淀的每一个角落,对于钟表尚未普及的年代,正是这汽笛声宣告海淀镇新一天的开始。
 
记得每年冬季,海淀教会和大户出资慈善机构主持,在海淀几处,例如双旗杆老爷庙,现中关村南大街的慧聪书院,开设粥场施舍。每天早上七点,天蒙蒙亮时开始顺着设有木栏的通道排队,有人维持秩序。放在大木桶里的大粒玉米馇粥,实际上和饭一样,远远的就可以闻到扑鼻的香味。工作人员用竹铲铲给领粥人,不分男女老幼每人可得一大碗,够普通人一天的食物。如果粥发没了则每人发给相当数量的玉米或者高粱米等,绝不让人白来一趟。为了多得一些,通常是一家老小甚至包括病人一起出动。母亲把两三岁的弟弟一人留在家中带着我们兄弟5人天没亮就起来,穿着破旧棉衣饿着肚子在冰天雪地和刺骨寒风中走3里多地(母亲是小脚)赶来排队打粥,不懂事的哥哥边走边敲打着盆子,哪里知道此时母亲的心都要碎了!教会和大户人家的慈善义举拯救了海淀多少穷人的性命!其实那些大户人家的生活也都十分节俭绝对不像现在的贪官富豪们那样荒淫无度。
 
由于难以分发十分均匀,有人编了个顺口溜:“燕京七点一拉笛儿,粥场就开门儿。老太太去了给一点儿,小孩去了给粥皮儿。搽胭脂抹粉儿的小媳妇儿,去了给一盆儿。”表达一些人对于分粥不均的怨气。不过在我的记忆中人们为了活命来排队打粥却很少见加塞和争吵打架的,也有个别重复排队领取的,对此人们似乎比较宽容。
 
小电灯和话匣子
 
1940年左右,在从煤油灯到普通电灯的过度阶段,海淀人曾经使用过6V的小电灯,以铅酸电瓶供电。在南海淀港沟胡同西口有一户人家配备发电机为用户电池充电。晚上孩子们学习就靠桌子上方的小电灯照亮,似乎比煤油灯亮一些,没有油烟,安全省钱。大约一周一次由二姐一个人提着电瓶去充电。
 
大约在1946年左右人们才开始使用普通电灯。有了电灯之后一些人家里开始使用电子管收音机,那时叫“真空管话匣子”。父亲在燕京大学的一个朋友为父亲组装了一台,父亲还请人在房前的大枣树上竖起一根大竹竿,上端做了一个网子,犹如一个笊篱,然后用导线引到屋里作为收音机的天线,在屋里的桌子底下用一个铁棍深深插入地下并且在铁棍和地面之间的缝隙浇上水,铁棍上端也用导线连接到收音机作为地线。我经常给铁棍浇水并且长时间蹲在旁边反复琢磨这个神秘的铁棍,不明白收音机里的声音到底是从地下的铁棍还是从枣树上的笊篱跑到收音机里的?
 
那时父亲经常收听国外的英语新闻广播和音乐。记得人们说,那些电子管上戴小辫儿的是短波收音机,能收听国外广播。我家就是那种戴小辫儿的“真空管话匣子”。
 
1949年人民当家作主了以后再也不许谁家有戴小辫儿的短波收音机了。和日本时期限制收听广播的政策不同的是,人民政府采用了相互举报的政策因此再也没人敢冒着生命危险收听国外的“敌台”广播了,人们只能收听“人民广播电台”发出的声音。
 
海淀游戏场
 
燕京大学南门外有一个儿童游戏场,设有滑梯、秋千、荡船、跷跷板、脚踏滚桶和转伞等。直到五十年代中期虽然已经无人管理并且显得破旧但是仍然是海淀孩子们难得的游乐圣地,在这里孩子们经常比赛,看谁在秋千上荡得最高,荡得花样最多因而经常忘了回家吃饭。这种新式的儿童游乐设备当时在海淀及其周边地区是绝无仅有的。
 
从其位置不难看出,游戏场原来是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南墙内的,后来重新修建了一段凹字形围墙特意将校园南门向北移了从而把游戏场放到校园围墙外面。显然这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南门外居住的众多燕大职工的孩子们所建同时又考虑到能让更多海淀居民的孩子分享而形成的。六十年代游戏场被拆毁改做他用,为海淀孩子们默默地服务了近30年游戏场从此消失!
 
海淀冰窖
 
游戏场的南面是冰窖胡同和军机处胡同,这一带的地势比燕京大学校园高出大约十多米因此从游戏场到军机胡同处要上一个高坡,坡上铺着高低不平的大石头。父亲说,年轻时每天上下班都要从这里通过,曾经和几个燕京大学的同事相约,多次想骑着那辆英国飞利浦牌自行车冲上高坡结果多年来谁也没有成功过,直到40岁以后才死了心。
 
高坡的东侧是一个冰窖,冰窖的北门正对着燕京大学的南门,两者相距大约150米。
 
那时北京的冬天比现在冷,上冻之前在六郎庄选好的稻田里放入洁净的六郎庄泉水,到三九天时水面上层 “冰冻三尺”。人们用冰撺子,一头是铁制四棱锥的木把工具,将冰切割成大约1米见方两尺多厚的大冰块,用绳子拦腰将冰块捆住,拉着绳子的另一头在事先平整并且泼水结冰成为冰道的地面上滑动前进。从稻田冰场到冰窖大约两公里。冰窖门口有一大陡坡,顺着坡路设有一根揽绳,拉冰人手握揽绳便于用力。冰窖东家在门口付给拉冰人钱。冰块在窖内层层络起,最上层铺满稻草。方形的冰池四周是一米多厚的土墙,窖顶是厚厚的保温棚顶。冰窖建在高处可能是便于处理融化的流水。   
 
夏天,这些冰块被用于医院的冷冻室和肉铺的冷藏柜,有钱人家用来室内降温。在烈日炎炎的夏天,小商贩从冰窖批发来大块冰用棉被保温放在筐里,挑着担子沿街叫卖:冰葫败火! 孩子们听到后跑出来将担子团团围住,有的负责跑回家缠着妈妈出来买冰。小贩用小撺子切下小冰块出卖。买回的冰块由妈妈分发后放在自己小碗里慢慢享用。由于是来自六郎庄的泉水因此十分甘甜可口。回想起来那是儿时过夏天的一大乐趣。
 
六郎庄的“萨腊子”
 
