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才先（主笔）   孙捷先   孙仁先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已过了一个甲子，我们已从一群天真活泼的儿童步入老年，依然经常回忆起童年在燕东园里度过的快乐时光。

1952年，国内高校开始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与我们小孩有关系的就是北京大学迁到了西郊燕京大学的校址燕园，于是我们跟随爸妈——孙承谔和黄淑清，从城里的沙滩中老胡同32号北大教师宿舍搬到了原燕京大学的燕东园。记得一起搬来的邻居还有张景钺（38号）、曾昭伦（30号）、冯至（22号）、贺麟（22号）、朱光潜（27号）、周炳麟等诸位先生全家。

我们在城里住的中式几进大宅院，它曾是珍妃、瑾妃的娘家宅第，1934年被日本人霸占，抗战胜利后政府才收回作为北京大学复原后的教师宿舍，曾住了三十多位北大教授和学者。院内房子挺讲究，也有假山花池，但院内空间较小，相对比较封闭。

燕东园则是一个有许多幢小楼的风景优美的西式住宅院，与我们之前住的环境完全不同，两种风格。燕东园分为桥东、桥西，中间有个小石桥连接，桥下有条沟。桥西中间有个很大的长方草坪，绿草如茵，角上有两颗高大的杨树，高高的树杈上还有喜鹊巢。围绕大草坪就是一幢幢的二层小楼了，每个小楼多数隔成两家住。房子很漂亮，灰砖墙、坡屋顶、朱红漆木门窗、木地板，客厅还有壁炉，建筑外形错落有致，格局各异；院落都挺大，栽花种树什么都有，四周由绿篱与外界隔开。我家就住在草坪正北的37号，据说以前曾住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志苇。

记得住我们这栋的另一家姓王，他家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分别叫自强、自任、自求。西边36号是赵以炳先生，他是父亲的清华学校同学，同年留美同年回国，她的女儿赵明申和我妹妹仁先同学，经常一起玩，合住的一家姓桑。再过去35号是校医院的杨大夫，擅长外科，我小时候胳膊上长了个结节，就是他给做的手术。草坪西面的34号后来住的是邢其毅先生，和父亲同岁，一九四六年起就是父亲北大化学系同事，他的儿子邢祖侗、邢祖玠都是我的校友。记得好像金岳霖先生住过我家东边，忘记几号了。38号是张景钺先生，他家的张企明是我大哥捷先的同学，会修自行车，当时觉得很了不起。他家南边39号是杨晦先生，其大儿子杨锄也是我的玩伴；2006年我们去俄罗斯旅游时同团的杨斧是老三，他说我们搬走后他家住进了号。40号是徐献瑜先生，大女儿徐泓是仁先的小学中学同学，她家南侧小马路直通桥东。南边41号是何其芳先生，他家女儿何三雅是仁先小学同学。操场南边33号是杨人鞭先生。32号是高名凯先生，高家大女儿高环和女婿吴建时都是我一零一中同届校友，小女儿高苏是仁先小学中学同学。

桥东那个区的21号是林启武先生，他家的小女儿林盈和我是北大附小同学。22号是冯至先生和贺麟先生合住,他们的孩子冯姚平和贺美英没有转学,仍在城里就读,小女儿冯姚明,是仁先的同学。25号是马坚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是穆斯林的大阿訇。26号洪谦先生，他的夫人何先生是我父亲的同事，也在化学系工作。他的两个儿子洪元颐、洪元硕都是我的校友，洪元硕小学在北大附小，后来到北京队踢球去了，是北京国安在联赛中唯一拿过冠军的主教练，也算是我们这辈儿人中的名人吧。27号朱光潜先生，我们在城里时住前后门，他家孩子是朱世嘉、朱世乐，朱世乐是我同学。28号住的是翦伯赞先生，后来任北大副校长。30号的曾昭伦先生是化学界的老前辈，后来调任教育部副部长，是著名的“六教授”之首，他夫人俞大絪是英语教授；我和母亲后来拜访她的姐姐俞大缜先生（六十年代曾住在曾昭伦先生家，也是英语教授），因她是我母亲中法大学的英语老师，我叫她太老师；曾、俞两家都是我国近代史上的显赫家族，出过许多名人。

