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父亲：张景钺（1895—1975）我国植物形态学和植物系统学的开拓者。1948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生物系主任。

  作者的母亲：崔之兰（1902-——1971）动物形态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动物组织学、胚胎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

      我们家从中老胡同北京大学宿舍搬到燕东园38号是在1952年秋天，一直住到1995年秋天。

     后来因为房产处看中了38号占地面积大，而且老人都不在了，把我们家轰走可以盖一栋楼房，我们不得不搬到燕北园。在燕东园居住的43年，可以说是我从少年到成年一生中最主要的时光。所以我要尽量把这些年中的主要印象写下来。

                                                6周岁生日   1944/1/27

燕东园稍晚于校园内的燕南园，但两者的建筑风格是一致的。整个燕园为1921年燕大的老校长司徒雷登由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购得。但是燕东园并不包括在内，燕东园位于东门外大约半里，中间隔了一条蒋家胡同，地势也比东门高。

 燕东园是1927年奠基的，在西门内就有一块碑刻着1927奠基。那时只有几棵加拿大杨。等到了我们搬进去时，白杨已经有近10丈高了。还有沿着水泥路的槐树和每家作为围墙的柏树，每家都有大片的草地。燕东园可以说白杨参天，绿茵匝地。每当春末夏初，住校一周，周末回家，满园新绿，白杨潇潇，清晨从鸟鸣中醒来，但觉一片幽静，空翠爽心。

我们家是在1952年秋天从中老胡同北京大学宿舍搬过来的，入住的是38号，它位于西院的北头，是一栋两层楼的小洋房，楼下有客厅，饭厅，卧室，书房，花房，厨房，浴室，下房及储藏室。楼上是阁楼，有两间卧室和盥洗室。由于位在北头，东西方向的院子和空地都很大，东房外一片竹林有100多杆，靠近围墙有杏枣槐椿，还有一颗半朽的大柳树，院子中间有数株山樱桃和玉簪，沿着甬道原来有两排黄花。从饭厅的西窗望出去，空气澄澈，沃野平畴，西山似乎就在眼前。

那时我在25中上初中3年级，第一次从城里回家，已经是秋冬之交的天气了，一进门，只见过道左边的小锅炉已经炉火熊熊的烧起了暖气，比起中老胡同的房间大了不止一倍。同院而且年龄相当的有孙捷先（孙承谔之子），贺美英（贺麟之女），朱世嘉（朱光潜之女），前面这三位是我们在中老胡同宿舍的邻居，还有周启乾（周一良之子），孔祥宗（历史系孔老先生之子），李曾中（李宪之之子），周广业（周先庚之子），后面这四位以前不是邻居，但周孔李三位是25中的同学。

燕东园有一种神韵，很难描绘。尽管时隔几十年，仍然能够午夜梦回，而且这样的梦会反复出现。

一、

   我的老家在江苏武进，就是现在的常州。远祖张惠言是清嘉庆进士,翰林院编修,常州词派创始人,又是经学家,治《周易》，祖父张长佑，原来也住在武进的老家中，好诗文，善断案，先在湖北鄂遂做知县，父亲张景钺于1895年10月29日出生于湖北省光化县老河口。祖父后来在安徽当涂做了知府，这个大家庭也就在那里生了根。

     当涂距离芜湖不算太远，为了能够上一个好一点的学校，父亲中学时搬到了芜湖，后来毕业于芜湖圣雅各中学，父亲从小身体比较弱，上中学期间由于念书非常用功，从来不愿意落在人后，但是繁重的功课加上远离家人的照顾，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不得不休学回家养病，一直到21岁（1916）才考入清华，1920年毕业后先入美国德克萨斯农学院，后来转入芝加哥大学植物系。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父亲于1925年返国任南京东南大学生物学系教授，第二年兼生物学系主任，同时兼任金陵女子大学生物教授，东南大学于1928年改名为中央大学，他在6年的教学期间开设植物形态学，植物解剖学等多门课程，在我国最早传播植物形态学知识，是我国植物形态学的奠基人。1938-1945因日寇入侵，随北京大学西迁昆明，1945年底-1947年初赴美研修，回国后仍然回到北大终身担任生物系系主任。

