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1993年9月26日申奥未果归来在首都机场。

张百发老市长于2019年7月5日5:35分因病去世，享年84岁。

作为曾经多年采访北京市的记者，我对张百发市长有着特殊的敬意和感情。现重发25年前（1994年）所写的一篇专访，深切地悼念他，永远地怀念他。

 

一、

 

1993年9月26日。

 

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未果，以两票之差，输给悉尼。申奥代表团乘专机回到北京。

 

首都机场铺上了红地毯。这是欢迎贵宾和英雄的礼遇。欢迎的人群从清晨6点半左右就等候在 这里。在鲜花和彩旗的簇拥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大学生们打出两条巨幅标语：

 

艰苦曲折，奋斗光荣，祖国万岁！

 

来日可待，再展雄风，中华腾飞！

 

专机的舱门打开了：第三个走出来的是张百发。

 

如果有一位摄影师，捕捉住这一瞬间张百发那百感交集的复杂表情，保不准能拿它一个新闻摄影奖。

 

张百发热泪盈眶。

 

在申办的三年中，他呕心沥血。为达到国际奥委会对申办城市那一大本儿繁琐的要求，他狠抓各项准备工作。为争取朋友，多拉一张票，他满世界地东奔西跑，被称为“中国的申办大使”。无论多难多累，他没有掉过泪。

 

在蒙特卡罗最后冲刺的二百四十个小时里，他全力以赴。为把五环旗请到北京，他使出了浑身的解数，甚至忍辱负重，他也没有掉过泪。

 

人生能有几回搏？2000年奥运会对张百发来说，还有特殊的意义。他从一名钢筋工走上领导岗位。历史的机遇把他的名字和五环旗连在一起。他因成功地主持了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工程而扬名海内外，如果2000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那么他在有生之年，将再有一次大展宏图、报效祖国的机会。

 

可惜这一切，与中国，与北京，也与张百发，擦肩而过。

 

当他走下舷梯，双脚踏上北京的土地时，面对那一张张亲人的笑脸，两行热泪不禁夺眶而出，止也止不住。

 

后来他说，一坐上中国民航专机，空中小姐亲切地道一声：“张市长，您辛苦了！”他的眼泪就涌了出来。他赶紧戴上墨镜。一路飞行，这副墨镜始终没有摘下。

 

二、

 

几天以后，听说张百发在城建口一次大会的讲话中，谈到了申奥的过程和未果后他的打算。

 

北京的老百姓都知道，城建口是张百发的嫡系部队。20世纪50年代，他自己就是这个口的一位冒尖人物，他带领钢筋工青年突击队，转战北京八大院校、工人体育场等33个工地，参加过914项工程建设，每次都是全面优质地完成任务。北京人民大会堂建筑开工以后，张百发青年突击队仅用了9天，就绑扎了680吨基础钢筋，因而名声大振。

 

走上领导岗位以后，他也没有离开过建筑业。他一步一个脚印，历任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副经理、党委副书记，北京市建工局副局长，国家建委施工局副局长，国家建委副主任。1981年他出任北京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至今已是四朝元老，排名在八名副市长之首。

 

四十年来，他和他的伙伴们，把北京城整个儿地换了个模样。尤其是90年代的亚运工程、机场高速公路、80多座立交桥、二环、三环、四环快速路，还有那雨后春笋般的高楼华厦，使北京迅速地进入了国际大都市的行列。这支队伍也发展成为百万建筑大军。

 

这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每次接下的任务都是急茬儿，有的还需立下军令状。但他们从来不讲二话，没有讨价还价的习惯，几乎回回提前向政府报捷。我多次听张百发很动感情地说：“北京的建筑队伍怪着呢，越是恶仗，干得越好。”他与这支队伍，有着一种战争年代上下级之间生死与共、肝胆相照的关系，城建口里亲昵地称呼他为“老百发”。他也绝对信得过他们。亚运工程最紧张的时候，面对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质询，张百发敢于立下那句诙谐又悲壮的誓言，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支队伍为他撑腰：“如果亚运会因场馆工程误期，我就找北京的最高点，那是五十一层的京广大厦吧，208米高，我就从那儿往下跳！”他因此得到“跳楼市长”的雅号。现在这句话已变成了一种光芒四射的亚运精神，或者说是亚运建设者义无反顾、破釜沉舟的气概，永远地和恢宏壮丽的亚运工程一起载入史册了。

