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虻，我们听你讲》系列博文之十二

   1993年。央视大楼二层。

   新闻中心的各部门办公室和新闻演播室、直播机房都簇拥在这里。

   有三间办公室，因为靠走廊的墙是透明的玻璃，被称为“玻璃房”，《东方时空》草创时的临时办公室就挤在其中的一间。筹备组组长孙玉胜，经常拿着一个大大的塑料夹子，带着一帮人在这里热火朝天的讨论栏目方案。

    6月中旬的一天，陈虻走进了这间办公室，如约出现在孙玉胜面前。孙玉胜在《十年》这本书里说：  “我拉着他，在门口的过道上， 开始了一次对他对我，以及对《东方时空》都有影响的谈话。”

    陈虻对这一刻也记忆犹新。他后来多次讲过：当时孙玉胜靠着窗台对我说："我想请你来《东方时空》。一个"请"字，真的让我很激动，一时有些手足无措。”

    孙玉胜希望他能够出任《东方时空。生活空间》的制片人。

    陈虻很慎重，他回去以后连续看了20多天的《生活空间》，一直在研究到底什么原因使得这个服务类节目不好看或者说人们不接受它。

    过了一个月，陈虻打电话告诉孙玉胜，他决定到《东方时空》来。第二天孙玉胜就把陈虻送到了《生活空间》栏目组，这个地方离央视本部十几公里。他郑重地把《生活空间》的第三任制片人陈虻介绍给大家。

   孙玉胜在《十年》一书中高度评价陈虻的到来：他彻底改变了《生活空间》栏目的走向，并在几年以后为这个栏目赢得了一致的业界认可和相当高的社会声望。

       本篇博文的关键词：服务类节目  人文关怀  纪录影像   小人物历史

   陈虻：做人和做饭，我以为做人更紧要一些。这个节目既然叫服务性节目，沿着服务的思路去想，它能不能服务于人的思想，能不能提高人文教养水平呢？

   如果将陈虻比喻为千里马，孙玉胜无疑是伯乐。据说，孙玉胜当年力邀陈虻到《东方时空》来，具体岗位有三个选择，《生活空间》制片人是其中之一。为什么陈虻选择了这个？

   陈虻说，我想，自己是做节目出身的，干栏目的制片人可能更胜任一些，另外我也有个特别朴实的想法，觉得自己还年轻，希望能有事干，而这个栏目每天都要播出一集节目，意味着每天天都有事干，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乐趣，我不愿闲着，我喜欢忙碌。而且这是一个服务性的栏目，教给人一些生活技能，我想我在这儿干不成什么好事，至少不会干对不起老百姓的坏事。

   陈虻进入之后，马上着手重新定位与改版。 他首先对服务类节目进行了新的解读：

   我对"服务性"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解，就是与其说关心人的生活能力，不如说更需要关心人的思想和情感，或者与其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需要服务，不如说中国人更需要精神生活的服务。这也是我对生活的判断。生活不仅仅是炒菜、做饭，其实也包括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人和人之间的理解，这就是一种人文教养。做人和做饭，我以为做人更紧要一些。这个节目既然叫服务性节目，沿着服务的思路去想，它能不能服务于人的思想，能不能提高人的人文教养水平呢？

  他带着栏目组一边保证正常播出，一边筹划着改版。大家挖空心思，想了无数个改版方案，陈虻自己动手至少写了不少于20个的改版方案，光形成正式文字的就有9个，而且9个方案都不一样，两个月，60天，几乎平均一周一个。陈虻回忆起那段日子很感慨：“那会儿真是有一种只争朝夕的感觉。”

   有一个节目引起他的注意：当时栏目里还有一个小栏目《老百姓》，关注的主要是百姓生活中发生的奇闻异事。播出了一个片子《老两口骑车走天下》。讲的是一对老夫妻退休以后，把自行车改造成一种新的交通工具，既能骑，又能当床睡，还能够翻开里面装着的煤气罐做饭，然后老俩口骑着它旅游。在一次研讨会上，这个节目成了一个话题，这在以前东方时空的总结会上是不曾有过的。随着〈老百姓〉类似题材的节目逐次播出，观众的反应也热烈起来。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陈虻眼前一亮，豁然开朗：