     母亲崔之兰的老家在安徽黄山脚下的太平县，后来外祖父带着全家到芜湖去经商，母亲于1902年12月20日出生，就在那里读完小学和中学，1919年夏毕业于芜湖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在她上中学时，外祖父已经去世，家庭的沉重负担主要由外婆操持，毕业后乘轮船来到南京，1921年考取了东南大学农学院生物系。192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次年秋天，应聘到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开始了她毕生从事的动物组织学和胚胎学的研究。当时我四姑和母亲都是生物系的同学，四姑比我母亲大一岁，是父亲和母亲双方的介绍人。1928年他们在南京定婚，母亲于1929年考取了安徽省半官费赴德留学的资格，到德国柏林大学（即现在的洪堡大学）哲学科动物系，攻读博士学位。，1934年毕业，顺利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途中，回到老家去看望年迈的外婆，老人家高兴极了，买来了大挂的响鞭，亲友送来了对联，大肆庆祝。这在当时落后闭塞的芜湖出了一个女博士，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外婆含辛茹苦的一心把母亲培养成才，终于在晚年圆梦，老人家幸福心情是可以想见的。母亲同年回到北京大学工作，并与父亲结婚。婚礼就是在清华的工字厅举行的。

那年头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夫妇不要在同一所大学里教书。回到上海以后，母亲还没有接到清华的聘书，于是先返回昆明，继续在云南大学教授动物解剖学。父亲带着我在三月底离开上海，乘招商局的锡麟号轮船赴天津。1947年3月20日起锚，一直是阴天，还有风浪，我是既晕飞机又晕船，好容易第三天入海河，在海河上又缓慢的走了多半天，可以站在甲板上透透气。早春的寒风伴着铅灰色的低云，四野萧然，一直到了太阳快落山了才到码头。

  到天津后住在张锡均教授家，他是我父亲在清华和芝加哥大学时代的老同学，不同的是父亲后来从事植物形态学教学和科研工作，而张教授主攻生理学和免疫学。我们在张伯伯家住了一个星期，然后乘火车北上。母亲在云南大学生物学系继续教授动物学和人体解剖学课程，在1947年秋天，她接到了清华的聘书，一直教到1948年春节，教完了一个学年以后，才返回北京。春节后到清华生物学系开课时，还没有分配到房子，就暂时住在我姑父在新林院的42号。大约直到1948年夏天，才在西院的东北分到一所房子。抗战胜利后,北大迁回北京，我家先住在府学胡同，后来搬到中老胡同的北大宿舍，与北大诸多教授为邻居。1952年秋院系调整，父母都搬到城外住，即燕东园38号。

二、

                                               全家和表姐雷崇立

 父亲母亲身教胜于言教。尤其父亲身上那种宁静淡远、温煦祥和的气质、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胸襟，我想多半来自源远流长的传统中国文化背景。尽管父母工作繁忙，但在家中仍倾全力创造了良好的教育环境。从我懂事时起,书、画、玩具从未感到过缺少。听大人讲故事更是兴趣盎然，父亲常用平稳的声调，慢吞吞的展开情节。大约太忙的缘故，故事多半不长，但诙谐幽默。有时我不懂，问之再三，他就说：林肯年青时善说笑话，可以代替劈柴，一个笑话没完，好多木头自裂，剩下的要两三天才裂，原来是英国木头。

父亲非常喜欢摄影，照片上的背景与人物配比和谐，质高景美，我们家的7大本相册多半都是父亲拍的。但是后半生的照片几乎找不到，中老胡同的照片只记得有一张，以假山为背景，有我和孙捷先，闻立鉴以及其他几个小朋友，是135照片直接洗出来的，只有一点点大，经过几次搬家，再也找不到了。父亲的慈霭祥和的性格是与生俱来的，从不疾言厉色，我小时侯数学不大好，例如“鸡兔同笼”问题就是建立不起概念来，他都能够和蔼的用食指指点着书上的公式，慢慢的把概念与等式联系起来，尽管我进步不大，但是循循善诱的态度永志难忘。这样的例子太多，这里就不多说了。

父亲于二三十年代留学美国后赴英国利兹大学及瑞士巴塞尔大学深造，于四十年代又到美国加洲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由于几度出国广泛接触了当时西方生物学蓬勃发展的有关学科，尤其在加洲讲学期间正值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分子生物学崛起，带动了整个生命科学进入分子水平的起步阶段，他不仅关心自己所从事的形态学，而且触类旁通,为他以后担任系主任，把生物系办成一个学科齐全、人才济济、科研设施充足、规模恢弘的学院奠定了基础。

 母亲几十年把牢科研之舵不放，不变不悔。从东大、中大留德同学合影中,可回忆到母亲沉毅自信的气质，回忆她真挚、爽朗、一往无前的性格和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她常说：“一旦下决心做一件事,无论多不容易,一定要做到底”。姑父雷海宗在院系调整以后，从清华大学发配到南开大学，他在清华的那张大书桌因为放不进在南开大学的小宿舍，一直就留在我们家中，父亲和母亲把它置于书房的中间，下班以后，吃完晚饭，俩人相对而坐，读书写作一直到深夜，从1952年到父母去世为止，几乎天天如此。1994年夏我因公赴德，重履母亲60多年前柏林大学的故道，百感交集：她学成归国之际是满怀壮志，但时代辜负了多少象她那样的人。