燕京大学外的西南方向是万泉庄和六郎庄,这里到处是地下喷泉,清澈的泉水汇成万泉河蜿蜒向东流去,一部分河水流入燕京大学之后汇入未名湖并构成朗润园的片片湖水。
 
站在海淀西上坡向西望去那一片片的荷塘和稻田俨然一派柳浪闻莺的江南水乡景色,视野的尽头是西山,美丽的玉泉山塔和万寿山的排云殿清晰可见。泉水中生长着各种水草,例如苲草和水芹菜,其中有一种叫“萨腊子”的水草,叶子呈椭圆形,我们曾经采回来当凉菜拌着吃。父亲说,这是早年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一个法国牧师因喜爱这里的美景特地从法国带来种子撒在泉水中成为海淀特有的水生植物,即使是当时,知道此事的海淀人也很少。
 
这里还是北京鸭的故乡,我曾经到养鸭场里看养鸭人填鸭,不管鸭子是否饿了也不管鸭子能否消化,养鸭人一只手攥住鸭脖子并且高举着,另一只手只管将攥成团的饲料用力塞进鸭咀直到再也塞不进去然后仍到已经塞过食的鸭群中,就这样一只一只轮流着填。这种填鸭法可能就是六郎庄人发明的,将其运用到教育领域那是后来的事了,不同的是在新的领域内是一次同时填完一群因此更为高效。
 
那时人们虽然相对贫穷,但天是湛蓝的、水是清澈的、空气是清新透明的,秋天虽然经常有风沙但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霾,人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随着环境的破坏,泉水没有了,空气污浊了,人们经常被“活霾”着。儿时经常去游泳的万泉河变成了“龙须沟”,法国的“萨腊子”和海淀的苲草一起也永远的消失了。现在,老舍的名著“龙须沟”变成了一部讽刺文学作品。
 
父亲教的歌: “梦里的家乡”
 
白云飘,青烟绕,绿荫的深处是我的家。
 
小桥流水,梦里的家乡路条条。
 
明月楼高,层层秋老,老红了枫叶愁难消。
 
几个海淀名人
 
1933至1935年埃德加·斯诺应邀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讲师时曾在燕大南门外不远的军机处胡同购买了一个院子。这个中西合璧的庭院,坐西向东,院里种着竹子和杨槐树,院子中央还有一个小游泳池。斯诺和夫人就住在这个院子里。我们每次去燕京大学都要路过这个院子门口。当时只听父亲说那里住着一个燕京大学的美国人,后来才知道那是斯诺。斯诺很喜欢海淀,他曾经向别人介绍说:“海淀居民成分复杂但是都操一口优美的北京话因此这里是外国人学习讲中国话的最理想的地方。”
 
未名湖的南岸有一个只有十来人的校医院。司徒雷登为医院配备了最先进的医疗设备,记得那时就有一台X光机,这在当时大概只有北京协和医院才能有此条件。司徒雷登还请来著名的留美医学博士李天爵医生主持工作。记得我在四岁时得了一场大病,开始时父亲把我放在自行车大梁上推着到校医院请李天爵医生看病但是后来我已经坐立不起了,李天爵医生则出诊到家里来,诊断为伤寒,当时吓坏了我的父母。他叮嘱父亲尽量把我留在家里以免传染给周围的孩子,还设法将我的血输给我的哥哥姐姐以提高他们的免疫力,他们听到之后全都偷偷逃跑了,父亲曾为此大发脾气。
 
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多月之后我竟然奇迹般的死里逃生而且也没有传染给其他人,是这个燕京大学的李天爵医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也是从那时才知道,伤寒病具有终生免疫功能,为此我还经常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
 
退休之后,李天爵医生选择了留在海淀也在军机处胡同购买了一个小院子继续为燕京大学和海淀居民服务。和司徒雷登一样,李天爵医生也是一名牧师,以拯救人的生命和灵魂为己任。      
 
1955年李天爵的一个儿子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遇难,老人遭受了巨大打击。
 
祖父曾经有一个姓韩的同乡好友,住在离我家不远的海淀辛庄大胡同,我们叫他韩爷爷。这是一个文质彬彬留着长胡子,经常穿着一件浅颜色大褂的老人,俨然以一个大知识分子的风度受到人们的尊敬。韩爷爷年轻时在北京上学后来留学欧美,精通五六门外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是中国赴欧战场劳工军团的翻译并参加过巴黎和会。1951年作为地主反革命被枪决,从此祖父突然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由于父亲经常去燕京大学图书馆因此与那里的几个管理员成了好朋友,其中有一个家住燕京大学东门外城府街姓李的,比父亲大几岁我们叫他李大爷。记得直到我读高中时这位李大爷还经常来家串门并且长时间的和父亲聊天。有一次和我讲起了黎曼几何学,津津乐道的谈起他对黎曼几何的一些新的见解,还从背包里拿出一本几乎翻烂的书给我看,其实我也根本不懂,为此母亲说这个人有点半疯,魔症。从他的谈话中我知道他只是中学毕业但是痴迷数学是个古怪的人。在燕京大学当图书馆管理员时他就经常在上班时跑到数学系旁听数学系教授的讲课并且参加数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个学校里的普通职工跑到大学生教室旁听,类似的事情在燕京大学并不少见。燕京大学解散之后李大爷也被辞退,从此再也没有机会旁听数学系教授的讲课更没有资格与教授平起平坐的讨论黎曼几何学了。我十分尊敬这个半疯、魔症却充满智慧的老人,曾经想,如果自己不能上大学就决心做他的学生也成为像他一样的半疯人。
 
1954年大姐余自荣和大姐夫杨开录从朝鲜回京结婚时父亲提前向李大爷家借了一间坐东向西正对院门的小耳房作为新房。我去打扫房间时在李大爷家坐了好长时间听他絮叨黎曼几何的奥妙。
 
海淀镇的中心有一个由燕京大学基督教会筹款创建的基督教堂和培元学校。教堂的牧师兼培元学校的校长齐国栋先生就毕业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是一个终生献给了海淀镇的慈善家。他的长子祁宝光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是我中学的物理老师。我的数学老师,曾经的班主任王宗荫、历史老师邓柯分别毕业于燕京大学的数学系和历史系,而邓柯老师的父亲是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初中一年级时的一个代课老师王华堂曾经是燕京大学数学系的退休教授,记得曾经在海淀培元的礼拜堂里上大课,由于“教室”太大,同学中有的人在讲台下说话,这位老教授不得不拿着喇叭筒讲课。
 
我的哥哥和三个姐姐也都在培元学校上过学。我的母校北京十九中学的前身就是培元学校,与燕京大学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
 