   老百姓是生活的主体，可我们每天播出的电视节目中，深入报道老百姓的，到目前为止，还不多见。就是说，我们希望把一个完整的时间去表现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表现他们的情感，深入他们的生活。《老百姓》这块比较受关注，能不能把它放大成整个《生活空间》，直接让它伸腿变成一个完整的片子？”

   陈虻迫不及待，直奔医院。当时孙玉胜因创办《东方时空》已经累垮了，胃出血住进了医院。在孙玉胜的病床前，陈虻阐述了自己的想法：把《生活空间》全都改成“老百姓”。孙玉胜点头，表示可以一试。

   陈虻回到栏目组，立即开会。会上两派意见：一派认为不能改，改了以后难度很大，每天一个作品，创作需要激情和题材。另一派认为，要真能这么做成了，那就杀出了一条血路，前边一马平川，肯定火了。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多数人意见还是上，就这样坚定了信心。

新节目推出的那天是1993年10月8日。又经过一个多月，11月18日，王刚配音，再加上一句三弦的尾音，被称为“中国第一定位”的栏目标板语打出来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陈虻：《生活空间》确实是在前挤后压的情况下，我们寻找到了一个新的表现领域，新的题材领域。

   陈虻在多个场合，研讨会、经验交流会上，总是态度恳切的表白：

   我特别有必要做一个郑重的说明，《生活空间》这个栏目不是想好再干的，是逼出来的。这是一个真实的背景。我们不是先知先觉，而是一个现实的困境或者现实的要求把我们逼到这儿来了。

   2002年5月在中国纪录片20周年研讨会上，陈虻详细阐述了“倒逼式改革”的过程：

  《生活空间》在电视杂志《东方时空》中的播出位置：前有《东方之子》，后有《焦点时刻》。陈虻说：我们分析，前面有人物，后面有事件，作为《生活空间》加在两者中间，我们做什么才能和前后两块非常有分量的节目比拼？才有价值？当我们把这个节目做出来的时候，领导也曾经问过我，要是做人就像《东方之子》，做事就像《焦点时刻》，你们的节目和它们有什么区别？

    我说《东方之子》选择的是名人，我们选择的是普通人。它是现在完成时，实际上讲的是一个人截止到今天，他以前的成就；而我们是现在进行时，讲的是摄像机打开以后发生的事情。跟《焦点时刻》有什么区别？它讲的是事，我讲的是人，它讲的是大事，我讲的是小事，《生活空间》就是这样的定位。确实是在前挤后压的情况下，我们寻找到了一个新的报道领域，新的题材领域。
　  至于《生活空间》采取跟踪记录的纪实性的表现形式，陈虻也老实地承认：

并不是我们认为纪录片应该这么拍才这么拍的。而是因为我们觉得《东方之子》是坐着采访，《焦点时刻》在满大街转着采访，我们就不能再采访了，只能是跟踪记录。当时很多做法，很多背景，现在说起来十分幼稚，但是十分真实的。就是这个过程，使得我们不知不觉走上了纪实性的创作。
　　后来我们才知道，在我们之前已经有了一个以关注普通人为内容的电视栏目，就是上海电视台先于我们半年多就已经推出的“纪录片编辑室”，已经拍出了很多优秀作品，但是当时没有卫星频道，在北京没有看到。

    所以，陈虻在谈到《生活空间》成功的时候，总会强调：如果没有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媒体，这个栏目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大的影响。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强势的媒体中，“老百姓的故事”在《东方时空》这样一个如日中天的栏目中出现了，因此可以说从一开始它就有了一个成功的机会，成功的平台。

   《生活空间》迅速走红，还创造了当时媒体中少有的一个现象：政府、民间和专家都满意。

    陈虻说：首先是政府，政府曾经一度把《生活空间》当成政府官员了解民生的一个窗口，到底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到底老百姓在想些什么；再有就是老百姓，当时我们开玩笑说，打车的时候，编导只要说是《生活空间》的，就不用交钱了。虽然有些夸张，但在当时，终于有一个地方尊重老百姓了，老百姓可以有露脸和表现的机会了，他们确实是非常感激你。还有就是在学界，学界对《生活空间》的评价和赞誉也超过了我所看过的所有的电视栏目。就我收集到的报纸，八、九年间，在中国媒体中，大概七天就有一篇相关报道。当我离开《生活空间》的时候，特别想给大家一个礼物，就想把这些剪报复印给每个人一份，后来我想算了，生活还将继续，这也并不是一次终结。

