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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孙才先《燕东园:我们童年的乐园》

转载:孙才先《燕东园:我们童年的乐园》
 

孙才先(主笔)   孙捷先   孙仁先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已过了一个甲子,我们已从一群天真活泼的儿童步入老年,依然经常回忆起童年在燕东园里度过的快乐时光。

1952年,国内高校开始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与我们小孩有关系的就是北京大学迁到了西郊燕京大学的校址燕园,于是我们跟随爸妈——孙承谔和黄淑清,从城里的沙滩中老胡同32号北大教师宿舍搬到了原燕京大学的燕东园。记得一起搬来的邻居还有张景钺(38号)、曾昭伦(30号)、冯至(22号)、贺麟(22号)、朱光潜(27号)、周炳麟等诸位先生全家。

我们在城里住的中式几进大宅院,它曾是珍妃、瑾妃的娘家宅第,1934年被日本人霸占,抗战胜利后政府才收回作为北京大学复原后的教师宿舍,曾住了三十多位北大教授和学者。院内房子挺讲究,也有假山花池,但院内空间较小,相对比较封闭。

燕东园则是一个有许多幢小楼的风景优美的西式住宅院,与我们之前住的环境完全不同,两种风格。燕东园分为桥东、桥西,中间有个小石桥连接,桥下有条沟。桥西中间有个很大的长方草坪,绿草如茵,角上有两颗高大的杨树,高高的树杈上还有喜鹊巢。围绕大草坪就是一幢幢的二层小楼了,每个小楼多数隔成两家住。房子很漂亮,灰砖墙、坡屋顶、朱红漆木门窗、木地板,客厅还有壁炉,建筑外形错落有致,格局各异;院落都挺大,栽花种树什么都有,四周由绿篱与外界隔开。我家就住在草坪正北的37号,据说以前曾住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志苇。

转载:孙才先《燕东园:我们童年的乐园》
 

记得住我们这栋的另一家姓王,他家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分别叫自强、自任、自求。西边36号是赵以炳先生,他是父亲的清华学校同学,同年留美同年回国,她的女儿赵明申和我妹妹仁先同学,经常一起玩,合住的一家姓桑。再过去35号是校医院的杨大夫,擅长外科,我小时候胳膊上长了个结节,就是他给做的手术。草坪西面的34号后来住的是邢其毅先生,和父亲同岁,一九四六年起就是父亲北大化学系同事,他的儿子邢祖侗、邢祖玠都是我的校友。记得好像金岳霖先生住过我家东边,忘记几号了。38号是张景钺先生,他家的张企明是我大哥捷先的同学,会修自行车,当时觉得很了不起。他家南边39号是杨晦先生,其大儿子杨锄也是我的玩伴;2006年我们去俄罗斯旅游时同团的杨斧是老三,他说我们搬走后他家住进了号。40号是徐献瑜先生,大女儿徐泓是仁先的小学中学同学,她家南侧小马路直通桥东。南边41号是何其芳先生,他家女儿何三雅是仁先小学同学。操场南边33号是杨人鞭先生。32号是高名凯先生,高家大女儿高环和女婿吴建时都是我一零一中同届校友,小女儿高苏是仁先小学中学同学。

桥东那个区的21号是林启武先生,他家的小女儿林盈和我是北大附小同学。22号是冯至先生和贺麟先生合住,他们的孩子冯姚平和贺美英没有转学,仍在城里就读,小女儿冯姚明,是仁先的同学。25号是马坚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是穆斯林的大阿訇。26号洪谦先生,他的夫人何先生是我父亲的同事,也在化学系工作。他的两个儿子洪元颐、洪元硕都是我的校友,洪元硕小学在北大附小,后来到北京队踢球去了,是北京国安在联赛中唯一拿过冠军的主教练,也算是我们这辈儿人中的名人吧。27号朱光潜先生,我们在城里时住前后门,他家孩子是朱世嘉、朱世乐,朱世乐是我同学。28号住的是翦伯赞先生,后来任北大副校长。30号的曾昭伦先生是化学界的老前辈,后来调任教育部副部长,是著名的“六教授”之首,他夫人俞大絪是英语教授;我和母亲后来拜访她的姐姐俞大缜先生(六十年代曾住在曾昭伦先生家,也是英语教授),因她是我母亲中法大学的英语老师,我叫她太老师;曾、俞两家都是我国近代史上的显赫家族,出过许多名人。