我们这辈儿中很多都是同学、校友。北大在城里时是没有子弟学校的，小孩大多在周边的育英学校、孔德小学、北池子小学等就读，我则在大佛寺西街小学，它是公立的，学费也便宜。1952年，北大搬到燕园后，将燕大附小改为北大附小；成志学校和燕大附中合并成立了清华附中，当时只有初中部。附近还有北京一零一中学，1946年成立于张家口解放区，最初是为了解决军队和干部子弟就学，解放后迁址圆明园，那时还不收平民子弟和女生，几年后才招收周边普通子弟。稍远，海淀镇还有个十九中。燕东园的孩子大多都在前三所学校就读，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淘气。现在回忆燕东园，最先想起的就是这些同学、校友，以及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一些趣事。

当时的北大附小坐落在现在的北大图书馆的位置，有两排北房，前面的一排还有东房和西房，南面是操场，西边还有爬杆、爬绳、荡木什么的。校长是张秀贞，后来调到清华附中做副校长，教我政治课。

大家上学都是从各家出来，走过院子里的水泥路，抄近的穿过高名凯和杨人鞭先生家中间的小道，下一个台阶，走到汽车路上就出了燕东园的大门。沿着蒋家胡同往西走，路两边也是大片平房，住户大多是北大的教职员工，仁先在北大附小一至六年级的班主任董振平老师就住在这里，她是个特别好的老师，后来是附小的校长。蒋家胡同路北有个大院是军队单位。胡同中间有一座小桥，下边也有一条小水沟。接着路北有个自行车修理铺和大杂货副食店，附近还有若干小饭馆、小店铺，路边有卖菜的小贩，那时我们就觉得很热闹了。一进北大东门，豁然开朗，右手就是东大操场——一个标准的田径场，中间是足球场，四周田径跑道，西面是第一体育馆和看台，我们放学后会在这里玩一会儿，有了露天电影后我们会端个小板凳来看。南面是个邮局，我喜欢集邮，常去买邮票。再往前就是北大最美的地方，水塔（博雅塔）、未名湖和有石舫的小岛。从塔西往南的坡道上去，经过校医院、老生物楼，再上个小坡就到了小学。

附小虽说是子弟学校，周围其他居民的孩子也能来上。同学的家长有工人、店员、小业主、司机等。同学们的关系都很好，没有什么阶层观念，平等相待，也不攀比。

我们每天来回四次都是走着上学。那时自行车还很少，国内不能产，都是国外的二手车。当时有一个术语叫“攒车”，就是把新旧不一的各种自行车零件拼凑成一辆车，那个修自行车的铺子也攒车卖，这叫“杂牌车”。大街上新车很少，尽是这样的车，质量可想而知，骑起来很沉，还尽出毛病。

那时交通还很差。我们搬家是北大派的汽车。马路上运东西常用的还是骡马车和人拉的叫“排子车”。那时坐黄包车和人力三轮车都受到批判，认为车夫卖力拉，雇主坐在车上悠然自得是不平等，不尊重劳动人民，黄包车也没了，三轮只能拉货。进城还没有公交车，有几辆私营的旧汽车，往返于清华二校门和东华门。我们曾经坐过，是美国的二手车，不大，只能坐十几个人。车头有一个大鼻子，因为缺汽油，烧的是木炭，车后面背一个小锅炉，装个手摇的鼓风机，叫风葫芦，得使劲摇，帮助木炭燃烧；有时车子没劲儿了，就要停下来加炭鼓风，才能继续前进；车子发动时，司机要在车头位置插上一根摇把，使劲摇好多圈，才能发动起来。到了东华门，乘客下车，大家主要是到东安市场买东西或访友，吃个饭，定好下午一个时间再开回来。以后才有了公共汽车。

