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时，我曾是中央媒体上岛采访的第一批记者之一。在一百多天的采访中，目睹了建省初期的步履蹒跚，结识了一批在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先行者。其中已故的省委书记许士杰是印象最深的一位。这几日，中央公布在海南省建立覆盖全岛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重大战略部署，我想许士杰书记的在天之灵将“泪飞顿作倾盆雨”。

翻出1992年夏天写的一篇文章，告慰他纪念他。

七号楼断想 

——追记海南省首任省委书记许士杰

海南宾馆七号楼，其实不是楼，只是一幢普通的平房。门前平台的混凝土栏杆上，摆着几盆南国常见的金桔。

1988年春天，我上岛采访时，这里是中共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的办公室，也是他的家。

一、

第一次走进七号楼，只觉得房间有点空空荡荡：几把藤制的沙发、一排书柜、一张书桌，不记得还有什么别的陈设。坐定下来，我再度环顾四周，如此简朴、如此淡泊、如此平常，却产生了一种奇异效果，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解除了我采访一位大人物的拘谨。

那时在海南，许士杰的名字可是铮铮作响。他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是名符其实的第一把手，又是一位劳苦功高、叱咤风云的改革家。但是灯下桌旁，坐在我对面的许士杰，却意外的普通，就像这幢朴素的七号楼。

他穿着一件圆领衫，一条西式短裤，手里不停地挥动着扇子，正在埋头批阅文件。海南的五月，即便入夜，仍然浸在摄氏三十多度的溽热中。我本以为来这里可以片刻享受现代化带来的清凉，不曾想七号楼并没有空调，只有许士杰递过来的一把大蒲扇。

记得那次是送审我与香港中国通讯社王德海先生采写的一篇许士杰答记者问。他接过稿翻看的速度很快，手握一支笔，不时地圈改一下。每动一处，他都要抬起头问我：“这样改好不好？”淡淡的潮洲口音，平易谦和的态度，使我，一个普通的记者，和他这位高权重的省委书记，骤然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这种亲切感，一直跟着我。在以后的几年里，我还有多次机会见到许士杰，我总觉得自己是在一位宽厚睿智的长者面前，可以无拘无束地打开话匣子。

我住在海南宾馆十三号楼上。隔着绿绿的草坪、高高的椰子树，七号楼就掩映在不远处的花木丛中。有一天，我起得早了一些，推开后窗，突然发现在椰子树下，那条环绕草坪的小径上，许士杰正在跑步。他跑得认真而落力，一圈又一圈，跨步挥臂，一丝不苟。以后几天，只要在与此相同的时间里，我都能找到他晨练的的身影。有一次细雨蒙蒙他依然在跑步，花白的头发上水珠在闪烁。

同年的初冬，我再来海南出差。到海口的当天，吃过晚饭，朋友们就邀我去七号楼看望许士杰。他正在门前散步，挺高兴的样子，简短的寒暄以后，他告诉我，第二天一早他要去五指山原始森林，他问我：“你愿不愿意去？”我犹豫了一下，手边恰好有急事，不便走开。他看出了我的迟疑，马上补充说：“没有关系，以后有机会的，不过，你要记住，到海南来，不能光看海，一定要爬山！”

后来，当我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笔清丽的散文时，才理解他这番话一语双关的涵义。他把到海南参加建省办大特区比喻为“去爬一个山峰”、“出发的地方，不是山腰，而是谷底”，“道路修长，且不平坦，某些地段是相当陡峭的，不可能一鼓气冲上去而要作相当长期的艰苦努力”。此时，我感到莫大的遗憾，因为以后再没有和许士杰一起去爬五指山体验他执政甘苦的机会了。

在海南主政的那几年，许士杰的确在不倦地跑步、不停地攀登，即使到了被癌症所折磨、乃至生命垂危的时候他依然锲而不舍。1991年8月，他去世一个月以后，我从《海南日报》上看到一篇通讯说，许士杰作了第二次手术以后，感觉大不如前，但仍然对战胜疾病有信心。通讯这样描绘：“他每天早晨走步，有时呕吐不已，仍坚持走下去。”显然他还在坚持例行的晨练，只是因体力不支，不得已用走步代替了跑步。寥寥数语，已足够使我理解这位共产党人的情怀。

 二、

1988年初夏，我又一次走进七号楼，是作为我所供职的中国新闻社记者，就海南文化发展战略问题采访许士杰。房间右侧，他的两位秘书正挥汗如雨地工作，不大的房间，连两张床上都堆着文件和报纸。

