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又至。我从《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一书中，抽出最后一章，以此文纪念故人陈虻，今年是这位优秀的电视人去世十周年。

深呼吸，如释重负：

终于整理、撰写、完成了陈虻关于电视理念与实务操作的系列篇章。

杀青之际，想给自己留一点儿空间，以记录陈虻生病直至去世这段时间，即2006年12月到2008年12月，我和陈虻之间往来的一些细节。

陈虻说过：细节的细节，其实就是对这个事情中的某一个局部不断的开掘、不断的深入，反过来可以折射整个事情的全貌。也就是我常说细节的细节就不再是细节本身。

陈虻生病的两年，尤其是最后的九个月，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一些难以忘怀、刻骨铭心的生命与死亡的细节。我想通过文字来还原这些细节，开掘这些细节的细节。

一

从2003年认识陈虻以后，我们之间主要通过手机联系。一般都是他打过来，只要电话那端传来有磁性的声音：徐老师好。我就知道是陈虻。

2006年12月底，我破例主动先给陈虻打去电话了，因为刚从柴静的博客上得知他胃出血住进医院。在我的印象里，陈虻正当壮年，体魄健康、阳光潇洒，很难把疾病和他联系在一起。这个消息，着实把我吓了一大跳。

拨通他的手机，我急切地询问，他轻描淡写地回答：徐老师，没事的。出了院我就去看您。

我不放心，追着叮嘱：胃可是人的第二心脏，娇气得很，而且胃病容易反复，一定要养好。

他说：还真让您说着了，这次出血之前，我心脏不舒服，老拽着疼，一揪一揪的，我还以为是心脏出了问题呢。

在整理陈虻资料的时候，我看到了这段通话背后的真实情境：

《陈虻同志生平》中写到：“2006年12月18日 陈虻第一次胃部大出血，因失血过多而晕倒，入院抢救后才脱离危险。”

英达在那篇题为《好爸爸陈虻》中的描述更具体：那是2006年末，“虎仔”队正为进军加拿大紧张训练，接送孩子的陈虻忽然面色惨白，额渗虚汗，破天荒提前退场，第二天就传来他胃大出血，住院抢救的消息。

我当时并不知道他的病情如此严重。但很清楚胃病是好多媒体人的通病，病根儿就在长期的生活不规律、连续夜班、还有吃饭没点儿、饥饱紊乱。于是电话中一再提醒他：病好了一定不要过劳、按时吃饭啊。

陈虻是2007年初出院的，并没有如约“出了院”就来看我。他很快就上班了。打来的两三个电话，都是问我对某些节目的看法。话语匆匆，估计是抓空儿打的。

还有一天，事先没有打招呼，陈虻带着几个人来到我的办公室，征求我对他要创办一个新节目的意见。一讨论就两三个小时，到了下午一点多，早过了午饭的点儿，可他完全没有吃饭的概念，带着这帮兄弟又呼啸而去。

我很担心：不长记性，好了疮疤忘了痛。也埋怨他：你不吃饭，也不想着别人还要吃饭。

二

转眼就到了这年的夏天，距离陈虻胃出血已经七、八个月了。有一天，他终于打来电话说：徐老师，我想到您家聊聊。

这次，我把他带到我的另一个住处：北大中关园教师公寓。记得上次，他是到我和我九十多岁老父亲住的燕东园，聊到中午饭点，和我们一起吃的饭。有老人在场，陈虻态度恭敬有加 ，一直陪着说话，饭菜只随意呼噜了几口。这次，我想让他好好吃顿午饭。

吃的其实很简单：绿豆稀饭、锅贴，还有四小碟菜。从附近 “宏状元粥店”叫的外卖，12点准时送到了。我截断陈虻滔滔不绝的话流：“别说了，咱正点开饭！”

陈虻打量着碗里的、碟里的，搓着手，很欢喜的样子。很快就一扫而尽，放下筷子还连连说：“好久没有吃这么舒服的午饭了”。

我有点奇怪：这有什么稀罕的，很难做到吗？

还是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才发现陈虻平时的午饭是怎么解决的：

白岩松在回忆文章里说：　我在这个院里跟他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你怎么还没吃饭啊！”我经常见到他中午一两点了还在那儿跟人家讲节目。偶尔，下午两三点了，在食堂看到他，永远坐角落那张桌子，吃一盘饺子，周围又一堆人。

《新闻调查》的编导范铭描述了基本相同的场景：我们平时很少碰见，好多次碰见都是在食堂，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误了吃饭的点儿，只好让服务员给我们各下一份白菜猪肉饺子。等饺子的时候互相笑着问一句“你也没吃哪？”，然后都用饭盒装着回机房，我上三楼，你上四楼。问你上去干嘛，总是一副时不我待的样子，“片子还没审完”。现在想起来，有什么不能等的呢，有什么事情急过吃顿踏实饭呢。