燕东园的教授们也多是走路去学校上课，也有少数骑自行车的，我们晚辈见了都叫他们“伯伯”、“伯母”，他（她）们也都微笑点头，很是和蔼可亲。父亲在美国是开过车的，现在也常常是走路去化学楼或去学校开会。

我的父亲孙承谔，1911年生于山东济宁一个书香世家，祖上出过六名进士，其中有状元和榜眼各一名，八名举人，有的做了军机大臣、大学士、两江总督、户部、礼部尚书。到了父亲这一代，我的大伯父孙承谟率先于1914年考取清华学校（1911年成立的清华学堂，翌年改为清华学校，1928年称国立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回国后成为我国造纸专家。在大伯父的影响下，父亲也于1923年考入清华学校，当年清华只取36名，山东为两名。父亲入住清华的第二天早上，同学们起来找不到他了，发现他滚到床底下还在熟睡，也难怪，当时他才12岁。六年清华攻读，于1929年赴美威斯康星大学专攻化学，短短4年，仅22岁就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转赴普林斯顿大学任研究助理，研究化学动力学课题并取得成就。1935年，年仅24岁被北京大学化学系聘为教授，抗战八年随迁西南联大任教授，1946年起任化学系代主任，1949年起任系主任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代理过理学院院长，最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北大退休。据记载，父亲和江泽涵等是为数不多的始终服务于北大的老教授。

父亲是我国化学动力学先驱。在普林斯顿他与提出“过渡态理论”的美国著名化学家艾林（Henry Eyring）等进行了化学动力学研究，1935年，艾林、吉兴诺维奇与父亲发表了关于三体碰撞反应3H→H2+H的论文，父亲的大量计算分析为此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1976年美国化学会举行的百年纪念活动发表的“化学一百周年”刊物中，该项研究成果被列为化学领域百年重大成就之一，被评价为：历史上第一个相当准确的计算，被现代的精确实验完全证实。该论文被许多物理化学，特别是化学动力学研究和教材中所引用。

在科研和学术上，父亲先后发表论文五十余篇，涉及“偶极矩测定”、“活化能计算”、“过渡态理论”、“物理常数的计算”、“电负性”、“溶剂效应”、“催化动力学”等诸多领域，散见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专业杂志上，如美国化学会会志、美国化学物理杂志、中国化学会会志、化学学报、化学通报等。

父亲从事教育工作五十余年，他和化学系的同仁们为我国教育、科研、化工、航天等部门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毕业生又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父亲喜欢他的学生，不管是年龄和他相仿的早期学生，还是相差五、六十岁的学生。记得每年新生们到来之际，父亲都会去学生宿舍看望他们，拿个小本记下他们的愿望和意见,并想办法改进和落实。学生们也喜欢父亲，有的成为一生的朋友。早期西南联大的学生回忆：“孙教授年龄与班上大多数学生相近，但他平易近人，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平等对待。他讲课条理清楚，准备认真。物理化学是较难的一门学科，他善于化繁为简、转难为易，以引起学生兴趣，取得很好的效果。他指导的论文选题精当，对学生循循善诱，亲手帮助。孙教授具备的满腔热情、孜孜不倦的从事教育的精神，堪称楷模。”

父亲担任系主任以后，大量的时间要去做系里的事情。为办好一个系，他的理念是重点抓好三点：聘请好的教授、创造好的教学条件和好的科研环境。首先要有好的教授，父亲他们通过外聘教授、内部精心培养，组建了一批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如傅鹰教授，原来在石油学院，父亲多次与他们协商调来了北大，开拓了胶体化学学科。有了好的教授就有了学科带头人和好教材。积极组织制定新的教学计划和大纲，与校方研究提高教师待遇，改善工作环境，同时想方设法添置更换新设备，组建了一流的实验室。父亲为化学系从开始每年只有二十几个毕业学生，逐渐发展壮大，跻身国内外同类学科前列，付出了心血，作出了贡献。