 6.大赤包和九金虫
 
宗教楼北面有一个用整齐的巨型石材围建的废旧水池,外形如同大游泳池,估计早年曾经是花园里的养鱼池,池边的小山上有一个亭子。这里也是我们经常玩耍的地方。在亭子附近我们曾经找到并且移植在海淀院子西墙脚下一种小型块根攀岩植物。成熟的果实呈红色形如橄榄,名为“赤包”。女孩子们将其放在手里揉捏,又喜欢它散发出的阵阵清香气味。由于这小东西十分稀少因此女孩子往往为自己拥有一个“赤包”向别人炫耀。小小的“赤包”即使在手里玩十多天,因失水收缩成薄皮仍然散发着香味。才摘下的“赤包”满身是绒毛,催熟变红之后绒毛就不见了。有一年我家的“赤包”丰收了,母亲将采摘下来的十多个“赤包”小心地用丝绵包好放在笸箩里催熟。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一群小姑娘,其中有几个是姐姐的同学拥到我家要买走这些“赤包”。母亲把笸箩拿出来想一人一个送给她们玩但是这些小姑娘非要放下一些钱一个不剩的把“赤包”全拿走了。这竟成了我家唯一的一次自产自销农产品了。由于是放在手中揉捏的玩意儿所以人们将那种任人摆布任人欺负的人比喻为“赤包”。记得有一次我们惹母亲生气了,母亲气得说:“你们老的(指父亲)小的天天拿我当“赤包”捏巴!”于是我们立刻向母亲认错。
 
老舍的话剧“大宅门”里有个角色的外号叫“大赤包”可能就来源于此,不过那个“大赤包”可不是一个好惹的女人。据说“赤包”也是雌雄分株的,必须是一个圆形和长形的块根一起栽种。
 
每年三四月份校园里长满了二月兰,这些小兰花趁着大树的叶子还未长出时占领了树林里的大片草地。一眼望去一片片美丽的二月兰构成了校园新一年的第一幅画面。当树叶长出时二月兰已经结束了她的生命周期留下大量种子迎接新的一年了。
 
有一种叫“九金虫”的小甲虫,身长不足3毫米,紫色的盔甲闪着金光,这是父亲从燕京大学同事那里得到并且在家中繁殖成功的。小金虫养在一个大铁盒子里喂上核桃仁、干枣和冰片,盒子上浮盖着一张硬纸。父亲说这些小金虫是一种名贵的中药因此每隔几天就让我们每人吃下几只。
 
有一次我揭开盖子想看看里面的情况时一下子飞出好多落到屋子各处,但是不一会它们又自己回到盒子里了。我只看到里面的核桃仁和枣被上百只小金虫咬得百孔千疮没注意到幼虫是什么样子。70多年过去了不知那美丽而神奇的小金虫是否还在人间?        
 
灰喜鹊是当时燕大校园里最多的常驻鸟类,牠们霸占了整个校园而普通的家喜鹊很少,相反的是海淀居民区里却看不到一只灰喜鹊,看到的只有家喜鹊。因此多年来在我的词典里灰喜鹊犹如燕京大学的代名词。我一直不明白这些喜鹊们是以什么原则划分势力范围的?
 
7.燕京大学的圣诞节
 
秋叶
 
秋天到了,小燕子们纷纷离开校园飞往牠们在南方的家。傍晚,排成一字和人字的大雁成群结队日夜兼程向南飞去。静静的夜晚听到天空传来呱呱的雁叫声让人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凄凉。
 
深秋,未名湖畔被枫叶树和银杏树装点成金黄色,波光粼粼的未名湖湖面倒映着美丽的水塔,犹如一个童话世界。
 
父亲教的歌:“秋月”
 
秋夜月光明,秋虫叫不停,
 
唧呤, 唧呤, 唧呤, 唧呤,叫得真好听。
 
也许它们有喜庆,音乐奏不停。
 
记得校园南门附近有一条路,两旁种着大叶杨树。树干的伤口愈合后留下的伤疤如同一个个大眼睛贴在树上,因此我们叫它是大眼睛树。每当我一个人孤零零走在这条路上时总觉得那些大眼睛都在盯着我,加上风吹树叶发出的哗哗响声觉得有些渗得惶,没有姐姐领着不敢一个人走过。
 
杨树落叶盖满了路面,人们把收集起来的杨树叶子涮洗干净用来作为小吃的“托盘”。在卖小吃的摊子上,小贩会用一片油绿发亮的大杨树叶子把年糕或者炸糕、炸三角等托住递给你。吃着这些可口的小吃,闻着绿叶散发出的清香,人们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然后再把它回馈给大自然。在杨树叶过时之后,许多商贩使用晒干的荷叶代替杨树叶,荷叶则发出一种淡淡的荷香。
 
几阵北风吹过之后校园里大部分树上的叶子落光了只有高大的白皮松、雪松和矮小柏树墙依然如故。
 
冬天,未名湖成了冰的世界,有时你会发现一些人一字排开站在冰上,原来那是学生们在上体育溜冰课。如果愿意,你可以站在旁边旁听一下,讲课人也非常欢迎。有一次赶巧遇到学校组织溜冰比赛,我们就当了一会儿业余的拉拉队,多么羡慕那些会溜冰的人。当时在北京,溜冰还是一项外来的新鲜活动,海淀的其他地方很少见到。
 
 
一天夜里,躺在炕上听到南窗的窗纸被南风吹得唰唰作响,母亲说要下雪了,早上起来开门一看果然白茫茫一片。联想起那年夏天的一天,我和弟弟和平常一样,抬了一大桶井水倒进家里的水缸,不一会水缸外面结了一层水,结水的高度正好是水缸里水位的高度,母亲说“水缸穿裙”了要下雨,果然那天晚上大雨一场。父亲说,冬天,东南风带来暖湿气流吹动了南窗的窗纸预报下雪了。夏天空气湿度大了遇到水缸降温于是在水缸表面凝结成水,“水缸穿裙”预报下雨了。
 
父亲教的歌:“雪夜”
 
天冷夜来长,风吹雪打窗。
 
一家人聚火炉旁,兄弟姊妹爹和娘又说又商量。
 
到明朝开窗望,一片白茫茫。
 
白雪覆盖了校园,走在朗润园的雪地你会发现,在你来到之前野兔子已经光顾了这里并且在雪地里留下牠们的脚印。姑母的院墙上显然也有黄鼠狼留下了的脚印。
 
大雪融化时在那些宫殿式大屋顶的屋沿和大树上挂满了长长的冰柱。走在下面一不小心一个冰柱掉下来砸到头上。
 
学生们在未名湖畔堆起的雪人,有的还戴上了帽子。原来,圣诞老人乘着这场大雪提前来到了燕京大学校园。
 
圣诞节
 
圣诞节是燕京大学学生和教职员工最隆重的节日,也是父亲最忙碌的日子,学校要举办各种活动。宗教学院的圣诞节活动由父亲筹划和组织。我记得一进宗教楼门口的地方树立一棵圣诞树和画有圣诞老人的画,留声机里不断传出优美的圣诞歌曲,这是一个宗教圣地。
 