陈虻所在的南院食堂，距离他的办公室不足一百米。

《共同关注》栏目编导余洋在《追忆陈虻》一文中，也有一段文字记录了陈虻最后一段工作的情景：

他有一次审片时问我要饼干，从那次起我们知道他胃不好，曾经发生过大出血。从这以后审片时我们都会准备饼干和热水，就这样陈虻主任又审了十几天的节目就突然住院了。

可以与此对证的是2007年陈虻的述职报告，也是他最后一份述职报告：

“去年底我因病住院，今年出院，身体还是比较弱，但我还是坚持上班，除去医院看病，几乎没有请过假，还是按照生病前的工作分工，完成了交给我的所有工作，特别是入秋以后，我的胃几乎天天都在痛，但我吃着药坚持上班。”

他的部下，《社会记录》的策划王开岭，在陈虻去世后，写过一段评价陈虻的文字，曾经传诵一时：

“一个性情温美的兄长，一个纯真的人生和社会理想主义者，一个在纪录片经验、新闻理念和美学体系上创下个人标签的人，一个以自己的额头、语句和手势招来崇拜的言说者，一个以才情和风度提升了男人品质的绅士，一个多愁善感、常因一段镜头而流泪的审片人。”

但最后一句，让人心痛不已：“一个废食忘寐、生活极度简单终致身体报复的人。”

三

午饭以后，话题有些转移，他开始给我讲他的儿子：“我儿子可棒了！他们那支冰球队去加拿大参加世界少年冰球比赛，得了这个年龄组的冠军。”

他说，工作之余，他的一切时间，包括他的消遣，都是和儿子在一起。儿子从四、五岁开始学打冰球，每个周末他都开车接送，还陪坐在球场边上，看着儿子挥杆上阵、飞驰冰上。一晃儿快5年了，他掐指算算，有200多个周末呢。

“我下过好几次决心，不跟别人炫耀自己的孩子，但真的没有办法，我的儿子实在太优秀了！这次比赛，他可是亚洲最佳后卫。徐老师，哪天一定让您看看我的儿子！”至今记得陈虻一脸灿烂的得意。

又到了陈虻回台审片的时间，他告辞转身离去，出门时看到门背后立着一根高尔夫木杆、两根铁杆，他问我：您打吗？

我说：刚上练习场。人家怂恿我，说这项运动好，练的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儿。

陈虻去世后，在不断google写给他的悼文时，有一篇题为《陈虻，属于你的平安夜》一下子引起我的注意。

通篇读罢，几度落泪：原来陈虻生命中最后一段快乐的时光，是和儿子一起在高尔夫球场上度过的。感谢陈虻的高尔夫教练郭建新[时任（2008年12月）中央电视台《高端访问》栏目策划，现任新闻评论部《环球视线》栏目策划。] ，他应该也是陈虻的同事和部下，也感谢他的夫人，用细腻、深情、生动的笔触，为我们留下了陈虻父子亲情相依的最后记录：

2007年的秋天——

文中写到：几乎每个周末陈虻都带着他9岁的儿子来打球，他聪明过人，几天就能掌握一般人几周的技术，一开始的动作就相当规范。几天过去，笑着说“这个运动好，细致、有难度，哥儿们上瘾了，一静下来就琢磨。而且我儿子也喜欢上了！”

2008年的早春——

文中写到：只要工作安排的开，他总会打电话约老郭去练习场，第一句总是“哥哥，练球去吧”。经过一个冬天，陈虻的球技大大长进，一号木已经甚少失误，经常可以打到280码以上，铁杆的准头也大大提高，练习场的球童都不相信他摸球杆才不过4个月。

2008年初夏：此时陈虻已经检查出癌症，并接受化疗。

文中写到：住院期间，他还是经常到练习场来，从他抡圆了打出去的球看，他的生命充满了活力。儿子也球技大长，陈虻说，这个疗程做完，手术前一定带着儿子下一次场。

儿童节这一天，他问儿子有什么要求，孩子说，就想到大人的球场去打一场球。那次下场是在一个条件很好的场地，我和老郭，带着陈虻父子，正好一组四个人。孩子第一次跟着爸爸下场，欢天喜地，但是陈虻的身体确实体力不支了。他的左胸皮下还插着化疗的针头，他每打一下球，我都觉得揪心。陪着快乐的儿子，陈虻打了9个洞。这时，插在身上的针错动移位，而且他也感觉力不能及，决定中途退出。看着绿草地上他孤独离去的身影，我的心再一次沉了下去。