燕园的这些父辈们，虽然很多都留学过海外，也曾经亲历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他们学成后或已经卓有成就后，仍然选择回来报效祖国，他们都是爱国的，是晚辈们的榜样。父亲在普林斯顿的两年研究取得了突出业绩，显示他的才华，校方和同仁们都希望他留下来继续研究，但是1935年，他心系祖国安危，带着科学救国的理念，依然选择了回国，应聘北京大学教授。

抗战时期，美国援华派了许多军方人士来中国，急需翻译，联大很多学生自愿从军担任译员，父亲则担任了昆明译员训练班的教师，教授学生们翻译，也在昆明美军供应服务处教过中文。这在五、六十年代被批为“替美帝国主义服务”，作为历史上“不光彩的污点”，现在被高度评价为“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突出贡献”。父亲的两个弟弟都是飞行员，他们与日军血战长空，我的小叔叔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父亲崇尚民主、反对独裁、痛恨腐败，多次参加了北大、联大师生的游行集会等活动。

1947年，父亲受邀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从事光谱研究。1949年元旦回到了上海，遇到北大的同仁，劝他去台湾，此时北平已经围城，何去何从，父亲选择留在大陆，家庭团聚，同甘共苦。在北平解放前22天，乘坐没有几个乘客的飞机回到了围城中的北平，全家一起迎来了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后曾经被称赞为爱国的进步表现，到文革时在所谓“学习班”里成为批斗对象，受到严厉批判。军宣队认为解放前夕有很多人往外跑，父亲却从外边飞回来，一定让他交代是不是美国或国民党“军统”派回来的特务，殊不知，他连国民党员都不是。

建国初期，经济建设需要人才，国家为此把高教直接与培养工程建设与技术人才结合，重新构架高等教育体系，采取了“疾风暴雨”的方式搞了“52年的院系调整”，私立院校撤裁，依照苏联模式，引进苏联专家，打碎原高教体制，连名牌大学及教师也打乱，反通识教育为专才教育。北京大学搬到了燕京大学校址，将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的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清华、燕大的理学院并入北大。北大内部也是“大换血”，虽然北大还算重点保的学校，但据说调整后的科学家仅为调整前的六成。这之前以及伴随其中的是“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进行组织、思想清理，争取与改造，这次思想改造是以集中过关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对其思想进行强制性改造。可以想象对那些受过系统教育，留过洋，但看不惯旧政权的官僚腐败、受过帝国主义欺辱，科学救国、热爱祖国，对新中国充满希望的教授科学家，要他们“脱裤子、割尾巴”，一下子承认“对美国抱有幻想”、“崇洋媚外”、“满脑子旧思想”，要他们“仇恨美国”、“全盘学苏”，泯灭自由思想，会是怎样的一场“运动”。后来，父亲曾经说过，那时说他是受美国教育，为美帝服务，崇洋媚外，要剖析检查思想根源，很想不通很难受。他当时主张的“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今天要与明天结合，不能顾此失彼”也被认为是“锦上添花”不予采纳。当年我们还小，父亲回家也不说，自然我们不知道。

我的母亲黄淑清，中法大学毕业，年青时做过网球、排球等选手，父亲也喜欢体育运动，网球、斯诺克都打得不错。母亲经我四姨父萨本栋的牵线，是在北大网球场认识的父亲。她随父亲历经艰辛迁到大后方昆明后，才结的婚。母亲在西南联大附小做体育、音乐教员，教课认真负责，深受学生喜爱。解放后，母亲积极参加了北京科学普及协会的筹建，并成为骨干。他们主要通过宣传栏、电影、讲座、展览等方式普及科技知识，提高市民的科学素养。工作时，常常要奔走于高校、科研院所、机关、工厂、郊区农村、部队等单位，聘请专家、学者，组织讲座，给工农兵群众讲解科普知识，学习技术技能。我们住在燕东园时，母亲还要城里城外的跑，有时只有周末才能回家，更是忙得不行。记得周末还曾带我们一起去高士其先生家，邀请他参加科普协会组织的活动。母亲工作非常努力，多次受到表彰。