每年圣诞节,父亲都要带我们和一些学校员工的孩子们一起兴致勃勃到校园挖“彩蛋”。那是圣诞节前一天燕大的基督徒们将煮熟的鸡蛋埋藏在临湖轩周围的小山坡上,告诉孩子们那是圣诞老人为孩子们准备的圣诞礼物等待孩子们自己去发掘,凡是去的孩子没有一个空手而归。父亲也就乘此机会到临湖轩看望自己的上司,宗教学院的名义院长司徒雷登了。
 
哥伦布戳鸡蛋
 
有一年圣诞节,我们把从临湖轩小山坡上挖回的彩蛋放在桌子上玩的时候父亲讲了一个哥伦布戳鸡蛋的故事令我终生难忘。
 
为了奖励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西班牙国王在王宫举行国宴,参加国宴的全是皇宫贵族等显要人物。哥伦布被安排在首席位置,国王致辞高度评价哥伦布的伟大发现并且令大家起立为哥伦布敬酒,但是好多显贵们不以为然认为国王是小题大做。这些人说,这有什么了不起,那个大陆一直就在那里任何人去了都可以发现。大家开始讥笑哥伦布,弄得国王也十分尴尬,国宴无法进行下去。突然,哥伦布从宴会桌上随便拿起一个鸡蛋高高举起然后高声问道:请问在座的那位能把这个鸡蛋直立在桌子上?纷乱会场突然安静了下来变得鸦雀无声了。哥伦布拿着鸡蛋走到每一个人面前一个个询问,有的人拿过来反复试验但是最终没一人能够做到。人们大惑不解不知哥伦布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当哥伦布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再次高声询问有谁能做到,没有人回答。哥伦布自言自语地说:“既然没人能做到”,说着他轻轻将鸡蛋往桌子上一磕,破碎的鸡蛋被立到桌子上了。人们一下愣住了,哥伦布接着说:“各位,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人人可以做到。”此时弄得在座者哑口无言,人们被彻底折服了。不得不佩服哥伦布的智慧和勇敢。
 
儿时父亲的教诲让我受益终生。在几十年的技术研究工作中我一直敬畏那些国外的开创者,绝对说不出:“M国人用了几十年而我只用了*年!” 之类的无耻之言。我认为自己无能但是我知耻则我可能是有希望的,如果既无能又无耻那就没有希望的了。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那些创意我就没想到呢?其实这是一个不可公开探讨的问题。
 
圣诞节前一天,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总要委派其夫人到我家送圣诞节礼物并且和母亲长时间交谈,站在院子里就能听到她们的爽朗笑声,而平时难得看到母亲这样的开心。有一年送来很多肉,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位夫人把肉说成“又”觉得十分好笑,此事成了有趣的回忆。
 
在万恶的旧社会,似乎普通员工无需巴结上司,而多见是领导设法迎合下属。但是到了“新社会”则是完全颠倒了,对领导的阿谀奉承成为起码的生存技能和升迁的技巧,也是从幼儿园就开始上的人生必修课。
 
圣诞节期间,贝公楼也要举办各种演出活动。有一天晚上上演京剧,父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高高兴兴地来到贝公楼不料被门卫挡住要求我们先站在旁边等一等,父亲问这是为什么?门卫支支吾吾。过了一会只见一个外国人带着两个孩子被迎进去之后门卫才招呼我们进去,谁知父亲觉得被歧视了于是和门卫吵了起来尽管几个门卫一再解释。最后父亲还是领着我们回了家,戏没有看成却生了一肚子气。后来得知那是学校邀请来的一位客人。
 
有一次父亲组织并参加宗教学院圣诞节聚会,要求参加者每人准备一份礼物,包装在一个纸盒子内标上号码之后集中摆在一起,然后抓阄。这样,事先谁也不知道别人放在盒子里面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得到谁的礼物。为了准备礼物父亲买了几个漂亮的瓷盘然后让我以小学一年级水平的“书法”写下几句祝词然后和瓷盘一起放在纸盒里。得到礼物的人看了之后向在场的人展示,人们大惑不解问父亲是不是找了个外国人帮助写的因为人们都知道父亲的“魏碑体”书法。
 
那时圣诞节就是我家的主要节日而春节反道成了次要的节日了,比如每年春节父亲都要替别人写对联但是我家从来不贴对联,我们从来也没有过压岁钱。
 
记得父亲在写对联时我总在旁边看着,有一次在写“安”字时父亲说:“要想安字写得好必须下大上面小。”根据这句话,多年来就我经常用不同大小的上下比例反复写出“安”字并且仔细观察一些书法家写的“安”字,发现的是确如此,可见那句话一定是书法界公认的规则。使我不得其解的是,汉字的审美观怎么在“安”字这里出现“奇点”了呢?
 
我家里曾有父亲参加燕京大学各种活动使用的一把现在已经很少见的黑色硬木制作的四根弦胡琴、一个笛子、一个德国制造并且标有“真善美”商标的口琴、一把高级网球拍和两个二三十年代木制暗箱的蔡司相机。1960年大姐夫杨开录竟然用这个老古董照出了几张非常清晰的照片。
 
燕大南门的东侧称为南大地,那里有一个网球场其北面是女体育馆。父亲年轻时经常在这里打网球并且自认为是个高手,一些美国人不是对手。
 
我家曾经有一个德国小闹钟,透过四面的玻璃能清楚地看到里面的发条、齿轮、摆轮和游丝。父亲星期天没事时就经常把里面的游丝和摆轮拆下来放在一个玻璃盘里用小镊子小心的拨动游丝,每次都要花费好长时间。我家的小闹钟比较准,因为父亲每天早上都要根据燕京大学的汽笛声给小闹钟对时。有时父亲也把同事家的类似小钟拿回家修理并且用我家的小闹钟对时。我经常好奇地站在旁边看着,不断的提出问题。由于年岁太小父亲的回答无法听懂,因此只知道那是为了调节小钟的快慢。
 
看着那美丽的小闹钟以为时间就是从那里面滴答滴答流出来的,而小小的游丝又是怎样调节时间流出的快慢呢?
 