 　2008年7月5日——陈虻最后一次上球场。

文中写到：他带着儿子来，他看了看他的这套心爱的球杆，却没有力气挥动它。他坐在椅子上微笑着看儿子挥杆，把一个又一个白色小球击出，在空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望着远处的绿草和天空，陈虻说，他喜欢这个环境。

四

我得知陈虻患癌症的消息很晚。已经到了2008年10月底。

那天，突然接到央视电影频道亚宁的一个电话，开口就问我知不知道陈虻生病了，而且是癌症，动了手术。

我大吃一惊：真的？

 亚宁说：央视内部已经传开了。您赶紧再问问。

我立即直拨陈虻的手机：“不在服务区内”。

情急之下拨《新闻调查》的张洁，有铃声，久久无人接听。想起柴静，在拨柴静的手机号码时，张洁的电话打进来了：“陈虻胃癌，开刀时已经是晚期，据说已经扩散。最近好像比较稳定。他住在肿瘤医院。”

柴静的电话也回来了，同样的消息，只是多了一句情况：他不愿见人，尤其是熟人，但可以发短信。她说：“您给他发短信。”

我即刻给陈虻发短信，这是第一次给他发，很长的一条，主要意思是想去看他，有什么需要一定说话。

手机上终于跳出他的名字，这条短信我曾经保留了一些时候，可惜后来删掉了。我记得其中的一句话：“原谅我无力回信”。

陈虻在短信中明示不让我去看他。自此，我们之间的联系变成了发短信。

陈虻的短信很有特点。在整理回忆文章时，我看到不少人提及他们收到过的陈虻短信。无论对同事、对部下还是朋友，陈虻短信字里行间的“真性情”，他的话语风格，他的表达方式，都令人过目难忘。

我至今保留着陈虻最后发给我的三条短信，它们记录着陈虻经历了多么难以想象的痛苦，他以怎样的顽强和毅力面对疾病的磨难，还有他对生命的无限渴望，对亲朋好友的拳拳深情。

这也是陈虻给我留下的最后的、弥足珍贵的个人印迹。

11月9日，我小心翼翼地给他发了一条短信，询问他是否出院了？我能否去看他？

陈虻的短信很快回来了：

徐老师  治疗漫长且痛苦，我身体一直很虚弱

目前医生还不大同意探视

我自己也怕见人

不知为什么自生病以来我就不想见人

况且您的短信中的真诚让我看后落泪。

等我好了咱们再见面吧。

原文照录。段落、格式、标点符号都保存原样。

12月6日，快一个月过去了，周围一片寂静，没有关于陈虻的消息。我心存侥幸：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也许他出院了。我又小心翼翼地发了一条问候。

整个上午，没有回音。下午他的短信来了，我还从来没有接到过这样长的短信：

我不能进食需插胃肠管，可胃肠管插不上  来回折腾，我在冰冷的手术床上多躺了两个小时我这下又差点死一回

好在肺炎没最终导致肺衰竭 从而心衰竭  如这样就不好逆转了

这两天医生和我姐姐 他们都很紧张 昨晚我又继续高烧且已没有胸腔呼吸只有腹部呼吸

而四种抗生素四个单位的血和二个单位的血小板都已用上

肌体没有药物治疗反映就意味着药物对肺部没有作用了。当晚又输了两个单位的血

还是我身体底子好

心跳终于从几天来一百三十次以上降下来  今天平稳没再高烧

几天来我姐一直没敢回家她是医生比我知道怕

我这才知道陈虻刚刚闯过鬼门关。当时的第一反应：抓起电话就找柯杨。肿瘤医院归北京大学管，柯杨是北大常务副校长、医学部副主任，本人的专业就是人类癌变研究。

柯杨很快回电，她说第二天上午10点和主治医生一起去看陈虻。

12月7日，不到中午11点，陈虻的短信来了：

徐老师  柯扬院长来了

她人真好

和你一模一样  好

也巧了她在美国时和我姑姑住在一起四年

我使东方时空在她单位租房九年

所以一见面我就觉得认识

至少在心里见过

因为我见过您

她就不再陌生

很想念您

还是让我带着这份心情

坚持把病治好

您多保重

我和柯杨通电话，详细询问和讨论陈虻的病情。我说，他是绝顶聪明的人，什么事情都在探究真相，你看他叙述分析自己的病情，多详细多冷静多专业。和这样的病人交流，不能敷衍，要说真话，什么都瞒不过他。况且对自己的疾病，他应该有充分的知情权，对于治疗方案，他也应该有选择权呀。他的精神世界是很强大的，比我们都强大。

