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时家住在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燕南园54 号。出生后一百天，我家搬至燕东园40号。

　　燕南园与燕东园，都是燕大中、外籍教授、副教授及高层管理人员的住宅区。

　　燕南园在校内，建成于1926年。燕东园在校外，离校园约有一里地。

　　出男生体育馆大操场东南角的燕大东校门，一直向东，经过两道架着石板的排水沟渠，穿过100米长的蒋家胡同，路过道边的一座尼姑庵，走上一道缓缓的坡路，迎面两大扇铁栅栏门对开，一道虎皮墙围着大园子，就到了。

　　一、

　　燕东园是1927年开始建的，1930年大局成型。据老住户说，在园子门里曾有一块石碑，刻着1927奠基。

　　燕南园和燕东园都建在高地上，进园子都要上个坡，所以它们又被称为南大地、东大地。不过这是老燕京人亲昵的叫法，到了北京大学来了以后，从五六十年代就渐渐改口了。

　　燕南园、燕东园的宿舍都是美式乡间别墅型，灰砖小楼，棕红窗框，有阳台，带一个修剪整齐的松柏绿篱围着的小院。每栋楼前钉着一块黑底白字的小木牌，阿拉伯数字标着楼号。

　　不过两个园子占地面积、建筑布局、园艺设计有所不同，如果简单地作个比较：燕南园小而幽深，燕东园大而阔朗。

　　燕东园实际上是建在两块高地上的两个住宅群，中间以一座石砌的桥连接起来，

　　分成了桥东、桥西两部分。

　　桥东有10栋小楼，排号自21至30号，依次而立，石板路连接，围成一圈，中间有一广场。据1930年代的住户回忆：内设一网球场，一个大秋千架，两个小秋千架，一个竖梯加横梯，一个大转盘，一个方形沙池，还有一个跷跷板。到了我们这一代，管它叫游戏场，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什么网球场了，其他设施还都在。印象最深的是游戏场最东边的石板路旁，种着十几棵枫树。金秋时节，火红如炬，绚丽异常。

　　桥西有12栋小楼，排号自31号至42号，依次而立，石板路连接，围成一圈，中间是足球场。在我的记忆中，就是一大片草坪，长满坚韧的羊胡子草，春天夏天草地上星星点点开着小黄花、小白花。

　　我家40号，就在桥西，紧靠石桥脚下路北的那个院子。

　　燕东园与燕南园同样，楼型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带有较大顶楼的平房，另一类是二层小楼，因面积不同，格局差异，所以二层楼的形态各有千秋。一群西式小楼被花木簇拥，被绿荫掩映，一年四季都很入画。

　　燕东园学人往事（燕京大学时期）

　　图片说明：我们四个：左起 徐浩、徐泓、徐澂、徐溶

　　燕东园各家都有一个用松墙围起来的院子，面积大得近乎奢侈，可能与燕东园初建时就一口气买下77亩地有关。我家的院门朝西开，一条东西向石块铺就的小路，弯弯曲曲伸延，小路一旁有七八棵山桃树，挺立峭拔，春天开花的时候，满树云霞，微风掠过，落英缤纷。

　　燕东园各家的院子几乎都有独特的一景，比如38号院里的一百多杆竹子，32号院里的一大架紫藤萝，27号院里的大草坪，中间一棵高大的圣诞松；又比如我们的近邻41号院里有两棵枝叶茂密的杏树，和我家院里的桃树相得益彰，每年开春不久，先桃后杏，此第怒放。可惜一结果实，优劣就分出来了。41号的杏树从长出小青杏开始，就被孩子们垂涎。而我们家的毛桃，只有落到地上以后，才有女孩子感兴趣，捡起皱巴巴的桃核玩 。男孩子则钟情于毛桃树上长的桃胶，刮下来可以用来粘蜻蜓、知了。每逢下雨前后，都有一群群的蜻蜓，落在松墙枝杈上：而入暑后的三伏天，满树蝉鸣，在燕东园都蔚然成景。

　　二 、

　　这个园子从建成开始，就住过许多知名学者，文理工科都有。如果按照国际通行标椎衡量，几乎每栋小楼都够资格标上某某故居。可惜政治风云变化无常，此起彼伏的运动水火不容，有多少名字被淹没，被抹杀，被遗忘。直到1980年代中期，有一些在燕东园居住过的“燕二代”，开始实施历史抢救，试图整理出一份燕大时期燕东园住户的材料，他们查询了相关的档案及史料，但结果不大理想：只好留下了各自的回忆。