我们这辈儿中很多都是同学、校友。北大在城里时是没有子弟学校的,小孩大多在周边的育英学校、孔德小学、北池子小学等就读,我则在大佛寺西街小学,它是公立的,学费也便宜。1952年,北大搬到燕园后,将燕大附小改为北大附小;成志学校和燕大附中合并成立了清华附中,当时只有初中部。附近还有北京一零一中学,1946年成立于张家口解放区,最初是为了解决军队和干部子弟就学,解放后迁址圆明园,那时还不收平民子弟和女生,几年后才招收周边普通子弟。稍远,海淀镇还有个十九中。燕东园的孩子大多都在前三所学校就读,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淘气。现在回忆燕东园,最先想起的就是这些同学、校友,以及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一些趣事。

当时的北大附小坐落在现在的北大图书馆的位置,有两排北房,前面的一排还有东房和西房,南面是操场,西边还有爬杆、爬绳、荡木什么的。校长是张秀贞,后来调到清华附中做副校长,教我政治课。

大家上学都是从各家出来,走过院子里的水泥路,抄近的穿过高名凯和杨人鞭先生家中间的小道,下一个台阶,走到汽车路上就出了燕东园的大门。沿着蒋家胡同往西走,路两边也是大片平房,住户大多是北大的教职员工,仁先在北大附小一至六年级的班主任董振平老师就住在这里,她是个特别好的老师,后来是附小的校长。蒋家胡同路北有个大院是军队单位。胡同中间有一座小桥,下边也有一条小水沟。接着路北有个自行车修理铺和大杂货副食店,附近还有若干小饭馆、小店铺,路边有卖菜的小贩,那时我们就觉得很热闹了。一进北大东门,豁然开朗,右手就是东大操场——一个标准的田径场,中间是足球场,四周田径跑道,西面是第一体育馆和看台,我们放学后会在这里玩一会儿,有了露天电影后我们会端个小板凳来看。南面是个邮局,我喜欢集邮,常去买邮票。再往前就是北大最美的地方,水塔(博雅塔)、未名湖和有石舫的小岛。从塔西往南的坡道上去,经过校医院、老生物楼,再上个小坡就到了小学。

附小虽说是子弟学校,周围其他居民的孩子也能来上。同学的家长有工人、店员、小业主、司机等。同学们的关系都很好,没有什么阶层观念,平等相待,也不攀比。

我们每天来回四次都是走着上学。那时自行车还很少,国内不能产,都是国外的二手车。当时有一个术语叫“攒车”,就是把新旧不一的各种自行车零件拼凑成一辆车,那个修自行车的铺子也攒车卖,这叫“杂牌车”。大街上新车很少,尽是这样的车,质量可想而知,骑起来很沉,还尽出毛病。

那时交通还很差。我们搬家是北大派的汽车。马路上运东西常用的还是骡马车和人拉的叫“排子车”。那时坐黄包车和人力三轮车都受到批判,认为车夫卖力拉,雇主坐在车上悠然自得是不平等,不尊重劳动人民,黄包车也没了,三轮只能拉货。进城还没有公交车,有几辆私营的旧汽车,往返于清华二校门和东华门。我们曾经坐过,是美国的二手车,不大,只能坐十几个人。车头有一个大鼻子,因为缺汽油,烧的是木炭,车后面背一个小锅炉,装个手摇的鼓风机,叫风葫芦,得使劲摇,帮助木炭燃烧;有时车子没劲儿了,就要停下来加炭鼓风,才能继续前进;车子发动时,司机要在车头位置插上一根摇把,使劲摇好多圈,才能发动起来。到了东华门,乘客下车,大家主要是到东安市场买东西或访友,吃个饭,定好下午一个时间再开回来。以后才有了公共汽车。