柯杨也很感概：陈虻是少见的人才，太可惜了。他需要鼓励。他现在的痛苦并不来自疾病而来自不可缺少的治疗。能抗过去就可持续。

五

12月20日，星期六。

晚上，手机响了，跳出的名字是“陈虻”，不是短信，是来电。我心里一惊一喜 ：是否病情出现大转机？陈虻能够和我通话了？

 一个女声传来，她说她是陈虻的姐姐，是陈虻让她打这个电话找我的。她说：陈虻自己觉得活不下去了，希望我帮助他，请权威的内科专家会诊，现在他的主治医生是外科的，治疗方案效果不好，他不信任。

我连连答应，马上和柯杨通电话。她沉默了一下，说：已经知道了，前天下过了陈虻的病危通知。她答应再找专家会诊。放下电话之前，柯杨提醒我：徐老师，你应该去看看陈虻呀。

我立即紧张起来：难道言外之意，再不去就没有机会了？

12月21日，星期日。冬至。北京最冷的一天。

下午风越刮越大。我紧裹着羽绒大衣赶到北京肿瘤医院，走进815号病房。

 陈虻靠卧在半摇起的病床上，正在输液。他转头告诉守在一旁的妻子张燕红：“这是徐老师。”

后来，我知道了，正是在两天前，他向妻子燕红和姐姐力杨说：“徐老师是我最好的朋友。”

带上口罩 ，我坐到了他的病床边。陈虻的腿、脚、手都浮肿了，握住他的手，感觉有些热。燕红说：发烧呢，38度。

他伸出两个手指，吃力地表示：一是希望医院重视他的病，二是请权威的内科专家会诊。他让燕红给我讲他的病情，他说：没有力气说话了。

抚摸着他浮肿的手背，我告诉他，已经找过柯杨校长了，他们尽快组织会诊。

我说：你累了，就闭上眼睛，听我说话。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讲了什么，好像更多的话，是在说现在最要紧的是配合治疗，相信医生，心理不要抵触。一定要放松身心，紧张焦虑状态下人的免疫功能最差，对治疗不利。

陈虻双目微合，脸色苍白。只是听燕红在说他过去工作太辛苦、中午不吃饭、老审片子的时候，他摆手制止了。听我说：等你的病好了，不要在央视工作了，做电视太累了。你到北大来，到我们学院来教书吧。他好像在微微点头。

但无论说什么，再也看不到陈虻以往那生动的表情、清亮的眼神了。

能够体会陈虻的心境。他正处于自己生命中最痛苦、最挣扎、最孤独也是最无助的时候。而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替代 ，也无力回天。对他帮不上忙的那种无奈，痛彻心扉。

从3点半一直坐到4点多，陈虻睁开眼睛， 握了握我的手：“您走吧，我想休息了”。

我站起身，他让燕红送我离开，一直走到门口，我回过头，看到陈虻大睁着眼睛，还在目送。

晚上十一点多，接到陈虻姐姐力杨的电话，她说：陈虻退烧了，心跳也从130次降到110次了。精神好多了。

我还以为这次的鬼门关，又让陈虻闯过去了。

岂料在我和陈虻告别、离开病房32个小时之后 ，12月23日，星期二，凌晨一点零六分，手机响了，李伦发来短信：陈虻走了。

这天上午，我们学院和央视《新闻调查》栏目联合召开专题片《破冰》的研讨会。 见到《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我俩扼腕长叹，第一句话说的就是陈虻。

会议开场，我们的发言，也不约而同，首先为陈虻的去世哀悼。

六

入土为安。陈虻的墓地，是他的弟兄们挑选的、设计的、做好的。

 墓碑是一块大青石。李伦他们挑遍了北京郊区和周边的石料场，看到这块青石时，李伦说：就像陈虻在等着我们。

李伦在2009年4月7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我：“陈虻的墓地我们已经刚刚做好，在十三陵附近的天寿陵园。”我回复他：“下葬的当天，陈虻的姐姐和燕红就都和我说了。她们都说你做的极好，无法形容的好。”

姐弟情深。5月里，我还收到了陈虻姐姐力杨的一条短信：

徐老师，前两天曾与柯杨老师在美合住现定居在那的表弟回京，和他一起去看虻了。墓地空荡荡的，只有我们俩和许多快乐的小鸟。碑前的鲜花都枯萎了，我种的两棵松树苗都活了下来。烈日下我久久不愿离去，就好像以前每天深夜要离开他的病房时那么心痛。

连续三年的清明节，我都会去天寿陵园扫墓，献上一束鲜花。这个时候，陈虻的墓前从来不寂寞：青石碑被花篮、花束、花枝簇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