　　这次写作，我充分借鉴了他们以及燕大校友们的回忆，追随诸多蛛丝马迹、吉光片羽，尽力把这一部分内容还原得完整一些。

　　首先，我发现陆志韦先生是燕东园资格最老的住户。他前后在燕东园住了近20年。1930年代他住在桥西37号，1940年代他住在桥东27号。

　　燕东园学人往事（燕京大学时期）

　　陆志韦先生

　　研究燕京大学，除司徒雷登之外，陆志韦先生是无法绕过的一位历史性人物，他曾两度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如果算上1951年毛泽东亲自任命（毛泽东唯一只任命过一位大学校长），他三度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只不过前两次是私立燕大，第三次是短命的国立燕大，一年以后，燕京大学就永远消逝了。

　　燕东园学人往事（燕京大学时期）

　　陆志韦家住桥西37号时，与36号赵紫宸家为邻。两家关系非常要好。当时园中各家之间以松墙相隔，陆、赵两家的松墙间留有一个小口相通，可以更方便地往来。赵紫宸先生有二子一女，女儿即著名翻译家和比较文学研究学者赵萝蕤。她的弟弟赵景伦先生85岁高龄时，写下了对东大地（燕东园）的两篇回忆文章，多处谈到陆志韦一家人：

　　陆太太刘文瑞，陆先生叫她Mary。五个孩子：卓如（Daniel，绰号“大牛”），卓明（陆太太叫他“萌萌：明明的变音），卓元（陆太太叫他“馁馁”：元元的变音），瑶海和瑶华。我们男孩子夏天在未名湖畔钓鱼，招蚂螂，秋天逮蛐蛐。斗蛐蛐对手是34号李荣芳家的老三维勃，后来的著名男中音歌唱家。他家还有维灏，维廉，婉莹和婉清。

　　卓明琴弹得不错，曾在姊妹楼表演，弹德彪西的月光，我给他鼓掌，听众为之侧目。

　　陆先生是心理学家，常拿一套一套的问题来测验我们这些邻居孩子。奖赏是邮票。他是集邮大家，把重套的邮票作为奖品，送给接受测验的孩子们。

　　陆先生是乐天派，常常嘴里哼着曲调。他和胡经甫先生、我的父母是牌友，晚饭后，常招来作四圈的“竹城之战”。

　　陆志韦先生喜欢集邮，也被燕大的学生们知晓。我在编辑《燕大校友通讯》时，就注意到几篇来稿都提到：陆校长还会托学生搜集一些晋察冀、陕甘宁边区发行的邮票，当收到这些平时不易见到的邮票时，会如获至宝，十分高兴。

　　赵景伦的文章提到陆志韦先生对学生运动的态度：

　　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跟我父亲赵紫宸一道，坐过日本人的牢。后来他当了燕京大学校长。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学生上街游行，他为学生们的安全操心。当时我是经济系助教，也参加了学生队伍。陆先生派林启武老师跟随学生上街，生怕出事。国民党特务到燕京抓人，他想方设法保护学生。

　　三、

　　燕东园学人往事（燕京大学时期）

　　胡经甫先生

　　赵景伦文中提到的胡经甫先生，是中国昆虫学的奠基人之一，他1920年赴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1926年至1941年、1946年至1949年两度被聘为燕京大学生物系教授。陆志韦先生任燕京文学院院长时，他任理学院院长。他家在桥西31号住了15年，后来搬至桥东21号又住了3年。他的女儿胡路犀当过燕大数学系助教，和我的父亲很熟。她是燕二代中发起调研燕大时期燕东园住户最热心的一位。赵景伦在文章中说：卓明跟我一道在家跟胡露犀学微积分。所以Lucia是我们的老师。

　　胡路犀谈到她家住在燕东园桥西时见到的陆志韦先生：

　　陆先生多是身穿衬衫、西服裤，手拿一本书，边看边从他家走过足球场直到我们家，边召呼一声边推门而入。

　　她在回忆文章中也写到自己的父亲：当时，燕大是自己供电和供水，晚上十一点校供电总部拉闸，各家被停电，但有路灯，先父总是在熄灯后从生物楼回到家，每天这个时候我主动拿着蜡烛到家门口去迎他。