燕东园的教授们也多是走路去学校上课,也有少数骑自行车的,我们晚辈见了都叫他们“伯伯”、“伯母”,他(她)们也都微笑点头,很是和蔼可亲。父亲在美国是开过车的,现在也常常是走路去化学楼或去学校开会。

我的父亲孙承谔,1911年生于山东济宁一个书香世家,祖上出过六名进士,其中有状元和榜眼各一名,八名举人,有的做了军机大臣、大学士、两江总督、户部、礼部尚书。到了父亲这一代,我的大伯父孙承谟率先于1914年考取清华学校(1911年成立的清华学堂,翌年改为清华学校,1928年称国立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回国后成为我国造纸专家。在大伯父的影响下,父亲也于1923年考入清华学校,当年清华只取36名,山东为两名。父亲入住清华的第二天早上,同学们起来找不到他了,发现他滚到床底下还在熟睡,也难怪,当时他才12岁。六年清华攻读,于1929年赴美威斯康星大学专攻化学,短短4年,仅22岁就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转赴普林斯顿大学任研究助理,研究化学动力学课题并取得成就。1935年,年仅24岁被北京大学化学系聘为教授,抗战八年随迁西南联大任教授,1946年起任化学系代主任,1949年起任系主任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代理过理学院院长,最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北大退休。据记载,父亲和江泽涵等是为数不多的始终服务于北大的老教授。

父亲是我国化学动力学先驱。在普林斯顿他与提出“过渡态理论”的美国著名化学家艾林(Henry Eyring)等进行了化学动力学研究,1935年,艾林、吉兴诺维奇与父亲发表了关于三体碰撞反应3H→H2+H的论文,父亲的大量计算分析为此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1976年美国化学会举行的百年纪念活动发表的“化学一百周年”刊物中,该项研究成果被列为化学领域百年重大成就之一,被评价为:历史上第一个相当准确的计算,被现代的精确实验完全证实。该论文被许多物理化学,特别是化学动力学研究和教材中所引用。

在科研和学术上,父亲先后发表论文五十余篇,涉及“偶极矩测定”、“活化能计算”、“过渡态理论”、“物理常数的计算”、“电负性”、“溶剂效应”、“催化动力学”等诸多领域,散见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专业杂志上,如美国化学会会志、美国化学物理杂志、中国化学会会志、化学学报、化学通报等。

父亲从事教育工作五十余年,他和化学系的同仁们为我国教育、科研、化工、航天等部门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毕业生又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父亲喜欢他的学生,不管是年龄和他相仿的早期学生,还是相差五、六十岁的学生。记得每年新生们到来之际,父亲都会去学生宿舍看望他们,拿个小本记下他们的愿望和意见,并想办法改进和落实。学生们也喜欢父亲,有的成为一生的朋友。早期西南联大的学生回忆:“孙教授年龄与班上大多数学生相近,但他平易近人,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平等对待。他讲课条理清楚,准备认真。物理化学是较难的一门学科,他善于化繁为简、转难为易,以引起学生兴趣,取得很好的效果。他指导的论文选题精当,对学生循循善诱,亲手帮助。孙教授具备的满腔热情、孜孜不倦的从事教育的精神,堪称楷模。”

父亲担任系主任以后,大量的时间要去做系里的事情。为办好一个系,他的理念是重点抓好三点:聘请好的教授、创造好的教学条件和好的科研环境。首先要有好的教授,父亲他们通过外聘教授、内部精心培养,组建了一批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如傅鹰教授,原来在石油学院,父亲多次与他们协商调来了北大,开拓了胶体化学学科。有了好的教授就有了学科带头人和好教材。积极组织制定新的教学计划和大纲,与校方研究提高教师待遇,改善工作环境,同时想方设法添置更换新设备,组建了一流的实验室。父亲为化学系从开始每年只有二十几个毕业学生,逐渐发展壮大,跻身国内外同类学科前列,付出了心血,作出了贡献。