建省伊始百业待兴，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事情汇集到这里，等待许士杰决策。千头万绪之中，他并没有忽略文化事业，尽管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即使在特区，不少领导人也常常绕道而行。

许士杰却一一回答了我的问题，而且谈得非常开放。或许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诗人，懂得文化事业的内涵与意义；或许因为他长期工作在“海边”，视野开阔，在主持广州的改革开放事业时，对如何发展特区文化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他明确表示：“既然世界上行之有效的经济管理经验和国际惯例，我们都可以采用，那么文化，作为人类共同的财富就更要汲取。”谈到文化体制改革，他的观点也不含糊，“不光政府办，也可以集体办，允许私人办，只要社会需要，有益无害，就可以办。”他还强调了文化的多样性，“我们提倡向上的、奋斗的，也需要轻松的、娱乐的，只要不是丑恶的、颓废的，不管什么形态都允许存在。”这席慷慨陈词，至今仍不失为掷地有声的真知灼见。

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也由于某些始料不及的变化，许士杰所勾勒的海南文化发展蓝图没有来得及付诸实现。但它毕竟一度带来岛上宽松的文化氛围，全盛时期海南光新办的刊物就冒出二十五种。虽然对其毁誉不一，但谁都承认，它打破了内地文化界那种长时间的超稳定状态，进行了一次有益的试验。

我难忘这次采访，还因为我从许士杰的谈话中领悟到一种自信心：一个先进的阶级，一个革命的政党，应该有力量包容与吸取前人所有的文化成果，这才是真正的强者。

三、

1990年春，在北京饭店501房间，我最后一次见许士杰。他精神很好，一件浅颜色的夹克衫，使他显得年轻。他首先告诉我，洋浦的事有进展，中央点头了，这次来北京开全国人大，不会像去年那样憋气了。在上次的“两会”期间，洋浦方案遭到一些政协委员的责难，甚至被当做“新租界”批判。我第一次见到平素温文尔雅的许士杰动了肝火，因为洋浦的命运直接牵连着整个海南的开发。他和梁湘省长请了一批记者到海南团下榻的东方宾馆，义正词严又苦口婆心地为洋浦正名。会后他邀请我到他的房间里聊天，谈起洋浦他就很痛心，却又无可奈何，他感慨：“海南的事情真难！”

作为从建省开始就采访海南的记者，我能够理解他的难处。这几年海南建省办特区所遇到的挫折一个接一个，既有大气候的制约，又有“天灾人祸”的困扰。许士杰身居第一把手的位置，对改革开放步履的艰难，他比任何人更清楚，所承受的压力，也比任何人更大。在这样一个省里当家，真是要呕心沥血才行！

1989年、1990年的两年中，许士杰常到北京来，或者开会，或者出差。我去看望他，他和我说过不止一次：“在海南办许多事，都有个死结，要办成必须先解开这些结子，否则只能原地打转。但解开死结，需要财力，更多的时候需要开放的政策，需要权力。为此，我们只能去争。”使他头疼的是，“争”的对手竟常常是北京那些林立的部门。他每次来北京都全力以赴，为海南争取一切可能争取到的：优惠政策、建设项目或者是人、财、物。他修养很好，一般喜怒不形于色，但有时我听他讲到一些事情，也会隐隐约约地感到他的焦虑，他的心力不足。

与许士杰最后一次晤面，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心境明朗的。他说，中央已经决定，海南现有的班子二三年内稳定不变。这就意味着他还要继续在海南主政一段时间，在此之前，他已提交了离休申请，但他还是欣然从命，接受了这个继续激流勇进的安排。既然又有了两三年的时间，他有许多事情要办，既有过去办了一半的，又有重打锣鼓另开张的新计划。这年春天，许士杰是带着再展宏图的抱负离开北京的。没想到此次离开，他竟一去不复返了。

对于一个统帅三军的将领来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出师未捷身先死”。许士杰积劳成疾，1991年夏天在他的岗位上猝然离去，为他的生命之旅，也为海南建省办大特区的历史，涂上了悲壮的一笔。

他是政界不多见的诗人，擅写旧体诗，且笔耕颇勤，身后留下《风雨吟》、《椰颂》两本集子，约四百首诗。其中有他履新海南时作的一首：“才放担挑又上肩，途难任重感飘然？开门借得东风力，欲使鸡毛上碧天。”拂卷再读，不胜唏嘘。

一个人如果将自己的生命溶入一项事业，那么生与死便不再有什么界线。他活着，已经将自己的生命转化为事业的一部分；他死了，这项事业还永恒地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