　　赵景伦的文章中还提到：住在东大地35号的是黄子通家，三位侄儿黄燕，黄宛和黄昆，后来的著名心脏病专家和固体物理学家。

　　他回忆住在燕东园桥西42号的谢宅：进东大地大门上坡第一家是谢玉铭家。女儿谢希德后来是复旦大学校长。我曾跟哈佛老同学复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倪世雄一道去看望住院的希德。那天正好停电。勉强爬上十层楼。希德精神不错。谈的都是东大地旧事。她的病房门口摆满了江泽民等送的花篮。她的先生曹天钦原住蒋家胡同，是化学家。早已过世。

　　燕东园学人往事（燕京大学时期）

　　谢玉铭先生：复旦大学谢希德校长的父亲

　　谢玉铭，著名物理学家，1923年赴美留学攻读物理学，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29年至1932年、1934年至1937年两度出任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张文裕、褚圣麟都是他的学生。1921年出生的女儿谢希德，在燕东园42号度过了欢乐的少年时代。据胡路犀回忆，1990年代，古稀之年的谢希德与幼时的玩伴徐元约等人曾到燕东园旧地重游。可惜那时她家的小楼和院子已经被改建成北大附小的一部分了。

　　徐元约是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徐淑希教授的儿子，他家住在燕东园桥东22号。

　　燕东园学人往事（燕京大学时期）

　　徐淑希先生

　　提起徐淑希这个名字，恐怕今天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了。在民国时期，他可是享誉中外的学者型外交家。他以东北问题研究见长，写下多达17卷本关于远东问题的宏篇巨著。1929年10月，徐淑希作为中国代表的主要发言人，在日本京都第三次太平洋国际学会仗义执言，名扬中外。1932年10月，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赴日内瓦参加国联特别大会。1942年4月，以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出席旧金山会议；12月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会议。1945年，出席联合国筹备委员会。1946年，以中国代表团顾问出席联合国第1届大会。1948年4月，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过渡委员会。1949年去台。

　　徐淑希与燕京大学的关系很深，1923年他从美国留学归来，被燕京大学聘为首位专职副教授，受命组建政治系，192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正式出任燕大政治系主任。从教11年以后，1936年徐淑希应聘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高级顾问，正式从燕大辞职，走上了职业外交官的道路。

　　他和燕京大学还有另一层关系：赵景伦在文章中写道：过桥“三马路四灯球”，到桥东是陆家表亲徐淑希家。孩子们有元约、福承和启昌。元约生在纽约，因而得名。原来徐淑希和陆志韦是连襟，陆志韦娶了燕大宗教学院刘廷芳教授的妹妹刘文瑞，徐淑希娶了刘廷芳教授的另一个妹妹刘文庄。

　　1921年10月，两对新人的婚礼先后在崇文门内燕京大学礼堂举行，主行婚礼牧师：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证婚人：范希廉、张伯苓、金邦正、韩安、陶孟和、刘廷芳、曾国治、杜威。当时就有文章将这一西式婚礼与中式婚礼做了比较：“堂之一端挂一幅花幛子，幛子上满挂榆叶，中段摆了十几盆洋绣球花儿，闪闪的蔚蓝色天空上的显明星，令人觉得无限的美感，比满屋挂红幛子喜对子好得多。”““按照基督教的仪式举行，大约10分钟就礼毕，比起中式婚礼要磕上两个小时的头还不止，时间也要经济得多。”

　　四、

　　我家搬入燕东园已是1946年深秋，燕京复校的第二年，那时陆志韦校长家已搬至桥东27号。赵紫宸、谢玉铭、徐淑希三家都已搬出园子。

　　邻居中和我家相熟的老燕京，一是桥东21号的林启武朱宣慈夫妇，他俩都是老燕京，司徒雷登先生1935年在临湖轩为他们当过证婚人。林盈是他们最小的女儿，出生于1943年。

　　母亲说：我们刚搬来不久，一天有人轻轻敲门，开门一看是林伯伯家的林盈，她说：我要找你们家的泓泓玩儿。我告诉她：泓泓还小，等她长大了，才能和你玩。她点点头，离开了。过了好一阵子，我们出门，只见林盈一个人坐在台阶上，赶忙问：你干什么呢？她说：我等泓泓长大啊！

　　林盈在燕东园的孩子们里，是第一个走上艺术之路的，她1954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与殷承宗、盛中国是同学。14岁被选中出演电影《冰上姐妹》中的花样滑冰运动员李小玲，22岁在电影《烈火中永生》扮演孙明霞，之后在电影《伤逝》中扮演女主角子君。后来出国，现定居加拿大。七十多年以后，燕东园早已面目全非、各楼更换过多遍房主。如今唯一没变的，仅存的燕京老人，就剩我们家和林盈家。她每年有半年时间一定要回国在燕东园21号渡过。我俩终于等到了“一起玩”时候。