父亲的孝道
 
听母亲说,父亲刚到燕京大学工作不久曾经花几十块大洋买了一件进口的大氅,我记得大大的栽绒领子如同尼克松来北京时穿过的那件大领子大衣。过年时父亲高高兴兴穿着回老家了,一进门被爷爷看见了于是上去就打了父亲一巴掌:“你敢这么花钱,你看看我穿的是什么?”自那以后父亲让母亲把那件大氅收起来再也没动。从此父亲就很少穿好一点的衣服。十多年后父亲让母亲把大氅拆了给我们改造成了冬衣。
 
我注意到,父亲绝对不在爷爷面前大声说话,也不当着爷爷的面训斥我们。爷爷坐在八仙桌旁的椅子上时父亲总是坐在小凳子上,面对爷爷,也不许我们几个孩子坐在八仙桌另一边与爷爷平起平坐。绝对不当着爷爷的面抽烟喝酒,爷爷要抽烟时,只要父亲在场必定上点烟。绝对不在爷爷起床之后才起来,决不在爷爷睡觉之前睡觉,每早必问安。绝对不在爷爷健在时留胡子,爷爷是留着胡子的。只要爷爷在家,绝对不和母亲吵架。每年在奶奶祭日那天的清早父亲总要独自一个人面向老家方向默默磕头祭母。
 
8.抗战前后
 
喜峰口抗日前线战地救护
 
早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前,抗日名将宋哲元将军奉命率国军第29军保卫华北,在长城喜峰口一带抗击日军。1933年3月,29军五百名大刀队员夜袭喜峰口外的日本军营砍死日军三千多人,烧毁日军各种军车三百多辆。喜峰口大捷之惨烈震惊中外,在宗教学院工作的父亲曾经受祖父之命紧急请假和祖父一起从北京赶赴老家河北迁安县组织领导当地民众参加喜峰口抗战的前线支援和战地救护。母亲说,从那以后父亲就再也没回过老家。
 
祖父
 
祖父余锐武,曾经是满清的末班“拔贡”。“拔贡”是清朝的一种科举制度,全国各大市县每12年选拔一名德才兼备的读书人送到北京做官。
 
祖父毕业于迁安文峰书院,曾经在唐山女子师范学校滦县分校、遵化汇文中学(现遵化二中)、迁安师范讲习所(现迁安一中)、通州潞河中学、通州女师等学校教古文和任校长,后来在河北省国民政府(北平)教育部门任学监,1946年退休之后先住在我家后来在燕京大学朗润园姑母家每天为姑母做饭和照看表妹吕小方。 
 
记得祖父随身带的书籍有:史记、曾国藩家书、张居正大传等,祖父经常反复阅读有时也讲给我们听。祖父曾提起在遵化汇文中学教书时因失火将满屋的宝贵书籍烧光而痛心不已。祖父经常在晚上给我们几个孩子讲古籍,例如岳飞、文天祥、“十三妹”和“杨家将”等等。
 
在滦县女子师范学校当校长时地下党杨秀峰(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又曾经是祖父的学生)为同校教员,有一天在做化学实验时发生爆炸,祖父听到爆炸声急忙跑到现场见到杨秀峰的一个手指被炸断但是杨秀峰却面不改色(有些资料说是炸聋耳朵),祖父曾经参与处理善后工作并且受到上级批评成为祖父的终生难忘和借鉴。
 
1966年表妹吕小芳作为一名高才生从北京人大附中高中毕业,全家人寄希望她考到北大清华但是没有想到被安排插队到内蒙古牧区。因无法承受自己一手带大的外孙女突然离家,特别是连同户口也被迁走,一夜之间变成一个遥远地区的牧民再难见面,祖父失去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在几天不吃不喝之后,一个为教育事业贡献一生,一个最后的“拔贡”在绝望中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85岁。祖父离世的消息家里人长时间未敢告诉表妹。
 
记得表妹曾经从内蒙寄来一张自己在草原骑马放牧的照片希望从小把她带大的外祖父放心,她那里知道外祖父早已因为自己的远走而离世。
 
沦陷时期
 
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开办属于美国在华资产因此在日本占领北京期间日本人则敬而远之。其实日本军营就在距离燕京大学西边不远的西苑。那段时间燕京大学成为一个孤岛未受日本人的直接干扰,而我家的生活也没有更多的变化只知道有些学生离开学校奔赴了抗战前线。直到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本人占领。
 
父亲离开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在北京同仁医院临时找了挂号室的工作,每星期六下午下班骑车回海淀家里,到家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了。由于平日见不到父亲了因此就天天盼望到星期六父亲回家来。有时父亲回来要买一些花生每人分上一小把。每次我都要挑出两三个最好的藏在枕头下留到第二天再吃。第二天早上争着下地搜寻昨天晚上吃花生时不小心遗漏在地上的花生仁。
 
记得那年同仁医院在小范围内做种牛痘试点,父亲就从医院弄了点疫苗放在一个漂亮的小瓶子里带回家。为了防止天热变质就小心翼翼地把小瓶子放在水缸下面的角落里准备第二天給我们几个孩子种牛痘,不料被二姐偷偷拿出去显摆了。第二天父亲准备要种牛痘时小瓶子不见了。一个一个审问是谁动了?最后二姐招供是自己拿出去给玩了,于是二姐挨了一巴掌。
 
过了一个星期父亲又用小瓶子带回了牛痘疫苗,这回没敢保存,立刻把我们几个孩子集合起来,从大的开始挨个种牛痘。本来种牛痘是很简单的事,胳膊上点上一滴疫苗然后轻轻划破一个小口就行了,可是父亲是外行,非要使劲拉个口子出血才算数,再加上我们本来就害怕,于是就嗷嗷的叫喊了起来。母亲看着有些心疼,冲着父亲喊: “这哪是种牛痘,像杀猪似的,我看还是别种了!”最终还是每个孩子挨了一刀儿,种上了牛痘,父亲完成了一件大事总算放心了。
 
父亲在北京同仁医院挂号室工作所挣工资只能勉强维持父亲自己的生活,而母亲则带着我们兄妹6人依靠变卖家里的用品和教会慈善机构的施舍维持生活。
 
我4岁时就和6岁的三姐,8岁的二姐,和10岁的大姐一起编草帘子(编草帘子的边沿)。冬天,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坐在冰冷的堂屋地上编到深夜。我总是第一个去睡觉了,留下三个姐姐和母亲干到深夜,有时遇到急活还要通宵达旦。
 
记得大姐上小学时一直是全年级第一名,她的很多作业被学校作为典范留下来展览,但是小学毕业之后再不能在继续上学了只能到处去做工挣钱养家。有一次大姐背着一大摞草帘子领着我路过燕京大学南墙外遇见六七个全副武装列队巡逻的日本兵时我被吓哭了,大姐急忙把我推到她的身后用身体和草帘子把我挡在墙边。十岁的大姐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生火、打扫房间、打扫院子、倒尿盆,准备洗脸水。冬天的早上屋子里冰冷,大姐把生好的火搬到屋子里还要把我们四个弟妹的棉衣在生好的火炉子上烤热之后给我们穿上。
 