燕园的这些父辈们,虽然很多都留学过海外,也曾经亲历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他们学成后或已经卓有成就后,仍然选择回来报效祖国,他们都是爱国的,是晚辈们的榜样。父亲在普林斯顿的两年研究取得了突出业绩,显示他的才华,校方和同仁们都希望他留下来继续研究,但是1935年,他心系祖国安危,带着科学救国的理念,依然选择了回国,应聘北京大学教授。

抗战时期,美国援华派了许多军方人士来中国,急需翻译,联大很多学生自愿从军担任译员,父亲则担任了昆明译员训练班的教师,教授学生们翻译,也在昆明美军供应服务处教过中文。这在五、六十年代被批为“替美帝国主义服务”,作为历史上“不光彩的污点”,现在被高度评价为“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突出贡献”。父亲的两个弟弟都是飞行员,他们与日军血战长空,我的小叔叔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父亲崇尚民主、反对独裁、痛恨腐败,多次参加了北大、联大师生的游行集会等活动。

1947年,父亲受邀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从事光谱研究。1949年元旦回到了上海,遇到北大的同仁,劝他去台湾,此时北平已经围城,何去何从,父亲选择留在大陆,家庭团聚,同甘共苦。在北平解放前22天,乘坐没有几个乘客的飞机回到了围城中的北平,全家一起迎来了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后曾经被称赞为爱国的进步表现,到文革时在所谓“学习班”里成为批斗对象,受到严厉批判。军宣队认为解放前夕有很多人往外跑,父亲却从外边飞回来,一定让他交代是不是美国或国民党“军统”派回来的特务,殊不知,他连国民党员都不是。

建国初期,经济建设需要人才,国家为此把高教直接与培养工程建设与技术人才结合,重新构架高等教育体系,采取了“疾风暴雨”的方式搞了“52年的院系调整”,私立院校撤裁,依照苏联模式,引进苏联专家,打碎原高教体制,连名牌大学及教师也打乱,反通识教育为专才教育。北京大学搬到了燕京大学校址,将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的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清华、燕大的理学院并入北大。北大内部也是“大换血”,虽然北大还算重点保的学校,但据说调整后的科学家仅为调整前的六成。这之前以及伴随其中的是“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进行组织、思想清理,争取与改造,这次思想改造是以集中过关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对其思想进行强制性改造。可以想象对那些受过系统教育,留过洋,但看不惯旧政权的官僚腐败、受过帝国主义欺辱,科学救国、热爱祖国,对新中国充满希望的教授科学家,要他们“脱裤子、割尾巴”,一下子承认“对美国抱有幻想”、“崇洋媚外”、“满脑子旧思想”,要他们“仇恨美国”、“全盘学苏”,泯灭自由思想,会是怎样的一场“运动”。后来,父亲曾经说过,那时说他是受美国教育,为美帝服务,崇洋媚外,要剖析检查思想根源,很想不通很难受。他当时主张的“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今天要与明天结合,不能顾此失彼”也被认为是“锦上添花”不予采纳。当年我们还小,父亲回家也不说,自然我们不知道。