　　一是桥东25号的赵占元胡梦玉夫妇。燕京大学非常重视体育，专门设有体育部，赵伯伯当时任体育部男部主任。他1923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体育系，1934年应聘到燕京大学体育部当教授。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校内一体东操场西北角那几个天桥，还有四尺、七尺、十尺的障碍墙，都是赵伯伯一手设计和改造的。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他给男生上体育课，加进了打日本鬼子的实战训练，亲自教授学生们爬高翻墙的技术。赵家有三个孩子，一男二女，跟着我母亲学钢琴。

　　还有一家是住在桥西31号的高名凯陈幼兰夫妇。当时桥西有“鸟居高林”之说，讲的是从燕东园西门进来五十米，左转上几级台阶，踏上一条通往中心草坪的小路。小路的两侧分别是32和33号，连同32号东边的31号，三家楼房都有一簇簇竹林围绕。33号住的是人类学家林耀华、32号住的是日本教授鸟居龙藏、31号住的是语言学家高名凯。把这三家称为“鸟居高林”，既是谐音，也讨个“竹林三贤”幽雅高逸的情趣。

　　燕东园学人往事（燕京大学时期）

　　高名凯先生

　　高伯伯是燕大国文系主任，他家有四个孩子，一男三女。其中老三高苏，比我只大一岁，母亲叫她“小人儿酥”，说她特别像当时一种酥糖糖纸上印的小胖孩。她那时不过一岁多，高家的保姆抱着她找我家张奶奶串门，母亲到后院来，看到了穿裹成一个棉花包的高苏，圆鼓鼓的脸蛋脏兮兮，被冷风吹得都皴了。赶紧打热水给她洗脸洗手，抹上厚厚的凡士林。高苏的父母留学法国，1940年6月坐船取海路回国，被战事困扰，在海上以及亚非地区沿岸漂泊数月，1941年1月才回到北平。据说高伯母路经非洲某地时染上了病，从1950年代以后就卧床不起了。母亲一直心疼高家的孩子从小疏于照料。后来我和高苏小学、中学同学，结为发小级的闺蜜，母亲每次看到她时，都会感慨：“小人儿酥”又长大了。

　　还有一家住户的信息，来自父亲生前给杨绛先生的一封信：孙令衔住过燕东园，先住在30号， 后来搬到35号。我爱人常去看你妹妹杨青。

　　孙令衔任教燕大化工系主任，他是杨绛先生的妹婿。

　　五、

　　燕大校友回忆燕京的先生们说过：那些老学究都是牌王。这句话说十人有九人是准的。打牌包括麻将、桥牌，还有扑克。花样翻新，比如麻将，一条龙、门前清，玩的都是新章。前文已经说到燕东园里的竹城之战，经常晚饭后在陆志韦、赵紫宸两家开打。而桥牌也是以陆家为中心。

　　1945级哲学系学生陈熙橡在《忆燕园诸老》一文中说：每個禮拜總得有一兩晚在陸家打橋牌，牌手有梅貽寶先生，梅太太，金城銀行的汪經理，林啟武先生，廖泰初先生，和外文系的吳興華。

　　我注意到其中在燕东园住的有林启武和廖泰初，不过后者在1946年秋天以后就搬走了，我家住进的40号前一位房客，正是社会学系教授廖泰初先生。

　　发现梅貽宝倪逢吉夫妇是到陆家打桥牌的常客，这让我很惊喜，因为又多了关于梅贻琦弟弟、被称为“小梅校长”梅貽宝的信息。复校后，他任燕京文学院院长，家住朗润园。在母亲口中，以及姨姨韩德莊的日记里，“梅老叔”和“倪姑姑”都是她们最尊敬的长辈。

　　那么这位写下《忆燕园诸老》的陈熙橡何许人也？

　　1941年燕京大学秋季学期开学，一年级学生按照校规不分系科先上通识课，课程之一是国文作文课，几百名新生用文言文写作同一个题目“自述”。老师们看完卷子，把好的送给陆志韦先生评阅。陆先生选出两篇，评说：李中以肉胜，陈熙橡以骨胜。

　　“以肉胜”的李中，是经济系的新生，他后来改名为“李慎之”。1990年代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所所长。他一生以毕业于燕京大学为荣。1998年3月在致许良英先生的一封信中，李慎之说：我的母校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务“，我以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训。