母亲的三姐（黄湘翘）夫何浩若，是闻一多、罗隆基同级同学，五四时期是清华学生领袖之一，留美后，1927年带着“建设成功的共和国”的理想，受人召唤回国。四姐（黄淑慎）夫萨本栋是著名物理学家，国立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1937-1944），抗战时期治校八年，最大贡献是在抗战最艰苦时期，迁校长汀，保存、建设并发展了厦门大学。五姐黄淑懿是燕京大学的陶艺师，专门制作精美陶艺品，教授陶艺课；她的先生是邵可侣（Jacques Reclus），祖上是法国学者兼革命者，伯祖父是巴黎公社社员，1928年来到中国，曾先后任上海劳动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著有《大学初级法文》）、抗战期间的云南大学和抗战后中法大学、燕京大学的法语教授，解放后被迫离开中国；他长期从事创作和翻译，如著有《太平天国运动》等，许多与中国有关；他们夫妇抗战后曾住在朗润园，其独女后来加入我们家，自取名孙立先。

刚到燕东园时正是金秋时节，院里到处是树木花草，青青的松柏，高高的白杨，还有柿子、枣、枫木、丁香、银杏等，五彩斑斓、绚丽夺目，非常漂亮。院内空气清新，天空那么高又那么蓝，飘着淡淡的白云，散发着田园的芳香，环境这么好，空间又很大，楼上楼下、庭院、操场，小孩子们可以到处乱跑，高兴极了。

我们家院里有一棵大松树，散发着淡淡的松香，好像有好几十年树龄了。还有柿子和枣树，秋天时树上挂满黄橙橙的柿子和紫红的大枣。生的柿子是不能吃的，保姆许大妈就会把生柿子放在水罐里，靠在厨房的灶眼旁边，用温水捂着，几天后柿子变软，也不涩了，就可以吃了，我们才知道，这就叫“揽柿子”。院子里栽满了草，叫做“羊胡子”，大概是长的像羊的胡子吧。喜欢花的人家院里栽了好多花，盛开时姹紫嫣红，甚是好看。我们家种了果树。当时北大东南门外，就是现在逸夫楼的位置，有一个果园，种有苹果、梨、桃、葡萄等。据说以前属于一个姓俞的燕大教工的，解放后被收公了，后属于海淀农业社。我们到果园买了桃和葡萄的树苗，栽在院子里。需要剪枝的时候，邻居杨大夫拿着剪刀，以外科大夫的手法，对我家的桃树大修大剪，去了很多枝，我觉得很心疼，结果来年结出的桃子却很好吃。

燕东园里，孩子们玩的条件非常好。桥东中间的操场上有很多运动器械。记忆最深的是有一座秋千。以前在在城里很少能玩到，即使有也得排大队。在这里可以随便玩，我们经常去，随到随玩，也可以两个人一起荡秋千，可以荡得很高，直到荡平为止，随着秋千的上下，耳边响着呼呼的风声，是我们最爽快的时候。园里的男孩子比较多，常凑在一起玩，什么都玩，还有就是在操场疯跑，却很少打架。