每天大姐还要背着一大摞缝好草包送到编织厂的库房然后再去草帘编织厂背回重重的一摞草帘子。后来二姐和三姐长大一些也帮着背了。
 
那几年,压在大姐双肩上的远不只是那重重的一摞草帘子而几乎是全家一半的生活负担。现在一想起大姐就会情不自禁的流下泪,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大姐犹如我的半个母亲。不知她那小小年纪是怎样忍受过来的。
 
美国的救济
 
直到1945年815日本投降,父亲又返回宗教学院,但是好景不长,国共内战开始了。
 
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为处于饥饿状态下的市民向国民党反动派公开的呐喊。那平静的校园突然变成了政治斗争的战场,校园的宁静与和谐则一去不复返。
 
不久,饥饿的人们得到了美国的救济物资,人们从未见过的澳大利亚“利郎牌”面粉、大桶的美国和新西兰奶粉、各种罐头、奶油、美国海军毛毯和衣服等生活用品。饥饿的人们一时过上了富翁般的生活。实际上这是大多数海淀的富人也不可奢望的。记得我家分得两大袋 “利郎牌”面粉,那是用三层牛皮纸制作的袋子、两大桶奶粉、一些猪肉罐头、奶油、一个军用水壶、一件美国军用雨衣、几双鞋、两条崭新的美国海军毛毯,白色和绿色各一条并且一直用了20多年。
 
那张三代人的照片里没有当兵去四川的大姐,祖父前面是表妹,右边坐着的是作者本人,穿的那双鞋就是美国救济物资。发放时是一双半新的鞋,为了这双鞋我和弟弟曾经发生争吵,后来因为我的脚大一些最后母亲判给了我,母亲答应给弟弟再做一双更好的新鞋。其实那双鞋我穿着也大很多,即使这样平时还是舍不得穿的,照相是一个特殊的场合于是穿了出来。
 
救济物资是由美国救济总署发放的。父亲作为燕大职工还单独发了一些。有些穷苦人家舍不得吃这些面粉和奶粉,将其变卖之后换回更为紧用的东西。
 
除去按户发放之外,中小学校里还专门为学生每人发放。记得学校老师根据在校学生人数在操场上画了一个个标有号码的圆圈,将救济的旧衣物分放在圆圈里,学生们通过抓阄取走。每人大约分得五六件半新的衣物,其中包括一些毛衣、毛裤。大家高兴地相互对比自己分到的旧衣物,有的还在自愿的条件下进行交换。包括我在内,一些身体瘦小虚弱的孩子还得到了大瓶的鱼肝油,一种人们从未听说的东西。
 
我家西院是一个穷人大杂院,记得院里住着几个和我同龄的男孩子,其中一个小名叫小虎的,他的哥哥叫臭猪,姐姐叫大橘子,十五六岁。一家四五口人只有一个破被子。
 
多年来他们每天吃燕京大学学生食堂倒出来的剩饭菜,那是学校食堂的一个姓臧的厨师每天用大木桶拉到燕大南门外的娘娘庙和老虎洞街出售,名曰: “杂和菜”。我偶尔也听到小虎高兴地说,他妈妈从杂和菜里找到一块肉给他吃了。
 
夏天,大橘子穿着勉强遮体的破衣裳很少出门而小虎则一丝不挂光着屁股到处跑。在得到美国救济之后大橘子第一次穿上了花衣裳并且高兴地跑到街上显摆,小虎和臭猪也都穿上了衣服虽然看起来不大合身。
 
我们是知识分子家庭尽管当时也很穷但是总觉得比大杂院里的穷人高一等,因此很少和他们一起玩。在分得美国救济物品上,这些海淀最底层的人家第一次与其他人家站到同一个位置上了。
 
尽管这些来自美国的衣物大都是旧的,食品的数量也是有限的但是对于处在饥寒交迫的人们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当时也没人去想,美国人是否在罐头里偷偷放入致癌物质?奶粉里是否含有肉毒杆菌?面粉是否是转基因小麦制成?美国人是否别有用心?等等。
 
9.燕京大学的学生运动
 
也正是在这时,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又开展了新的示威宣传活动,这次不再反饥饿而是号召市民要向北大某教授学习,宁可饿死冻死也绝不吃一口美帝国主义的救济以维护中华民族的伟大气节。进步学生们将发给他们领取救济的票据张贴在校园的广告牌上,又到海淀街游行,把票据撕碎然后狠狠踩在脚下,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美帝国主义!然而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饥饿的人们难以达到宁可饿死也决不吃一口美帝国主义救济食品,宁可光着屁股也不决穿美帝国主义的救济衣物的崇高觉悟。我家就是如此。其实谁都知道,在海淀市民挨饿时,那些进步学生每顿饭几菜一汤的吃着,其剩饭菜倒在木桶里,卖给海淀饥饿的穷人。所以有人说,那些反饥饿的人决不是饥饿的人。
 
有的市民将进步学生撕碎的票据争相捡起,进步学生对于海淀市民觉悟的低下不可理解和无奈。相比之下,1960年“困难时期”多少人宁可活活就地饿死也绝不出来要饭更不会接受美帝国主义的救济。1976年唐山大地震,多少人宁可在瓦砾下等死也绝不接受美帝国主义的所谓人道救援,真正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节。我似乎应该为自己吃过美帝国主义的救济而苟活到今天感到羞耻。
 
记得1947年进步学生在燕京大学南门与校园西墙一带的空地举行营火晚会,围绕着一堆堆篝火高唱革命歌曲,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到国民党反动派!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要这些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会场周围的树上,墙上到处是大标语与此同时还散发传单。我和哥哥姐姐在旁边看热闹,有些海淀人也进学校观看,平日普通海淀人是不能随便进入校园的。集会结束后我们随着人流走出南门时被等候在南门外的警察和便衣挨个盘问,察看身份证。我们因为年纪小没有被查问。后来知道那一阵的学生运动是借所谓沈崇事件发起的。
 
多年来燕京大学的地下党几乎是在半公开的活动,即使校长司徒雷登在任时也持默许态度,而国民政府、军队、特务和警察虽然也十分清楚但是从不进入燕京大学校园里也绝不介入学校事务,与中共相比国民党反动派实在是太无能了。
 
10.最后的燕京大学
 
1949年中共接管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和燕京大学哈弗学社被作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机构的核心立即被取缔。父亲将宗教学院的大量宗教书籍保存在家中希望有朝一日再送回。记得其中有几本是父亲讲过的圣经故事,书中印有大量欧洲文艺复兴时的有关耶稣基督的油画,例如“最后的晚餐”和“耶稣受难图”等。此外还有两本英国牛津大辞典。
 