　　“以骨胜”的就是陈熙橡，他是哲学系的新生。抗战胜利后，他再度考进燕大，投张东荪先生门下读研究生，兼做助教。张东荪先生住在燕东园34号，陈熙橡说：我常到張家吃飯，因為有好些哲學系高級課程祇得我一個學生，所以不用到課室上課，到時候便到張家吃飯，飯後隨他到書房一坐，聽老人家指導一番，從他的書架子上拿走一兩本書去念，過一兩個星期再來吃飯，再討論，這樣子念書，相信更勝於劍橋大學的導師制也。這是我在燕園前後八年最值得回憶的樂事。

　　在这篇回忆文章里，最令我心动与深思的是，陈熙橡仅用寥寥几笔，就勾勒出张东荪先生不移不屈的精神肖像： 東師研究政治哲學，是純粹學者的立場，後來與張君勵先生組織民主社會黨，乃柏拉圖之哲人從政的精神，是懷着入地獄的心腸，而不是為名利地位。東師是堅定的民主主義者，正因其如此，故被不民主的人，冒牌民主的人，目之為左派；但左派人士又認為他一點也不夠左。原因是他主張社會主義，但社會主義政治之實際產生，不應出之於流血，不應出之於革命，而應出之於民主主義制度之逐漸演變。民主主義不局限於政治的範圍，卻是人類最高理性的表現在羣居生活之精神也。

　　陈熙橡在回忆文章里，披露了燕大教职员桥牌队8人4组的阵容：梅氏夫妇一对，林启武廖太初一对，汪经理吴兴华一对，他和陆校长一对。他说：我们常與清華和北大的教職員隊三角比賽。記得有一次進城到北大錢思亮先生家裏去比賽，大夥兒坐學校那輛黑色大房車，臨起程時，陸先生對我說：「我帶有好東西，今天一定贏。」甚麼東西呢？他未說。到比賽展開後，他拿出一罐新開的「加力」烟來，真是戰意為之一隆，結果當然勝利。

　　六、

　　陆志韦先生住的桥东27号，是一座两层砖木结构小楼，据说是典型的南洋风格，每层有200平方米左右，处处不讲对称，南窗大，东西窗小。小楼南面一层东部有一个阳台，阳台顶部嵌有花岗石小饰件，这个设计源于欧洲古典建筑檐口下的装饰图案。整个小楼东部呈曲尺形，小楼西北部还凸出一个小侧楼，在南洋称“班阁楼”，英文说法是Bangolor（单栋别墅），它与整栋别墅实际是连着的，现在新加坡还能看到这样的房子。

　　我只记得他家的大阳台，还有阳台前的大草坪，可能是燕东园诸家院子里面积最大的草坪。陆伯母请园子里的孩子们到她家吃冰激凌，就设席在阳台与草坪上。冰淇淋从一个圆木桶里用装在桶面上的手柄摇出来。然后，陆伯母举着一个冰淇淋勺，挖出一球一球的，放在我们各自的小碗中。 手摇冰淇淋很时兴，我还去燕东园、燕南园其他人家吃过，但记忆中味道最好、请客场面最大的还是陆伯伯陆伯母家。

　　陆志韦先生比我父亲年长16岁，他俩是湖州同乡，又先后毕业于东吴大学，还有一个共同的嗜好：下围棋。因此桥东桥西，两人经常相约手谈，切磋“黑白之道”。

　　1948年11月底，平津战役开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2月13日北平西郊已炮声隆隆。燕京大学宣布停课，提前放寒假。为防止败退的国民党散兵进校抢劫破坏，学校大门紧闭，全校的学生按系组成护校队，在校内日夜巡逻。燕东园地处校外，位于燕园与清华园之间的成府一带，虽有虎皮墙围住，但终究四周民居散落，胡同与道路交叉，安全度很低，因此一些人家开始各处寻找避难场所。我父亲就把母亲和我还有不满半岁的妹妹，送到城里六姑邝家，他一个人和大师傅张贵留守。

　　父亲曾经讲过那几天的情景，他说：形势不明，确实有些紧张。桥下的大沟里夜间有人流车队过往的声音，不知是那一路的队伍。白天常常有炮声枪声。我们好奇地问：那你害怕吗？父亲说：怕有什么用？我整天下围棋。或者陆志韦先生过来，我和他对弈，或者我自己打谱。