 

痛定思痛。申奥失利后，张百发最先向城建口，向他的这帮铁哥儿们吐露了自己的心声：“这次出去我可受教育了。申办没有成功，有外因，也有内因。但说到底，还是咱们的综合国力不成，办事说话不硬气。如果综合国力上去了，什么人都得高看你一眼。”

 

他表示，在他最后一届副市长的岗位上，他要为中国，为北京争这口气。他列出了一个庞大的建设计划。

 

从蒙特卡罗归来的第十四天，张百发向北京市政协委员通报了申办的情况，也公布了那个建设计划，他说：“今后我可以集中精力抓工程建设了。把这些活儿干完了，正好是1998年，我退休之日。让我也交一份成功的光荣的答卷，感谢党、感谢人民对我多年的培养。”

 

三、

 

张百发憋足了一股劲儿。

 

如果说，这股劲儿最初还是发自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那么一个多月后，他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身边所受到的教诲，使他的认识得到了升华。

 

1993年10月31日。小平同志乘车浏览北京市容，张百发全程陪同。自从这位年迈的政治家引退以后，每逢在北京出游，他都让张百发为他当导游。他说：“我现在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要过多地惊动市长、部长。”

 

1958年，小平同志和当时的青年突击队长张百发就认识了。在中南海的一次接见中，团中央书记王照华向小平同志介绍：“这个小伙子叫张百发，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多面手。”小平同志亲切地鼓励他：“好，好，这是六亿人民的方向。”

 

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里，张百发作为全国劳动模范，还受到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的接见，他回忆起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的情景：“心里激动啊，不知说什么好，眼泪一个劲儿地往下流。”

 

光阴荏苒。当年的队长已经成为今天的市长。在车上，小平同志关切地问起奥运会，张百发向他简要地介绍了蒙特卡罗最后投票的情景，当讲到“主要是英美反对”时，小平同志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语重心长地叮嘱，“关键还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办好。”

 

这句话说到了张百发的心坎上。从蒙特卡罗回国以来的一个多月里，他思绪万千，翻过来掉过去琢磨的就是如何让自己的祖国繁荣富强。那么，小平同志说的“我们自己的事”，当务之急是什么？他发现一路上老人家心中牵挂着：中国的老百姓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小康生活。无论看到住宅楼群，还是驶上高速公路，他都要问：“这算不算小康水平？”

 

出身于河北省香河县贫苦农家的张百发，本来就与草根阶层有着一种水乳交融的联系。他虽然当了大官儿，又主政京都建设12年，成为这方土地上炙手可热的实力派，但他的平民本色始终不变。听他讲话，看他办事，总让人感到实在、亲切，因为他心里装着老百姓的冷暖安危。这次陪小平同志逛京城，老人家一路上的思路对他教育极大。从此，他把自己最后的拼搏，和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康目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中央要求全国2000年实现小康。北京市提出提前3年，即在1998年进入小康行列。“也就是说，这个历史使命落在我们本届政府肩膀上了。”张百发说，“这可是艰难的三四年。别的都还好说，小康不小康，关键在住房。”

 

据悉，北京市实现居住小康的标准有三条：一是人均使用面积达到14平方米；二是住房成套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三是全部解决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以下，部分解决5平方米、6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难户。

 

让张百发头疼的是第三条，要知道，光人均居住面积在4平方米以下的特困户就有二十万户，他们大多都是中低收入的家庭，所在单位也囊中羞涩穷得靠不上。正如老百姓说的怪话：“要想住上房，你可别投错了胎，你要投到大机关就美了，您要投到小工厂、副食店，整个玩儿完。”北京市只有通过实施康居工程，即建设一部分经济住宅，为解决特困户找出路。

 

康居工程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首先要动员一些区、县无偿地划出土地来。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哪个区长、县长愿意从自己的金饭碗里分出一杯羹啊？张百发只能来个不客气的行政命令：“就像当年八路军打仗号房子，号到谁算谁。”申奥归来，他亲自带队，一块一块地号，精心地选择了第一批近二十块地。

 