我的母亲黄淑清,中法大学毕业,年青时做过网球排球等选手,父亲也喜欢体育运动,网球、斯诺克都打得不错。母亲经我四姨父萨本栋的牵线,是在北大网球场认识的父亲。她随父亲历经艰辛迁到大后方昆明后,才结的婚。母亲在西南联大附小做体育、音乐教员,教课认真负责,深受学生喜爱。解放后,母亲积极参加了北京科学普及协会的筹建,并成为骨干。他们主要通过宣传栏、电影、讲座、展览等方式普及科技知识,提高市民的科学素养。工作时,常常要奔走于高校、科研院所、机关、工厂、郊区农村、部队等单位,聘请专家、学者,组织讲座,给工农兵群众讲解科普知识,学习技术技能。我们住在燕东园时,母亲还要城里城外的跑,有时只有周末才能回家,更是忙得不行。记得周末还曾带我们一起去高士其先生家,邀请他参加科普协会组织的活动。母亲工作非常努力,多次受到表彰。

母亲的三姐(黄湘翘)夫何浩若,是闻一多、罗隆基同级同学,五四时期是清华学生领袖之一,留美后,1927年带着“建设成功的共和国”的理想,受人召唤回国。四姐(黄淑慎)夫萨本栋是著名物理学家,国立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1937-1944),抗战时期治校八年,最大贡献是在抗战最艰苦时期,迁校长汀,保存、建设并发展了厦门大学。五姐黄淑懿是燕京大学的陶艺师,专门制作精美陶艺品,教授陶艺课;她的先生是邵可侣(Jacques Reclus),祖上是法国学者兼革命者,伯祖父是巴黎公社社员,1928年来到中国,曾先后任上海劳动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著有《大学初级法文》)、抗战期间的云南大学和抗战后中法大学、燕京大学的法语教授,解放后被迫离开中国;他长期从事创作和翻译,如著有《太平天国运动》等,许多与中国有关;他们夫妇抗战后曾住在朗润园,其独女后来加入我们家,自取名孙立先。

转载:孙才先《燕东园:我们童年的乐园》

刚到燕东园时正是金秋时节,院里到处是树木花草,青青的松柏,高高的白杨,还有柿子、枣、枫木、丁香、银杏等,五彩斑斓、绚丽夺目,非常漂亮。院内空气清新,天空那么高又那么蓝,飘着淡淡的白云,散发着田园的芳香,环境这么好,空间又很大,楼上楼下、庭院、操场,小孩子们可以到处乱跑,高兴极了。

我们家院里有一棵大松树,散发着淡淡的松香,好像有好几十年树龄了。还有柿子和枣树,秋天时树上挂满黄橙橙的柿子和紫红的大枣。生的柿子是不能吃的,保姆许大妈就会把生柿子放在水罐里,靠在厨房的灶眼旁边,用温水捂着,几天后柿子变软,也不涩了,就可以吃了,我们才知道,这就叫“揽柿子”。院子里栽满了草,叫做“羊胡子”,大概是长的像羊的胡子吧。喜欢花的人家院里栽了好多花,盛开时姹紫嫣红,甚是好看。我们家种了果树。当时北大东南门外,就是现在逸夫楼的位置,有一个果园,种有苹果、梨、桃、葡萄等。据说以前属于一个姓俞的燕大教工的,解放后被收公了,后属于海淀农业社。我们到果园买了桃和葡萄的树苗,栽在院子里。需要剪枝的时候,邻居杨大夫拿着剪刀,以外科大夫的手法,对我家的桃树大修大剪,去了很多枝,我觉得很心疼,结果来年结出的桃子却很好吃。

燕东园里,孩子们玩的条件非常好。桥东中间的操场上有很多运动器械。记忆最深的是有一座秋千。以前在在城里很少能玩到,即使有也得排大队。在这里可以随便玩,我们经常去,随到随玩,也可以两个人一起荡秋千,可以荡得很高,直到荡平为止,随着秋千的上下,耳边响着呼呼的风声,是我们最爽快的时候。园里的男孩子比较多,常凑在一起玩,什么都玩,还有就是在操场疯跑,却很少打架。