　　12月15日，北平郊区战火蔓延，枪炮声更加杂乱紧急。清华园内的国民党军队炮兵于凌晨悄然撤去。下午，解放军一部开进成府、海淀一带。

　　12月16日清晨，燕大西校门内张贴出以13兵团政治部主任刘道生署名的安民布告，特别写明为了保持正常的教学工作，任何军人不得进入校园。当天下午，陆志韦先生召开全校教职工会议，告诉大家：我们已经解放了。并说：这是个伟大的变革，是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或者革命都要伟大的变革。

　　七、

　　一个新世界就在眼前。1949至1951年间的燕东园，处在极其微妙又急剧变化的历史时刻。可惜当时我年纪尚小，对外界懵懂无知，留在记忆里的只有一些破碎、斑驳的画面：

　　一个是1951年的时候，我家突然多了好几件西式家具。我们的床上还多了几条毛毯，两条白色的，一条墨绿色的，厚实又柔软，边角上隐隐有英文字母，父亲说这是美国大兵用的军毯。 我们最兴奋的是楼道那间储藏室里，突然多了大批美国罐装奶粉和番茄汁。当然自己不能拿，一律由母亲拿给我们喝。我就是从那时候爱上了番茄汁。奶粉、 番茄汁罐头好像吃了两年多，而床、柜子、椅子还有毛毯，使用至今。

　　母亲告诉我，这些家具、毯子、奶粉、番茄汁是燕京的美国教授搬家回国时留下的。燕京的外籍教授大多住在燕南园，燕东园也住过不少。但我看过的诸多文章中极少提及，只在赵景伦先生《怀念东大地》一文中找到：桥东还有几家美籍教授如窦维廉。孩子有Deedee.跟我们打柳条仗。打得不亦乐乎。再就是Prof. Wolferz（？）夫人说得一口北京土话。自己上街买菜，说：“我要一只年纪轻轻的小姐鸡。” 啊呀，可了不得啦！

　　在书写这一部分时，我不停地打电话请教9 2 岁的胡路犀阿姨。前文说过，她是胡经甫教授的女儿，在燕东园前后两次住了15年。她对燕京的事一向热心，我在主编《燕大校友通讯》时，就选用了她撰写的多篇稿件。这次我请老人家帮助复原燕东园各楼的住户，尤其请她帮我回忆在园子里住过的外籍教员。两天以后，她的女儿黄英说：老太太交作业了。她查阅了燕京的早期资料，翻了厚厚的《燕京大学史稿》。作业如下：

　　1、Wolferz 吴路义（美） 26号 2、Willian H Adlph 窦维廉 27号（美）

　　3、Breece 步多马（美） 28号 4、Philipe de Vargas王克私 29号（瑞士）

　　5、Mead 米德 （5个子女 美） 30号 6、鸟居龙藏 32号 （日本）

　　7、Davis 41号 （美） 8、Miss Hancock 25号（英）

　　正如赵景伦先生的记忆，桥东有6栋小楼住过外籍教师：25、26、27、28、29、30。他在文中提到的窦维廉，正是住在27号的 Willian H Adlph 。这位美国人曾任燕京校务委员会代主任。燕东园建成之初，他主持园内的社区管理，组织了网球队，筹集资金建起了儿童游戏场。而文中那位能讲一口有趣北京土话的prof. Wolferz（？）夫人，住在桥东26号，她的先生有一个中国名字：吴路义。

　　1948年底在燕京的外籍教授和职员还有30余人。他们是走还是留始终在徘徊中。陆志韦先生在当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为外籍教师提供方便 。他应他们的要求，征得了北平军管会的同意，临时组装了一套发报机，按国际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频率，向美国呼叫，美国业余爱好者收到燕大的电报，按收录的名单，把这些人安全无恙的消息转给他们的家属。对于回国的外籍教师，陆志韦先生让他们带走全部财产，并帮助他们办签证、买机票，派车送他们到机场。

　　1950年11月初，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中美两国兵戎相见。燕京外籍教师的命运急转直下。1950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对教会学校外籍教职员处理办法的指示》，根据文件精神，燕京大学的外籍教师必须全部走人。

　　八

　　老住户搬走之际，还有新住户搬进来。1949年夏天，我家正对面的桥东30号搬进了一家会讲广东话的新邻居。据说桥东30号是燕东园面积最大的楼型。看到胡路犀阿姨费心提供的外籍教师住户资料，发现这栋小楼在1930年代是美籍教师Mead 米德住的，他有5个孩子，是园子里人口最多的人家。估计盖楼之初，就是为了他家设计的。在燕京复校以后，这栋楼开始安排两家人住。1946年燕京化学系主任蔡镏生一家住在30号的东半部分。当它的西半部分窗口突然飘出小提琴和钢琴的美妙旋律时，消息不胫而走，原来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马思聪先生，还有他的夫人钢琴家王理治女士带着二女一子，搬进了燕东园。