一个研究林业的教授是父亲的多年好友,曾经将满满一大箱子有关林学的书籍送到我家让父亲暂时保管并且一再说明这些书对于他的重要性不久一定回来取走,但是此人一别再无消息。父亲为这个朋友保存了近10年最后只好含泪扔掉。书中那些彩色的花木和英文日文的说明至今记忆犹新。
 
父亲还曾经将宗教楼教堂里的那沾满脏土的废旧地毯剪下一个边角带回家铺在炕上当炕席而且一用就是十多年。
 
1960年父亲生病之后在整理书籍时将他喜欢的一本1933年出版的简装英文书“爱的学校”单独拿出来请人重新装订成“精装”留给了我。又吩咐我将两个大辞典送给组建不久的中关村科学院图书馆。我没敢问为什么不送给新的北大图书馆,因为我知道那将重新刺痛父亲那无法愈合的伤口!当我用自行车小心地将辞典运到科学院图书馆放在管理员面前时他们愣住了,因为从未见过这么大的词典,问我是从哪里来的要多少钱。我告诉他们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留下的,现在无偿送给科学院图书馆。为了稳妥,他们让我写下一个有关辞典来历的说明和无偿赠送的声明并且签下名。
 
印象最深的是词典中有一页印有二三十种绳扣的系法,那是从世界各地收集的,记得其中包括中国的纽襻。我一直不明白外国人怎么闲得没事连绳扣都拿来研究一下。现在才明白,那也是人类文明遗产的一部分只是我们视而不见而已。
 
父亲说那部最大的牛津词典世界只有百余部。后来得知,多年来一些西方收藏家在苦苦寻找这弥足珍贵的文物。不知这它们是否还在,是否躲过那十年浩劫。
 
11.生死离别
 
宗教学院有一个与父亲关系非常好的神学教授-儒亚德,瑞典人,长得十分英俊又非常儒雅。他养的一条母狼狗取名叫“玛利亚”,可见狗主人对她的钟爱。玛利亚每天跟随主人到宗教楼。为了不影响主人的工作,玛利亚总是趴在父亲的办公室与父亲为伴。父亲也十分喜爱玛利亚因此成了玛利亚的第二主人。高大的玛利亚经常把两只前爪搭在父亲的办公桌上看看父亲在干什么。
 
玛利亚每次看我来到办公室就先跟我亲热一番然后抬头看看父亲,请示一下是否同意她跟我出去玩,只要父亲一摆手说:“玩一会就回来!”玛利亚撒腿就往楼下跑去并站在楼门口等着我,然后我们就一起围着未名湖疯跑。有时跑着跑着趁我们不注意,玛利亚就偷偷爬在草丛里藏起来,自以为我看不到她了。其实她只是把头和身体藏在了草丛中偷偷高兴,却不知道自己的两个直竖的大耳朵经常暴露目标。为了讨好玛利亚有时我就假装没看见,继续往前边跑边呼唤她的名字,玛利亚觉得自己真的赢了于是从我的身后扑出来。通常跑了一圈之后玛利亚就自己回去了而我去姑母家了。
 
宗教学院被解散,父亲失业了,儒亚德和所有外籍人员被迫离开中国。玛利亚无法和主人一同回国,儒亚德只能将与自己相依为命玛利亚托付给父亲代养。父亲是唯一一个能让主人放心让玛利亚认可的收养人。为了让玛利亚逐渐熟悉新的家,儒雅德先让父亲领玛利亚到我们家玩,于是父亲骑着车玛利亚高高兴兴跟在后面到我们家串门,玩够了,玛利亚就自己回去了。
 
终于有一天,儒雅德一手递给父亲一张他本人的照片作为离别的纪念,一手将牵绳递给了父亲。父亲把玛利亚牵回家之后拴在了院子里的大枣树上,玛利亚突然失去了自由。实际上玛利亚已经察觉到主人已经抛弃她而一去不复返了,因为平时到我家串门是从来不用绳子牵的,但是她永远也不明白主人的无奈。可以想象,儒雅德在看着怀着同样沉痛心情的父亲牵走玛利亚时那生离死别的心情。
 
玛利亚知道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主人了因此开始焦躁不安,几天不肯吃东西。没有办法,父亲只能买来一些肉哄着玛利亚吃。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玛利亚似乎平静了下来并且开始和我们玩耍。我们高兴极了因为玛利亚成了我家人了,再也不走了。
 
父亲觉得一只母狗取名“玛利亚”有些不尊重圣母,其实这可能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存在差异,决定将其改名为“拉克”。玛利亚被带到我们家之后我们就叫他“拉克”但是想短时间改变玛利亚的名字谈何容易。
 
看到玛利亚逐渐接受了她的新家,父亲放心了。有时就解开牵绳让玛利亚在屋里屋外自由活动,夜里看到我们全家人都上炕睡觉了就静静地趴在堂屋中间看家,清早用鼻子把我捅醒让我赶快起来和她一起到院子里玩。
 
其实我家原来有一只经常来串门的小黑狗,我们叫他黑子,那是离我家不远的莺房胡同一户人家养的,我们每天抬水都要路过他家门口,时间长了成了熟人。黑子就经常跟随我们来到我家玩,晚上才回家,他家的主人也不介意。这样,黑子就成了我们从未见过面的两家人共同养的狗了。那天父亲牵着玛丽亚回家时正好黑子也在家里,见到玛丽亚进门,黑子立刻冲着玛丽亚吼叫起来想把玛丽亚赶走,玛丽亚却显得十分大度有礼,不予理会。看到全家人都在欢迎玛丽亚,黑子感到因玛丽亚的到来而突然失宠,无论我们怎么向牠解释和劝说,黑子就是不听最后还是气愤的跑走了,一定是认为我们家嫌贫爱富,从此和我家断绝了来往。
 
儒雅德曾经多次劝说父亲将全家移居瑞典而他可以做担保人和资助人但是被父亲婉言拒绝,因为父亲是长子,不可能抛下自己的老人不管,另外是当时的政治形势也绝对不可能允许离开。
 
儒雅德回国前曾经留给父亲一些钱以帮助开始失业的父亲维持我们几个孩子继续上学,也借此给玛利亚留下一些生活费。儒雅德是个单身没有子女因此他很喜欢我们这几个孩子,曾经提出希望得到我最小的姐姐的一张照片留作纪念,可惜当时没有三姐的照片。后来父亲专门领三姐去老虎洞街照了一张照片并且让三姐用歪七扭八的字写了几句感谢的话,在经过政府审查之后一起寄给了儒雅德。如果玛利亚还在肯定会让她和三姐照个合影寄去的,那是儒雅德想要看到的。其实除去表示感谢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告诉儒雅德,他的玛利亚在新家生活得很好请他放心。实际上后来的往来信件也已经不通了,因此也不知道儒雅德是否收到了那封信。鉴于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父亲再也没敢继续和儒雅德联系。每当父亲想起此事就后悔当时没能寻找一个玛利亚的替身和三姐合影用以安慰儒雅德。
 