三、

1949年革命成功以后，上面有了把中国建设成前无古人、彪炳史册的宏伟构思，希望用域外的意识形态来批判一切，改造一切。开始的一番美意书呆子们倒也认为无可厚非，因为与国民党的吏治相比，刚解放的那些年确是非常清廉，因此对政府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只是传统文化的改造不是那样简单，不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传统文化，要想彻底改造为我所用，都不象推翻一个政权那样容易。

据说思想改造运动发端于1951年秋天马寅初和北京大学12位进步教授给上面的一封信，父亲也在其中，时任教务长。如果不是有人“做工作”，这些书呆子肯定不会想出这样高明的点子。政治运动的布局已经全局在胸，还要下面“劝进”，这样运动起来就更显得冠冕堂皇和进退雍容。父亲终其一生是最不会做官的，从他的经历可以看的再明白不过，却不知道为什么解放不久就被上面派为教务长，大约和他冲淡谦和的性格和他的学术地位有关。其间还短时间担任过理学院代理院长。

从1951年底到1952年夏天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相继进行，对于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来说，那是微风起于青萍之末，斯文扫地的程度要算是最客气的了。母亲对于这些做法意见比较大，父亲很少表态。一个星期天，母亲参加清华组织的到北大红楼参加纪念五四运动的展览，看完就近回家，一进家门就说：真是岂有此理！胡适对于新文化运动还是有贡献的，怎么把他骂的狗血淋头，一无是处？父亲准是有苦难言，只好劝解了几句。父母亲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一身清白，思想改造运动顺利过关。母亲后来回忆说；真佩服这些做思想工作的年轻人和他们的领导，居然使一大批年高有德的书呆子在自我检查中痛哭流涕声泪俱下，以前还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

1952年3-6月父亲以生物学家的身份赴朝参加了美国细菌武器调查团，团长是李约瑟，这是在昆明就认识的老朋友。1952年秋，照搬苏联模式的院系调整完成，父亲也卸下了不胜其负担的教务长头衔，回到北京大学生物系，仍旧象20年前那样做生物系的教授兼主任。但是，这个系主任可是不象以前那样好当，身为民主人士，要接受党的领导，上面的政策先是像春风秋雨，一阵接着一阵的，后来的政治运动更像海浪，一浪高过一浪。觉悟低，怎么紧跟也跟不上。不胜其烦，没有多久头发就花白了。不过，尽管父亲对政治运动的反应不象有的教授那样灵敏，但是在生物系的教学和科研方面还是尽其所能的做出了相当的贡献。

四、

父亲一生的论著有10多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抗战时期在昆明所作的《植物系统学》。他1947年十月在该书的前言是这样叙述的：这本书是抗战时期在昆明同仁合作的普通植物学的一部分，现在应学者的需要，将此部修改先印出。10年之后由于再也没有这方面新的著作，不得已，父亲又与1957年9月在“再版前言”中指出：这本书出版已经十年了，本无意将它再版，但据各方反映，这一本早已绝版的书，在目前书籍缺乏的情况下，仍然有需要，所以决定重印一次。这10年的空白可以看出，无论是父亲自己还是当时的各大学同事，都没有在这方面做出什么新的贡献。而且父亲纂写这一部著作的时间，竟然是生活最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

  父亲在1948年就成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但是，一直到他去世，在父母亲的谈话中我从来没有一点印象。文革以后很久才从各种有关文献中陆续看到对于这一段往事的回忆文章。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对于院士的条件是；从全国学术界成绩卓异之人士选举之，具体规定有两条：1 对所专习之学术有特殊发明或贡献者。  2 对所专习学术机关之领导或主持五年以上者。北京大学在1948年4月，就已经把第一批院士候选人的名单报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其中包括父亲。院士的选举是由中研院的评议员投票产生的，评议员分为当然评议员和聘任评议员，前者为院内专家，后者为国内各大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著名学者。

在南京经过五轮投票，一直到1948年秋天产生第一届院士，一共81人，生物组25人，1948年9 月23日在南京当时与会的院士合影中可以看到包括父亲在内许多人都没有到，仅到48人。其中比较熟悉的有汤用彤先生，他是我老同学汤一玄的父亲，当时刚刚从美国回到上海，就近赶到南京与会。到会的人数如此的少，是和国民政府的时局不稳，经济状况恶化有关，当时父亲和我住在城里，母亲在清华，教学和行政工作都离不开。同院的东邻，也是1920年与父亲同年毕业于清华，身穿灰布大褂的曾昭伦先生，还有小学同学钱仲兴的父亲钱端升先生也都没有去。院士们大部分都是大学教授和研究所人员，是感受生活压力最重的人。国民党政府已经是风雨飘摇，这第一届院士也是在大陆最后一届了。由于国民党政治上的无能，政治才没有过多的介入学术界，从院士的人选来看，政治色彩不浓厚，学术比较自由。解放以后，理科的院士几乎全部当选了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人文科学的就要政治挂帅了。