　　燕东园学人往事（燕京大学时期）

　　燕东园里有钢琴的人家很多。从海外归来的燕京教授们，大多具有较高的西方古典音乐修养，并惠及子女教育，陆志韦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几个孩子自幼都学过钢琴，其中二儿子陆卓明琴技最高，并且承继了父亲对古典音乐的鉴赏能力。燕京大学对音乐教育也是高度重视的。外界称它为一个充满了乐声与歌声的校园。这就不难理解，陆志韦先生为什么盛情邀请马思聪先生到燕京大学任教了。1949年4月，马思聪先生与一批爱国人士，从香港回到北平。陆志韦先生敏锐地抓住时机，立即把他拉到燕园，向他提供了优厚的住房与薪水待遇，要求是“每个礼拜在贝公楼礼堂开一次演奏会”。

　　马思聪住进燕东园的第二年，即1950年4月，就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燕东园21号与30号同在桥东，两家院子之间只隔一条小马路。住在21号的林朱，林启武先生的大女儿，当时12岁左右，还记得马思聪伯伯几次叫她到家里试唱这首歌曲，至今她仍然能脱口唱出：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这首歌曲，被定为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1953年中国少年儿童队更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于是这首歌同步更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嘹亮高亢的旋律，响彻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九、

　　写这个时期的燕东园，现存的史料，以及我依稀模糊的记忆，最后都指向了一个不解之谜：陆志韦先生无疑是燕东园住户中的灵魂人物，燕京时期的燕东园充满了陆志韦气质。但为什么1952年，他从一位饱受尊敬的学者、官方器重的民主人士、毛泽东亲自任命的大学校长，一夜之间突然变成燕园第一场政治运动的 “批判对象”、“批斗重点”？最后他只能委曲求全，低头认罪，黯然搬家，一家人从此离开了燕东园。

　　我已完全不相信宏大叙事的历史，对一些回忆文章中使用的“大词”也心存警惕，只想从不多的史料中，打捞一些有现场的细节，找到一些当事人的自述，来尽力靠近事实的真相。

　　看到了陆卓明先生的一些文字。他是陆志韦先生第二个儿子，生于1924年。1927年随父亲迁至北平，住进燕东园（37号）。他就读于燕大附小、燕大附中。1941年燕大被迫关门，他一家迁至成府槐树街9号，陆卓明转入辅仁中学，1944年考入辅仁大学经济系。1946年转至燕京大学经济系。1948年毕业留校任经济系助教。燕京后期他一直住在燕东园27号家中，在父母亲身边。

　　陆卓明回忆：1948年春天，胡适夫妇和一位美国老者来到他家：

　　父亲当然知道胡适先生的来意，未等他开口，就吩咐我带领胡伯伯去游燕园。胡先生忙说：燕园早就游够了。你带他（指美国老人）去吧。我带美国人在校园里慢慢走了一圈，回到燕东园时，胡适夫妇已在我家院门外告别。胡先生说“这次回来（从南京官场回来）只有四天，特地来看看你，明天就走，不知以后何时见面”。他的语气并不高兴，父亲也板着脸。母亲调和说：你们一见面就吵，分别还要吵！他们走后，父亲叹口气说：他也劝我走啊！

　　尽管明确表示了不走的态度，但今后怎样走革命之路，燕园怎样迎接解放，父亲心中并不清。他在晚间从储藏室架上拿出叶剑英送给他的崭新的平装书《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读着，想着。两本书说的大原则谁都看得懂，但是具体到燕大该怎么办，仍想不出个头绪。他自言自语地像是在问我，我自然更不懂。

　　回忆中提到的两本赠书，还是抗战胜利后，軍调部在北平时，中共代表叶剑英送给陆志韦先生的毛泽东著作，陆卓明说：赠品还有一条延安生产的毛毯

　　其实陆志韦先生与中共领导人早有接触，这段故事有两个说法，一个来自陆志韦子女的回忆：1937年一个夏天陆志韦偕家人去包贵思家吃晚饭。在那里，见到了行踪不定的斯诺，还有一位“因病而不能到院子里来和大家一起吃饭的妈妈”，只见她衣着简朴，面容憔悴，因不可以多说话，大家不知道她是谁。事后，才知道那次见到的妈妈就是共产党领袖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