记得刚搬来不久,林林约我去他家打克朗棋,现在的小孩可能不知何物,其实现在想起来就是“山寨版”的台球,彰显中国草民的智慧。棋盘是一个一米见方的木板,周边有木条做成挡墙,四角挖上四个圆洞,下面套上布袋,棋盘上画好线,下面用架子支起半人高。棋子是硬木的小圆饼,中间有小圆孔,共有几十个,颜色不同。一般四个人玩,每人把一个角,用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长木杆,击打棋子,每个人有一个老子儿,用杆打老子儿把棋盘中的棋子打到洞里,多者为胜。这是那时盛行一时的游戏,许多单位都有,也有比赛,家庭有的不多。

由于家长多有留学背景,喜欢西洋古典音乐,影响着我们这一代。园中的女孩林盈、徐泓都在学钢琴。徐泓家就住在桥边,旁边是必经之路,路过时常听到悦耳的钢琴声,林盈更是以后做了钢琴教师。我和哥哥捷先在城里学过小提琴,我哥现在还可以拉,我自从搬到城外,离开了老师,再加上拉琴的枯燥,慢慢也就丢掉了。倒是父亲特别喜欢古典音乐深深影响了我们。记得在城里住时,曾带我去隆福寺,那里有很大的唱片市场,市场内有几十家卖唱片的,都是卖国外的二手唱片。你要是老主顾,他们都给你介绍来了什么新唱片,你想要什么,也可以帮你找,给你留着。直到现在家里还保留了不少胶木的唱片,也受到不少音乐熏陶吧!

每天中午半小时听“评书连播”是必不可少的,最爱听由著名的艺术家连阔如主讲的“三国演义”、“东汉演义”等。连先生一口京味儿,字正腔圆,声音洪亮,播出的评书形象感很强,听他说书,仿佛能看到眼前两军厮杀的生动场面,直到现在还能记起他的一些精彩词句,评书培育了我们古典文学的素养。后来还发现窗外有邻居家小朋友来听,父亲说不要打扰他们的兴致,让他们来听吧!

小孩还有个最爱,就是小人书。燕东园的孩子每人都有几本,我还记得一些,什么“三毛流浪记”、“孔融让梨”、“孟母三迁”、“三国”、“水浒”故事等,其中还有一套是“新儿女英雄传”,是根据同名的获奖小说改编的。小朋友通常是交换着看,从中我们也学到了不少课外知识。

北大也有很多文化活动,在东操场周末总有露天电影。冬天或天气不好时,改在大饭厅(现在的百年讲堂),届时将饭桌推到边上,饭厅中间挂起银幕。每个人自带凳子,因为人太多,有些人不得不到银幕背面去看,是反的,尤其字幕得反着看,更有甚者站到了饭桌上看;不过因为是在饭厅,空气中总弥漫着饭菜味。北大常有一些高水平的演出,我和父亲就到北大西校门(正门)内的办公楼看过尚小云的京剧和武打戏“三岔口”等,还有交响乐团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歌舞表演。文化生活十分丰富。

入住燕东园,就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园内到处是草地,蝴蝶飞舞,鸣虫唱歌,更贴近大自然。这个时期是小孩精力最旺盛、求知欲最强的时候,也最贪玩。母亲因工作在城里,周末才回家,父亲担任系主任,工作很忙。他们年轻时接受过西方教育,主张发扬儿童的天性,反对关在家里死读书,我们得到了很大发展空间。除了在城里玩的弹球、拍洋画、揪老根、扔沙包、跳房子外,又和新的大小朋友学会了许多新玩意儿,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增添了很多新乐趣。我们学会了捉蛐蛐,工具是小铁丝罩子、纸筒和水瓶。开始听声音,找到蛐蛐,若没捉到,则追到洞口,把水灌到洞里,等蛐蛐自己跑出来,用罩子罩住,放进纸筒里,再倒到蛐蛐罐里养着,喂黄瓜或毛豆等,有的小孩为了使蛐蛐善战,还喂些葱蒜。最出彩的就是斗蛐蛐,届时把两个蛐蛐放在一个罐里,先用草棍把它们逗开了牙,双方各自张牙舞爪,纠在一起大战,有时要战好几个回合,直到一方高奏凯歌,得意地叫个不停,一方失败,落荒而逃才结束,这是胜方小孩儿最开心的时候。有时为了捉蛐蛐,跑到邻居家的院子里,大人们也不干涉。