记得刚搬来不久，林林约我去他家打克朗棋，现在的小孩可能不知何物，其实现在想起来就是“山寨版”的台球，彰显中国草民的智慧。棋盘是一个一米见方的木板，周边有木条做成挡墙，四角挖上四个圆洞，下面套上布袋，棋盘上画好线，下面用架子支起半人高。棋子是硬木的小圆饼，中间有小圆孔，共有几十个，颜色不同。一般四个人玩，每人把一个角，用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长木杆，击打棋子，每个人有一个老子儿，用杆打老子儿把棋盘中的棋子打到洞里，多者为胜。这是那时盛行一时的游戏，许多单位都有，也有比赛，家庭有的不多。

由于家长多有留学背景，喜欢西洋古典音乐，影响着我们这一代。园中的女孩林盈、徐泓都在学钢琴。徐泓家就住在桥边，旁边是必经之路，路过时常听到悦耳的钢琴声，林盈更是以后做了钢琴教师。我和哥哥捷先在城里学过小提琴，我哥现在还可以拉，我自从搬到城外，离开了老师，再加上拉琴的枯燥，慢慢也就丢掉了。倒是父亲特别喜欢古典音乐深深影响了我们。记得在城里住时，曾带我去隆福寺，那里有很大的唱片市场，市场内有几十家卖唱片的，都是卖国外的二手唱片。你要是老主顾，他们都给你介绍来了什么新唱片，你想要什么，也可以帮你找，给你留着。直到现在家里还保留了不少胶木的唱片，也受到不少音乐熏陶吧！

每天中午半小时听“评书连播”是必不可少的，最爱听由著名的艺术家连阔如主讲的“三国演义”、“东汉演义”等。连先生一口京味儿，字正腔圆，声音洪亮，播出的评书形象感很强，听他说书，仿佛能看到眼前两军厮杀的生动场面，直到现在还能记起他的一些精彩词句，评书培育了我们古典文学的素养。后来还发现窗外有邻居家小朋友来听，父亲说不要打扰他们的兴致，让他们来听吧！

小孩还有个最爱，就是小人书。燕东园的孩子每人都有几本，我还记得一些，什么“三毛流浪记”、“孔融让梨”、“孟母三迁”、“三国”、“水浒”故事等，其中还有一套是“新儿女英雄传”，是根据同名的获奖小说改编的。小朋友通常是交换着看，从中我们也学到了不少课外知识。

北大也有很多文化活动，在东操场周末总有露天电影。冬天或天气不好时，改在大饭厅（现在的百年讲堂），届时将饭桌推到边上，饭厅中间挂起银幕。每个人自带凳子，因为人太多，有些人不得不到银幕背面去看，是反的，尤其字幕得反着看，更有甚者站到了饭桌上看；不过因为是在饭厅，空气中总弥漫着饭菜味。北大常有一些高水平的演出，我和父亲就到北大西校门（正门）内的办公楼看过尚小云的京剧和武打戏“三岔口”等，还有交响乐团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歌舞表演。文化生活十分丰富。

入住燕东园，就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园内到处是草地，蝴蝶飞舞，鸣虫唱歌，更贴近大自然。这个时期是小孩精力最旺盛、求知欲最强的时候，也最贪玩。母亲因工作在城里，周末才回家，父亲担任系主任，工作很忙。他们年轻时接受过西方教育，主张发扬儿童的天性，反对关在家里死读书，我们得到了很大发展空间。除了在城里玩的弹球、拍洋画、揪老根、扔沙包、跳房子外，又和新的大小朋友学会了许多新玩意儿，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增添了很多新乐趣。我们学会了捉蛐蛐，工具是小铁丝罩子、纸筒和水瓶。开始听声音，找到蛐蛐，若没捉到，则追到洞口，把水灌到洞里，等蛐蛐自己跑出来，用罩子罩住，放进纸筒里，再倒到蛐蛐罐里养着，喂黄瓜或毛豆等，有的小孩为了使蛐蛐善战，还喂些葱蒜。最出彩的就是斗蛐蛐，届时把两个蛐蛐放在一个罐里，先用草棍把它们逗开了牙，双方各自张牙舞爪，纠在一起大战，有时要战好几个回合，直到一方高奏凯歌，得意地叫个不停，一方失败，落荒而逃才结束，这是胜方小孩儿最开心的时候。有时为了捉蛐蛐，跑到邻居家的院子里，大人们也不干涉。