            五、                     

   刻骨铭心的要算父母逝世前后的这一段。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中,才真正体会到”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两句的真意。在凛冽的政治气候之下，才能真实的感受到平凡百姓间的质扑纯真，也才能在劫后余灰里体查到对科学与真理挚爱的微微暖气。在那时多数人对科研几乎不敢想了，实验室封了，抄家的走了，一家人围坐在冬夜的小煤炉边，忘不了的依然是毕生积累起来的东西。话题无所不谈，父母亲对自己青壮年寄以厚望并献身于斯的中国科学竟搞成这种样子，实在是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文革前,我在密云四清时，父亲来信，叙述了我母亲的导师秉志先生逝世时的感受：“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唯一可安慰的是在生物学上留下的一点脚印”。到了这时,唯一可安慰的东西似乎也都成了难以卸下的沉重包袱。父亲由于巴金森氏症而久病在床，冲击还小一点。

母亲由于嫉恶如仇和得理不让人的脾气，对看不惯的事从来不懂明哲保身，也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时招来的批斗之潮是可以想象的。作为一名女性而能跻身于早期科学家之中，不可避免的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尽管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她是十分自信的，也相当自傲，但在政治上，象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是相当天真和脆弱的，他们根本不懂政治是怎么一回事。精神的折磨对一个年老体弱、毫无准备、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她,所产生的破坏作用之迅速与强烈,不亲历目睹是很难理解的。她的死是很悲惨的。临终时母亲自叹”出师未捷身先死,……….”，及至身后之萧索，在我给世交的信中如实的写下了”苦海舟沉，壮志泯灭”。

六、

                                燕东园38号已经拆除。原房型与此楼相同。

    在燕东园一住也有40多年了，燕东园也可以看作一个历史坐标，从司徒雷登创办燕京大学起到北京大学入主，到今天已经过去90多年了，粗算也可以说100年。过去的100年，西方继文艺复兴历史潮流的尾声，整体上仍然领先，但是中国一步一步的赶了上来。

    回溯当年，东西方文化的历史潮流在三大洋汹涌澎湃的相互冲击和融合，先辈们负笈西行，薪火东传，他们不同程度的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他们也是科学和民主思想的传播者。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民主是与君主相对立的两种法权观念，前者是不可能从封建社会自发的产生出来的。只有推翻了封建社会的独裁统治，民主的法权观念才可能在新社会逐步的建立起来。中国受到几千年奴隶和封建社会的独裁统治，而且那些社会的统治者必然的用国家机器来强化维护君主制度的全部文化，封建社会虽然被推翻了，但是代表封建文化的权力意识却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历史往往在不断的重复，从1911到1976封建社会的幽灵就不只一次重新出现，这也是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沿续和再现，封建专制沉重的历史包袱也够这个民族背的。

自二三十年代起,先辈追随前人的足迹,这一方向上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在有的分支上成了国内头一批拓荒者,也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在这方向上的努力是在内外环境都有相当局限性的条件下开创出来的。六七十年前的涓涓细流汇成今天的江河之势,自然和人文科学的洪流正穿山越岭,奔腾向前。世界的历史经历了500年海东，500年海西，今天世界潮流又回到了东方，一个大民族的崛起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过程，我们国家今天正站在新世纪的潮头，大家都兴奋的期待自立于伟大的民族之林。

                                       自顾平生

       午夜梦回，燕园历历，半生于斯，自难忘怀。春风吹拂，白杨萧萧，秋雨淅沥，红叶满阶。朝云初起，鸟鸣林幽，落霞漫天，群峰暮紫。故园寂寂，乔木森森，四围稻香，秋水盈盈。小楼西望，燕山逶迤，群星灿烂，河汉漫漫。柳木合抱，细竹龙吟，斯人已去，老槐仍花。

自顾平生，率性而为，半自遗传，半由天性。幼喜机器，遂成职业，仅栽小苗，难成大树。半生辛劳，慢慢积累，十余设计，数十产品。品行一般，仅任付职，科技发明，忝列二等。专利三项，亦不足夸，简单实用，奉为至宝。冶金机械，乃为专业，多为辅机，不无微劳。

家庭教育，重在启发，培养性灵，开悟智慧。上承祖辈，下继父母，家为土壤，庭为温床。女肖我母，小名大g，先上北大，后入哈佛。学有所专，业有所长，不坠家风，晚景堪慰。自吹之嫌，重读汗颜，老友见笑，立此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