未名湖是北大校园最漂亮的地方,中国古典园林的精华,现已成了北大的名片。夏天,未名湖里长满了荷花、芦苇和水草。小孩们则去捉蜻蜓。找来一根细小的竹子,在成府街上买一坨胶。那时觉得那胶很神奇,长大以后才知道简单得很,就是用一段废自行车内胎,加热一下就熬成了。用竹竿粘上一点儿胶,悄悄地走进水草,趴在上面的蜻蜓一点儿没有觉察,胶一粘上就再也跑不掉了。抓到的蜻蜓就用手指夹着,不一会儿就能粘好几只。有时抓到一只母蜻蜓,就用细线拴上,一手拉住,让它在空中飞,一会儿就有公蜻蜓和它缠在一起,一收线就可以抓到,再放出去,又可以抓到一只。经常看到小孩手指间夹满了蜻蜓。用这样的方法也可以粘知了,燕东园的树上有很多知了,它们的叫声就暴露了行踪,机灵的小男孩用胶很快就把它们粘到,关键动作要轻、稳和准。这种玩法就是有些残酷,它们的翅膀粘到胶后,揪下来就会掉一小块,放回去肯定影响它们的活动了。

还有更淘气的孩子去钓鱼。未名湖里鱼很多,成府的小店里就有卖鱼钩和鱼线的,去买的时候,看见柜台里站着卖鱼钩和线的就是小学的那个女同学。小孩们挖蚯蚓或用白面香油和成面团做鱼饵,用一根小竹棍,挂上线和鱼钩,再套上鱼饵,就可以钓了。未名湖的鱼很容易上钩,只要耐心不一会儿就钓上一条。当发现自己也能钓上大鱼来,觉得很自豪,不过一般都是把鱼又放回水中。

冬天,未名湖就成了冰场。小孩们都来滑冰。初级的自己做个冰车,从每家做饭或冬天烧锅炉买的劈柴里挑些小木板,钉成小车,下面钉上用来绑脚手架的镀锌粗铁丝,不知为什么这种铁丝叫“豆条”;然后锯上两段小圆木柱,圆心上钉上去了头的大钉子,再把钉头磨尖,做成冰叉,制作就完成了,做冰车的过程也锻炼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在清华附中我参加了木工小组,秦老师教我们木工活,做个冰车不在话下。到冰上,只要两手各拿一个冰叉使劲杵冰,就能滑得非常快,小朋友常常比赛。有条件的家里就给买冰鞋,也多是二手的外国货。像我们一般就是学会滑以后,绕着冰场跑圈;冰场中间是初学者,一会儿就摔了好几个人;还有一些人会花样滑冰,像我们邻居林珠、林盈姐妹,还有赵汝光、赵汝斌姐妹(清华附中的学姐)都是花样滑冰的高手,她们会很多高难动作,每次她们来滑冰,都是冰场上一道靓丽的风景,引起不少人观看。后来林盈还演出过电影“冰上姐妹”。男孩子中,张企明、林林都善打冰球。打冰球是男孩子一件很彪悍的运动,要飞快地滑行、带球击球,还有冲撞。我们小孩力气小,干不了,只是很羡慕。

夏天,我们就到颐和园去游泳。昆明湖里,知春亭南,每年都开一大片水域,划为天然游泳池,水很干净,有救生员坐在高台上,岸上还有更衣室、淋浴场。那时也没人教,无师自通,看着别人游,很快就学会了,一般都是蛙式。一个夏天下来,个个都晒得像小黑人似的。游泳场里还有一个景观,就是北大教授美国人温特,他有一绝招,可以浮在水面手脚不动,呆上很长时间,大家都觉得很神奇。有的小伙子也想跟他学,但是总也学不会,一会儿就沉下去了。炎热的暑假,每天骑车去颐和园游泳是我们避暑的最佳去处。学游泳还认识了一个姓金的朝鲜学生,他是北大的留学生,中国话说得很不错。