父亲曾经多次提起“儒-雅-德”这优雅的中文名字的来源,原来那是父亲应儒雅德本人的请求经过长时间推敲为他取的。多年来儒雅德也因为有这样一个优雅的中文名字受到周围人的称赞而感到自豪。
 
其实关于父亲为什么给我取这样一个名字,多年来也没有问过父亲,直到1959年在北京工业学院上大二时有一天到魏公村邮局寄一封挂号信,邮局主管办理人,一个将近60岁的老人看到我在挂号单上签下名字之后笑着对我说:“你的名字取得好,祖上之余荫也,是谁给取的?”我说是我的父亲。老人对我点点头笑了笑。我一时不明白老人的话是什么意思,回家时就把魏公村邮局老人的话讲给父亲,父亲才告诉我:“祖”是“祖辈”,“余”是“我”,“荫”是“荫德,庇护”,加起来就是-祖辈的荫德庇护着我。父亲说本来“祖荫”是我的小名,弟弟的小名叫“季成”,学名应该和哥哥姐姐一样带“自”字,后来父亲觉得这个小名也挺好因此一直就用下来了。
 
12.打狗运动
 
在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1952年全国又掀起打狗运动。名曰:防止狂犬病和狗与人挣粮。关于狂犬病确有所闻但是说狗与人挣粮则有些勉强至少是在当时的中国是如此,因为当时大部分人家养的狗是以人屎为口粮的。俗话说“狗改不了吃屎”,因此根本谈不上与人挣粮。我清楚的记得,邻居小孩子拉屎时他家的狗就等在一边,看到孩子拉完撅起屁股了,马上过去先把孩子的屁股舔干净然后再把屎吃了。
 
多少年来这个可怜的群体给多少家庭带来了欢乐,牠们无怨无悔的陪伴着多少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残疾人、乞丐。冬天牠们用自己仅有的热量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生命的温度。牠们决不像现在的贪官那样见利忘义,因此人们用“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来比喻和感恩。
 
打狗队带着抓猪用的勾杆子,一端是锋利钩子、绳子、棍棒和夹板,挨家挨户的搜查并且要求互相检举揭发,勒令养狗的人家立即交出自家的狗。领教过镇反运动的人们谁敢违抗!
 
那些敢于反抗的狗就被当场乱棍打死,敢于逃跑的狗就用勾杆子一勾,那锋利钩子刺入狗身立刻皮开肉绽。打得半死不活的狗被扔到装满死狗的大车上。除去打死之外也有用绳子勒死的,有吊起来灌凉水呛死的。对付那些小狗则比较简单,只需一只手攥着小狗的两只后腿用力往地上或者墙上一摔,嗷的一声鲜血四溅。一些打狗队员们还进行比赛以此取乐。
 
从此中国原产的狗种基本灭绝。人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向千百年来忠诚陪伴人类的朋友,一个可怜的物种下此毒手,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赶尽杀绝?
 
幸亏我们的玛利亚一年前自己走了否则当父亲不得不亲自交出玛利亚又亲眼看见玛利亚被乱棍打死时父亲可能会和玛利亚一起离开这可怕的世界。
 
上天保佑,打狗队之手没能伸向全世界否则整个物种将被灭绝。现在我们能所见到的狗基本上都是外来物种,他们无不来自西方,也带来了西方的生活方式,什么狗衣、狗粮、狗美容、狗医院、狗培训班、狗选美等等,不知牠们是否也带来了西方价值观?牠们是否经过了政治审查和划分了阶级?
 
人们常说“打狗看主人”,意思是说如果“狗”侵害了你,请你看待狗主人的面子饶恕牠吧。那次史无前例的打狗运动实际上也是打狗警示主人的运动。当然也有人说是为了取狗皮给志愿军做皮衣,这样,中国人和狗一起为另一场战争做了贡献。
 
13.呼唤燕京大学
 
北京大学进入之后,燕京大学从此消失,渐渐地被人们遗忘。
 
文革期间曾经有人得知,原来,燕京大学的老职工一直是作为美国基督教会聘用的雇员来发工资的,而在中断之后这二十多年里,这些人,当然也包括父亲在内的养老金竟然原封不动的为他们存在美国银行,每年还有利息!人们无不感到震惊和难以理解。因为这些燕京大学的老职工在党的教育下一直在用最革命的语言痛骂那些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者,揭露他们的种种“罪行”。一些人曾提出希望寻找途径取回这笔本应属于自己的钱,不能便宜了那万恶的美帝国主义。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想到,何时将这个本来属于美国人民的在华资产归还,何时为燕京大学的创始人,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教育家校长司徒雷登在临湖轩树立一个纪念碑并且安放他的遗物,以此圆他生前的遗愿-永远的留在这块他为之付出终生的地方-“落叶归根”并且让这块土地继续走出一个个世界级大师。
 
当看到几个与这块土地毫无关系的近代名人的塑像也来到这里,不知那几位名人是否发现自己走错了路或者是被别人领错了路而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定居了。
 
14.父亲的身影
 
几前年,我和二姐三姐一起重访燕京大学校园,在朗润园,我们找到了父亲曾经躺过的那块石板,我们默默地站在那里耳边响起70年多前父亲教的一首歌:“....风起湖面月上山,湖光一片清寒,更深不愿寻归路,鱼多懒得下钓杆,若非明月水底照,忘却身在渔船。”我们默默思念,让父亲安睡在那儿不要把他吵醒。
 
在宗教楼下,我们凝视着父亲办公室的窗子久久不肯离去仿佛在等待父亲打开窗子呼唤我们的小名!
 
70年前父亲教的几首一生不忘的歌实际上只是会哼唱却一直不知道它的歌词是哪些字,特别是我。前几年二姐三姐花了很长时间回忆那些儿时的歌,经过反复推敲把歌词补写完成。据我们所知,北京的同龄人很少有人会唱这些歌的。这些歌词已经在本人的博客上陆续发表。
 
70多年过去了,美丽的燕京大学仍然是我们梦中的天堂花园。我们走过花园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熟悉花园的一草一木、我们牵手在花园里度过童年,父亲陪伴着母亲的身影在花园里永存!
 
时光无情地带走了一切却留下阵阵忧伤!
 
仅以此纪念伟大的教育家司徒雷登,纪念我的父母并留给我的晚辈们。
 
余祖荫 2016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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