　　另一个说法，来自燕大地下党：1937年邓颖超同志因患肺病化名在西山疗养。出院后由斯诺介绍到燕大美国教员包贵思女士在燕南园的家中休息，再从那里去天津转赴解放区。此事陆志韦先生是完全清楚的、默许的。他曾让孩子们代表他去看望帮助”。

　　燕东园学人往事（燕京大学时期）

　　对上面这张照片的说明，两个说法统一了：北平解放后的第一个夏日，1949年6、7月间，邓颖超专程来燕园拜望陆志韦夫妇，感谢“他们的无私之心和热情。

　　在公开的历史资料中，还可以找到这张照片：

　　燕东园学人往事（燕京大学时期）

　　图片说明： 1949年3月25日下午摄于西郊机场阅兵式。毛泽东与前来欢迎他的民主人士合影。

　　前排自左至右：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毛泽东

　　后排自左至右：陆志韦、朱德、 、陈其瑗、黄炎培、林伯渠、马叙伦

　　毛泽东在阅兵式后，接见了民主人士代表，据说有二十多位。其中新华社所发出的新闻图片只有八位，包括陆志韦先生，他站在朱老总的左边。虽然在以后数十年里，媒体在使用这张照片时，有时把陆志韦先生裁去，有时在图片说明中没有他的名字。但谁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当时毛泽东与中共曾给了他这样的礼遇。

　　1949年9月28日至30日，陆志韦先生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据陆卓明回忆，父亲和中共文化教育部门的一些领导人也有往来， 1949年初 ，西郊刚解放，周扬、张宗麟等人就来到燕东园27号，那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暂时管理办法就是在陆志韦家中草拟的。1950年，钱俊瑞、张宗麟又一次走进燕东园27号，这次是来说服陆志韦先生继续争取美国托事部的拨款。

　　1950年2月12日，教育部接管了燕京大学。当年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任命陆志韦为燕京大学校长。接着毛泽东签发了任命书。此后，毛泽东还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校名。

　　好景不长。1952年1月，仅仅过去一年，政治风云突变。中共中央下发通知，要求在高校中进行三反运动。所谓三反运动，本是指经济领域里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但在中共北京市委的直接领导下，燕京大学变成了一场以控诉美帝文化侵略、肃清亲美、恐美、崇美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

　　工作组一进校，陆志韦先生就被挂起来了。随着运动的发展，斗争的矛头很快指向了他和张东荪、赵紫宸三个人，焦点在他的身上。他的办公室遭到了搜查。反复检讨不过关，发动学生罗织罪名，揭批、炮轰，甚至鼓动他周围一些亲近的人，包括他的女儿上台控诉。燕大毕业生丁磐石，当时在中国青年社编辑部工作，曾到会旁听，他说：这次揭批陆先生的大会，始终是采用无限上纲、无情斗争、非常粗暴的方式，会上不许陆先生辩解，说明真相，只许坦白交代、检讨。我眼见这会如此蛮不讲理，杀气腾腾，同好些燕京校友一样，感到非常不舒服，在心里为陆先生抱不平。

　　60多年以后，我在编辑《燕大校友通讯》时，从来稿中看到好几位当年在燕京大搞这次运动的负责人后来都悔悟了：这样大整陆先生是很错误的。这种做法造成了很多冤案、错案和假案。实际上开启了往后十多年高校开展运动的斗争格局。陆志韦传记的作者项文惠也特别指出：引蛇出洞”之反右，“造反有理”之文革中的很多运动方式、斗争手段，此时已初露端倪。

　　1952年5月28日，教育部调整燕京大学领导班子，在由10人组成的新校务委员会里，已没有了陆志韦的名字。

　　1952年7月，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全面展开。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13个教会大学全部撤销。燕京大学被一分为八：机械系、土木系、化工系调整到清华大学、教育系调整到北京师范大学、民族系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劳动系到中央劳动干校、政治系调整到中央政法干校、经济系调整到中央财经学院、音乐系调整到中央音乐学院，其余各系调整到北京大学。

　　新的北京大学校址就是原燕京大学校址。

　　被视为“带有消极被动情绪、自我检查轻描淡写”的陆志韦先生，一纸调令，被打发去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当研究员。

　　这一年夏天还未过完，陆志韦先生全家就在催促下搬出了燕东园。

　　从此，身后一片缄默。再不见陆伯伯来找父亲下棋，我也没有再去他家吃过冰激凌了。 

　　接下篇：

　　燕东园学人往事（续一）

　　燕东学人往事（续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