我们在园子里,还试过捉麻雀。记得不知是在书上看的还是听别人说的,开始尝试冬天抓麻雀。下雪后,扫净一块地,撒上一些小米,用小棍支起一面筛子,棍上拴上一根细线,拉到远处等着,麻雀冬天找不到食物,饿极了会跑到筛子下面,看它钻进去了,我们赶紧一拉绳,想把它扣住,可是实验了多次,麻雀也来过,米也吃过,就是一次也没抓到过,麻雀太机灵了。也有淘气的男孩上树掏鸟窝。

我们小时候所以有那么多时间来玩,就是因为当时没有多少课外作业,学习比较轻松,家长们也主张发展孩子的天性。当然学校也组织一些活动,唱歌、演话剧、体育、社会活动等等。辟如妹妹仁先参加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群众演员,和大学生们一起),还去怀仁堂演出了。还有“除四害”,记得家里的老鼠夹打到过一只老鼠,就把尾巴切下来,交到学校;大家打了苍蝇,数好数,装在小瓶里,交上去。小学的专栏上还有一张洪元硕拿着苍蝇拍的照片,表扬他打得多。初中时,被派到清华校园里去“轰麻雀”,拿着竹竿、布条,敲着脸盆,不让麻雀停下来,我们亲眼看见麻雀累得最后掉下来。儿时练就的弹弓也曾打下过麻雀。

有一次,小学下午突然停课了,老师非常严肃地带领大家起立,听广播,我们才知道斯大林逝世了。那时一面倒亲苏反美,记得唱一首歌,歌名都忘了,只记得一句“苏联是老大哥,我们是小弟……”。

父亲的化学系也派来了苏联专家,父亲也开始学习俄语,教俄语的教师就是专家夫人。据说,父亲他们以后要派到苏联去,类似后来的访问学者,结果未能成行,大概是中苏关系有了变故。

父辈的熏陶,我们幼年抗战、内战的经历,以及我们受的教育,深感我们国家当时还贫穷落后,历史上丧权辱国,屡受欺侮,立志长大以后,要亲手建设国家,把我们的祖国建成一个强大、富裕、幸福的国家。虽然父亲是搞理科的,我们几个孩子和大多数的同辈人都选择了工科。工作后我们投身建设祖国的大军,参加过宝钢建设及“八五”,“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我们这一代人践行了年少时的理想,实现了我们的人生追求。

1956年,父亲带头响应学校的号召,为解决新聘教授住房安置紧张,主动离开燕东园,搬到中关园的一套一室一厅的小房子,直到离世。我们也随之离开了燕东园。

我家住在燕东园的短短几年,虽然也有运动,但还是国家相对发展的几年,对我们孩子的影响不是很大。以后很快就开始了疾风暴雨的一系列运动,北大也始终处于风口浪尖,“文革时期”更成了中心,我们各家也都毫无例外地被卷了进来。

在燕东园,我们的童年没有那些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没有一个硕大的装满各种资料的沉重书包,没有没完没了的作业,也没有那么多的课外班,不用爷爷奶奶早送晚接,也没有小小年纪便负担沉重,疲惫不堪,心情烦躁。我们有一个无忧无虑,温馨欢乐的童年。这样的童年对于小孩亲近自然,陶冶情操,增进知识,启蒙儿童求知欲、好奇心,保持活泼愉悦的心态,强健体魄,培养团队精神,都是大有好处的,可以受益一生。

在燕东园,我们度过了一个开心、健康、快乐的童年,永远值得怀念。回想起来,这得益于我们的亲爱的父母、我们园丁般的老师,得益于我们可爱的“燕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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