未名湖是北大校园最漂亮的地方，中国古典园林的精华，现已成了北大的名片。夏天，未名湖里长满了荷花、芦苇和水草。小孩们则去捉蜻蜓。找来一根细小的竹子，在成府街上买一坨胶。那时觉得那胶很神奇，长大以后才知道简单得很，就是用一段废自行车内胎，加热一下就熬成了。用竹竿粘上一点儿胶，悄悄地走进水草，趴在上面的蜻蜓一点儿没有觉察，胶一粘上就再也跑不掉了。抓到的蜻蜓就用手指夹着，不一会儿就能粘好几只。有时抓到一只母蜻蜓，就用细线拴上，一手拉住，让它在空中飞，一会儿就有公蜻蜓和它缠在一起，一收线就可以抓到，再放出去，又可以抓到一只。经常看到小孩手指间夹满了蜻蜓。用这样的方法也可以粘知了，燕东园的树上有很多知了，它们的叫声就暴露了行踪，机灵的小男孩用胶很快就把它们粘到，关键动作要轻、稳和准。这种玩法就是有些残酷，它们的翅膀粘到胶后，揪下来就会掉一小块，放回去肯定影响它们的活动了。

还有更淘气的孩子去钓鱼。未名湖里鱼很多，成府的小店里就有卖鱼钩和鱼线的，去买的时候，看见柜台里站着卖鱼钩和线的就是小学的那个女同学。小孩们挖蚯蚓或用白面香油和成面团做鱼饵，用一根小竹棍，挂上线和鱼钩，再套上鱼饵，就可以钓了。未名湖的鱼很容易上钩，只要耐心不一会儿就钓上一条。当发现自己也能钓上大鱼来，觉得很自豪，不过一般都是把鱼又放回水中。

冬天，未名湖就成了冰场。小孩们都来滑冰。初级的自己做个冰车，从每家做饭或冬天烧锅炉买的劈柴里挑些小木板，钉成小车，下面钉上用来绑脚手架的镀锌粗铁丝，不知为什么这种铁丝叫“豆条”；然后锯上两段小圆木柱，圆心上钉上去了头的大钉子，再把钉头磨尖，做成冰叉，制作就完成了，做冰车的过程也锻炼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在清华附中我参加了木工小组，秦老师教我们木工活，做个冰车不在话下。到冰上，只要两手各拿一个冰叉使劲杵冰，就能滑得非常快，小朋友常常比赛。有条件的家里就给买冰鞋，也多是二手的外国货。像我们一般就是学会滑以后，绕着冰场跑圈；冰场中间是初学者，一会儿就摔了好几个人；还有一些人会花样滑冰，像我们邻居林珠、林盈姐妹，还有赵汝光、赵汝斌姐妹（清华附中的学姐）都是花样滑冰的高手，她们会很多高难动作，每次她们来滑冰，都是冰场上一道靓丽的风景，引起不少人观看。后来林盈还演出过电影“冰上姐妹”。男孩子中，张企明、林林都善打冰球。打冰球是男孩子一件很彪悍的运动，要飞快地滑行、带球击球，还有冲撞。我们小孩力气小，干不了，只是很羡慕。

夏天，我们就到颐和园去游泳。昆明湖里，知春亭南，每年都开一大片水域，划为天然游泳池，水很干净，有救生员坐在高台上，岸上还有更衣室、淋浴场。那时也没人教，无师自通，看着别人游，很快就学会了，一般都是蛙式。一个夏天下来，个个都晒得像小黑人似的。游泳场里还有一个景观，就是北大教授美国人温特，他有一绝招，可以浮在水面手脚不动，呆上很长时间，大家都觉得很神奇。有的小伙子也想跟他学，但是总也学不会，一会儿就沉下去了。炎热的暑假，每天骑车去颐和园游泳是我们避暑的最佳去处。学游泳还认识了一个姓金的朝鲜学生,他是北大的留学生,中国话说得很不错。