   但陈虻一直保留着一封普通的观众来信，薄薄的一页稿纸，落款是“重庆市中区政府地方志办丁贤矩”，标题是“建议”，原文如下：

   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中“生活空间”小栏目，讲述老百姓的故事，是一个编得很好的栏目。从开播以来，我是每日必看，感到亲切、动人。我周围的同志、朋友大都是这个反应。现在新闻联播节目还是会议报道多，领导人物活动多，许多人不胜其烦，倒是像“生活空间”这样的节目受欢迎。建议在新闻联播之后，用讲老百姓的故事，来替代或补充《神州风采》，使更多的人看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他们能在中央台看到自己，就更不用说有多大的影响了。

   陈虻说：〈生活空间》以之为安身立命的是一种态度：“目击者”的态度，关怀的态度，人本人道的态度，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问：《生活空间》的标版是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从选题和“讲述”方式上是一直在追随这个定位和理想，还是有过一些调整？

  陈虻:  是有调整的。19 93年到94年，在这一阶段我们走的还基本是 “人文教化”的路子，但作了一段时间发现，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贴近了生活，关注和接近个人的，但有些脱离时代，有些忽视时代的特色。1996年初我们提出了新的目标：在飞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实现人文关怀，为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这个提法是针对我在1994年5月《东方时空》开播一周年会上的讲话而言的，那时候我们给《生活空间》的定位是“体现对每一个人的尊重”。而新的目标则更强调“关注社会变革”，关注变革影响下的人物命运。这个转变使《生活空间》的创作前景再一次豁然开朗，新的选题层出不穷。

  问：你说你们在完成一部影像历史,能够做到吗？

  陈虻：能。记录历史是有多个角度的，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而我们是从小人物的角度去记录历史，从普通人的角度记录历史。普通人的生活就是历史，每个人的生活、思想受时代的影响和局限，同时每个人的生活态度、情感、价值观等同样反映着这个时代,这就是哲学课上说的“个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而且关键在于,我们所选择、所拍摄的生活、人物是否能够真正地体现时代特征。我们的目标、方向、追求明确,而且创作上不断完善,我认为我们应该能做到。

   问：你一直强调人文关怀，〈生活空间〉的人文关怀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

   陈虻：态度。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生活空间》以之为安身立命的是一种态度。这个态度我想大概可以概括为“目击者”的态度，关怀的态度，人本人道的态度，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这是一种拍摄状态下的工作态度，也是拍摄者本人的应具备并传达给感染给观众的一种生活态度。

   首先体现在拍什么，生活空间的主角是个人，普通的个人；其次在怎么拍上，我们所采用的拍摄手法基本是自然主义的，长镜头、跟拍、同期声、平视等等，基本是一种被动拍摄。而被拍摄者是主动的，结构片子的是人物本来真实的生活。我们试图一方面尽量接近真实，一方面尽量减少介质带来的侵略性。这不但是对被拍摄者而言的尊重，对受众而言，这样的内容这样的形式没有给观众直接的说教直接的结论，而是留给他选择判断的权利，同样是宽容是尊重。

   应该说是这种理念在《生活空间》走过的八年中进行了不断地完善。这是我对这段工作的一种体会。我们每天拍一个人是为了什么？因为我们想表达对每个人的尊重，是需要以真切和平等才能体现的尊重。我们为什么要表达这种尊重？因为我们要追求人和人之间的平等。我们在展示别人存在的同时，也就肯定了对每个个体存在意义的尊重。

   问：能否解释，你所提出的“站在亲人的角度去关注被拍摄对象”的具体含义吗？

   陈虻：首先《生活空间》是关注人，其次是以什么样的角度去关注。一旦了解了“人”，并真正有功力去表现一个人的个性时，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显现出值得拍摄之处。一个人就是一部书，《生活空间》所要做的就是把这本书翻开，像他的妻子，像他的父亲，像他的朋友一样去读。其结果，一切都将来得最直接、最根本。

    放弃你的所谓责任感，放弃你的所谓对文化的深层次思考；象朋友和亲人一样去关心你的被拍摄对象。其结果你可以看到最真挚的责任，最深刻的批判。正所谓无为而无所不为。比如地方台拍了一个片子，关于保姆，如何离家，家里不同意，进城以后学裁缝，学电脑。我问他拍了多长时间，他说拍了两个多星期。我说你拍的不是一个人吧，实际上你关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问题，比关注这个人的命运更上心。这种开拍前的选择实际上是一种潜意识，是习惯造成的。他不会用人和人之间的关怀去关注这件事，他只会用象政府看待社会问题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生活空间》关注人实际上有站在什么角度去关注的问题，你是站在亲人的角度上去关注，还是站在政府的角度上去关注，是不同的。

