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钱锺书先生的冥寿。

   时间过得真快。

    翻出21年前——1991年5月我写的一篇采访记，先生的音容笑貌尽在眼前：

   一、

    走进钱宅，只觉满室书香。

     他们的客厅与书房合二而一了，主要空间都被书柜书桌占据着，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挤在一隅，权且待客。

    简朴的房间最醒目的是大小书柜站满的书籍：中文和外文、古典与现代杂陈，显示着主人中西文化的贯通。《围城》的英、俄、德、日文译本也在其中。

   杨绛先生曾称丈夫为“书痴”，其实两人均嗜书为命。记得杨绛那本《干校六记》中有这样一段 ：有一次她指着菜园里玉米秸搭盖的窝棚问钱锺书：“给咱们这样一个窝棚住行吗？”钱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没有书。”杨绛感慨地写道：“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虽然两人都已80高龄，依然在孜孜读书，乐此不疲。新的、旧的、中文的、外文的。但凡到手都要翻翻看看。好在供他们阅读的书，如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个方面源源供应。，外文书刊也从未断炊。 只要手中有点外汇，他们就张罗着买书。国外出版社的稿酬，他们一般不取现金，而是开出书单子，请对方实物支付。

 二、

    除了书柜，屋里必不可少的还有书桌。一横一竖，两张旧书桌，大的面西，是钱锺书的；小的临窗向南，是杨绛的。

   “为什么一大一小不一样呢？”我问。

   “他的名气大，当然用大的，我的名气小，只好用小的！“杨绛回答。

    钱锺书马上抗议：“这样说好像我在搞大男子主义。是因为我的东西多！”

    杨绛笑吟吟地改口：“对，对，他的来往信件比我多，需要用大书桌。”

    我看到钱先生的案头确实堆满信札和文稿。他坐在桌旁，举着毛笔告诉我：“每天要回数封信，都是叩头道歉，谢绝来访。”

    复信几乎成了他俩每日要做的功课。络绎不绝的来信，有相识的，也有从未谋面的人写的。 钱锺书惯用毛笔，杨绛则持钢笔。杨说：“他复得快，我复得慢。”

    钱先生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起毛笔一挥而就，如果是八行笺，几次抬头，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这般功夫据说还是他父亲钱基博老先生训练出来的。想当年，额头上为此挨过不少“爆栗子”呢。

 三、

    至于在当今滚滚红尘中，世人所热衷营求的许多东西 ，他们都淡然置之。杨绛说：“我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

   这几年他们谢绝了众多的国外邀请。杨绛说，她和锺书已打定主意，今后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里看书写字，很惬意的日子呀。 她风趣地补充了一句：“我们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散架了。”

    即使国内的活动，他们也极少露面。钱锺书先生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是出了名的，对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各种学会协会他也一律谢绝挂名。

    他俩也从不做寿。 1990年11月钱锺书先生八旬初度，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士同仁、亲朋好友、机关团体，纷纷要为他祝寿。 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学术研讨会，但钱先生一律坚辞。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四、

    这些年先海外后国内， “钱学”日益受到重视。学术界公认，钱锺书先生壁立千仞的著作《谈艺录》、《管锥编》，使中国的文学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内容的丰富（涵盖古今〉和方法的新颖（打通中西）都是前所未有的。他在20世纪40年代写就的小说《围城》，重新在文坛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一再重版仍供不应求。

    但无论“钱学”热也好、冷也好，钱锺书先生始终安如泰山，守着他的摊子，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说：“听其自然最好，经吹嘘以后成为重要了，必然庸俗化。”

    杨绛先生也写小说，１９89年她１８万字的《洗澡》问世，我曾经采访过她。我觉得《洗澡》好像《围城》的姊妹篇，有同样的幽默隽永、机巧犀利，同样是一本有趣的学者小说，只不过多了一些女性的细腻和别致。

    钱锺书写《围城》时，杨绛曾甘做“灶下婢”，包揽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家务。两年里钱“锱铢积累”地写，杨“锱铢积累”地读，读完后夫妇相视大笑。

   我好奇地问杨绛先生：“那么您写小说，也是一段段地让钱先生读吗？”

   她摇摇头：“不，我总是全部写完才给他看，他说好就算完成了；他说不好，我就扔下了。”

   杨绛已出版的《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等集子都由钱锺书题签，他还为《干校六记》作了序。

   我也曾问：“为什么不给《洗澡》写序呢？”

   他说：“《干校六记》写出来，可能要得罪一些人，我写个序，替她分担一半责任，何况她确实少写了一记——记愧。现在她羽翼丰满，用不着我写喽！”

五、

    听两位老人谈话，妙语清言，议论风生，真是一种享受。尤其那逸兴遄飞的淘气话儿，时不时地似珠玉般涌出，令人仍俊不禁。他们的幽默与众不同，有一股通达世情又超然物外的味道，使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智慧世界里。

    我告诉钱锺书先生，不少人看过《干校六记》都觉得杨绛先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钱先生在厚厚的眼镜片里闪动着狡狯的目光：“可爱与否，要由她的老公来说。”

   两位老人待客热情，毫无架子。那天我落座不久，钱锺书先生就很周到地提醒杨绛：“人家报道了你，让你笔下扬名，笔下超生，该贿赂一下，送人一本《洗澡》呀！”

    杨绛先生赶忙快步走进里屋，取书、题字，然后交到我的手里：“这是我送的第一本书。”

    话题不知怎么转到中西文化比较，那段时间正以此为时髦，许多人赶浪头似地大谈“比较”

    钱锺书先生憎恶这种学风，他忿忿然起来：“有些人连中文、西文都不懂，谈得上什么比较？戈培尔说过，有人和我谈文化，我就拔出手枪来。现在要是有人和我谈中西文化比较，如果我有手枪的话，我也一定拔出来！”

    在一旁的杨绛先生，马上伶俐地从书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把锋利的裁纸刀，塞进他的手里：“没有手枪，用这个也行。”

     两位年已耄耋的老人，思想和应答的机敏，竟如年轻人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