我们在园子里，还试过捉麻雀。记得不知是在书上看的还是听别人说的，开始尝试冬天抓麻雀。下雪后，扫净一块地，撒上一些小米，用小棍支起一面筛子，棍上拴上一根细线，拉到远处等着，麻雀冬天找不到食物，饿极了会跑到筛子下面，看它钻进去了，我们赶紧一拉绳，想把它扣住，可是实验了多次，麻雀也来过，米也吃过，就是一次也没抓到过，麻雀太机灵了。也有淘气的男孩上树掏鸟窝。

我们小时候所以有那么多时间来玩，就是因为当时没有多少课外作业，学习比较轻松，家长们也主张发展孩子的天性。当然学校也组织一些活动，唱歌、演话剧、体育、社会活动等等。辟如妹妹仁先参加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群众演员，和大学生们一起），还去怀仁堂演出了。还有“除四害”，记得家里的老鼠夹打到过一只老鼠，就把尾巴切下来，交到学校；大家打了苍蝇，数好数，装在小瓶里，交上去。小学的专栏上还有一张洪元硕拿着苍蝇拍的照片，表扬他打得多。初中时，被派到清华校园里去“轰麻雀”，拿着竹竿、布条，敲着脸盆，不让麻雀停下来，我们亲眼看见麻雀累得最后掉下来。儿时练就的弹弓也曾打下过麻雀。

有一次，小学下午突然停课了，老师非常严肃地带领大家起立，听广播，我们才知道斯大林逝世了。那时一面倒亲苏反美，记得唱一首歌，歌名都忘了，只记得一句“苏联是老大哥，我们是小弟……”。

父亲的化学系也派来了苏联专家，父亲也开始学习俄语，教俄语的教师就是专家夫人。据说，父亲他们以后要派到苏联去，类似后来的访问学者，结果未能成行，大概是中苏关系有了变故。

父辈的熏陶，我们幼年抗战、内战的经历，以及我们受的教育，深感我们国家当时还贫穷落后，历史上丧权辱国，屡受欺侮，立志长大以后，要亲手建设国家，把我们的祖国建成一个强大、富裕、幸福的国家。虽然父亲是搞理科的，我们几个孩子和大多数的同辈人都选择了工科。工作后我们投身建设祖国的大军，参加过宝钢建设及“八五”，“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我们这一代人践行了年少时的理想，实现了我们的人生追求。

1956年，父亲带头响应学校的号召，为解决新聘教授住房安置紧张，主动离开燕东园，搬到中关园的一套一室一厅的小房子，直到离世。我们也随之离开了燕东园。

我家住在燕东园的短短几年，虽然也有运动，但还是国家相对发展的几年，对我们孩子的影响不是很大。以后很快就开始了疾风暴雨的一系列运动，北大也始终处于风口浪尖，“文革时期”更成了中心，我们各家也都毫无例外地被卷了进来。

在燕东园，我们的童年没有那些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没有一个硕大的装满各种资料的沉重书包，没有没完没了的作业，也没有那么多的课外班，不用爷爷奶奶早送晚接，也没有小小年纪便负担沉重，疲惫不堪，心情烦躁。我们有一个无忧无虑，温馨欢乐的童年。这样的童年对于小孩亲近自然，陶冶情操，增进知识，启蒙儿童求知欲、好奇心，保持活泼愉悦的心态，强健体魄，培养团队精神，都是大有好处的，可以受益一生。

在燕东园，我们度过了一个开心、健康、快乐的童年，永远值得怀念。回想起来，这得益于我们的亲爱的父母、我们园丁般的老师，得益于我们可爱的“燕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