   陈虻：我很反感媒体人利用自己手中的媒体来 向公众表白自己的辛苦，我认为干什么都不容易，选择了一种工作，实际上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在整理陈虻资料时，我们发现他留下的手迹、原始资料不多。仅有的几份集中在他担任〈生活空间〉这一段。虽然数量少，但文字很好看，生动鲜活地勾勒出当时他和他的团队工作状态、精神面貌。

   陈虻1995年写的关于〈生活空间〉三年的业务总结，笔下对自己工作状态的描述：

   刚到《生活空间》时，要熟悉每一个人，要保证已经开播的《东方时空》每一天的正常播出，同时要考虑并实施栏目的改造。当时的感觉就像一家饭店，一面营业，一面装修两边都不能停下来。在最初的那几个月，我每天工作14到16个小时，白天处理日常工作，晚上和大家一起编片子。最多的时候一天晚上同时进行四个节目的构思、编辑、修改、指导拍摄。也是在那几个月里，我养成了不吃中午饭的习惯，一天只吃一顿晚饭。在无法明确节目定位的压力下，急得我回到家把脑袋往地上撞。

   领导对《生活空间》的改造非常关心，我们认真听取各级领导和每位记者、观众的意见，进行了反复的探索、尝试，最终在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在观众的鼓励下，通过每位记者的努力我们开始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很多人问我“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句话是怎么想出来的，我实实在在地回答“勤奋加压力”。

   陈虻还留下一份对1995年当年工作的备忘。那一年〈生活空间〉又在策划改版，并为改版积累节目。他们探索长片的摄制，并从5月推出在此基础上的九部系列纪录短片。

   陈虻说：探索长片的摄制，是95年度〈生活空间〉栏目工作的重点。虽未能得到最终全面的认可，但此举再次激发了全组同仁的创作热情和敬业精神。

   请看陈虻笔下对〈生活空间〉同仁们工作状态的描述：

   为拍摄“我想飞”最后一组飞机起飞的镜头，毕鉴峰为了赶在凌晨四点前起床，在没有闹钟的情况下，睡觉前点燃香烟，用香烟燃至手指烫手的吗方法将自己从睡梦中唤醒。整个夜晚，点了十二支香烟，烫了十二次。

   鄢蔓、成勇，为了深入在太平间工作的李++的生活，不仅和这一家人权后再一起生活、工作了四十多天，还认了干妈。

   海天为编辑“母亲”法庭内外的对话，将七十多盘素材全部同期声笔录下来，以便找到合理的对应关系，近二十天的后期编辑，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就在这三四个小时里，还时常在梦里坐起来，把从牡丹江赶来看望他的母亲的腿当成编辑机不停的按动。

   在“刑警”的前期拍摄中，王亚林、鹿敏、孙华拉天天和刑警一起穿着防弹背心行动，断断续续跟踪拍摄了半年，完成素材带近百盒。

   郭佳在编辑“考试”第一集时，为解决八分钟以内完成四个女孩和孩子家长恩德名出场及为后五集作必要的铺垫的问题，前后共编辑了七版，直至在审看第七版时，暗暗发出了全组同仁的心声：“陈虻再提意见，我就把他杀了”。

  陈虻写道：每一部片子后面，都有许多故事。这些故事不问大家谁都不说。这是我们无数次告诫自己：因为热爱我们选择的这种职业选择了这种职业，也就选择了这种生活。现借“总结”之机，写在纸上，也仅作为〈生活空间〉备忘。

    1993年到1995年，三年中“生活空间”收到了上千封观众来信，信中除了主动提供拍摄线索外，很多的来信几乎都写到：我越来越爱看“生活空间”；几乎都写到，这个栏目使人感到太亲切了，她拉近了中央电视台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

    1993年到2000年，七年中〈生活空间〉拍摄了2000多个普通人的故事。于是，广大观众每天都能在电视上看到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他们有着一样平凡而真实的经历，他们是和大时代脉搏共同跳动的鲜活个体，那真是一次崭新的发现自己的电视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