其次，还要动员开发公司让利润，按明文规定，开发建设小康住宅的房地产公司或建房单位不准盈利，这也是楞把肥肉从人家嘴里抢出来的事儿。张百发先让他手下的四大房地产公司起表率作用，硬是把任务压了下来。

 

如此一通儿拳打脚踢，北京市康居工程启动了。尽管第一批竣工的住宅只有10万平方米，在北京每年竣工的500万平方米中，不大起眼，但它给那些特困户带来了希望，他们奔走相告：“共产党办了一件实在事。”

 

其实张百发从走上工作岗位起就立下了一个宏愿：为老百姓多盖住宅。“我们干建筑出身的，有责任造得广厦千万间，让父老兄弟都住上楼房。”成为他的一句口头禅。这几年北京市新建住宅的竣工面积每年都在600万平方米以上。不要小看这个速度，它已远远超过了世界上其它超级城市如纽约、巴黎、莫斯科、伦敦、东京。

 

四、

 

张百发，中国政坛极有特色的人物，他从劳动模范起家。60年代，尤其“文化大革命”期间，从劳动模范发迹而走上仕途，曾经是一种时尚。想当初，到北京中南海上任的，到各省省会就职的工农兵英模，可以数出一大串，例如陈永贵、吕玉兰、尉凤英、吴桂贤、李素文、孙健等，但一场“红色风暴”过后，这些一度声名赫赫的人物便销声匿迹了。能够在政界留存的所剩无几，还能够继续脱颖而出的更是寥若晨星，其中第一名当属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下一个层次恐怕就轮到倪志福、张百发了，而其中身居高位却不像官，一张嘴即妙语连珠，常现平民本色的，则非张百发莫属也。

 

张百发的直言不讳，最令人称道。他好像始终没有学会官场里的套话官话，这种作风在中国政坛已较鲜见，也使他成了一个颇有个性的人物。圈内人士常说：“这话只有张百发说得，别人就说不得！”个性鲜明反而对他起了某种保护的作用，也许这正是张百发做官的聪明之处。

 

申奥回来不久，张百发碰上了件麻烦事。几个区的拆迁户，换着班儿地来市政府上访告状。在北京，到市政府静坐，可犯忌讳。有人认为市长不一定见面。但张百发说：“当领导的不能怕见群众，有事当面说，不仅能了解情况，而且便于化解矛盾。”

 

于是在不到一个月里，他连续见了两三起上访告状的群众。事后他说，老百姓真好，挺通情达理。我作了解释，承担了责任，他们就散了，还说，百发争办奥运没争上，心情不好，给他点面子吧。

 

张百发马上派人调查，情况一汇总，可不得了。原来当北京旧城改造铺开以后，有些区县周转房没有准备足，就成街成片地拆起来。全市有三万两千多拆迁户在外投亲靠友地飘着呢。他很痛心地批评那些区县负责人：“这都是咱们自己闹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忙着合资开发，没有安置条件也上，结果把火烧到自己身上来了吧。”他也作了自我批评，“我也有官僚主义，怎么不知道有那么多拆迁户在外边流转着呢。”他立即调动精兵强将，抢修拆迁周转房。

 

为这件事儿，他挺内疚，好几天没睡好觉。

 

五、

 

张百发直来直去的作风，在民间流传着不少口碑。新闻记者们也爱追踪着他，不仅因为他人缘好，和大家交上了朋友，而且他身上经常出新闻。

 

比如，两年前，他给自己下罪己诏，就是上了全国报刊的一条好新闻。1992年初，他在北京安慧里二区十八号楼前，开了一个自我揭短自找差距的现场会。这幢住宅施工质量低劣，严重损害了住户的利益。为此，他承担领导责任，主动罚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

 

住宅施工质量差，是通病，也是顽症。什么屋顶漏水，墙皮脱落，再加上张百发自嘲的“该跑水的不跑水（下水道堵了），不该跑水的猛跑水（上水管漏了）”，事情看来不大，可给住户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

 

张百发挺体谅住户的心情：“人家分到一套房子，求爷爷告奶奶的，很不容易，结果住进去，跑冒滴漏，弄得心情不痛快。依我看，凡是住宅质量低劣的，住户可以拒付房钱。”

 

他在这个问题上绝不护犊子。他从16岁投身建筑业，和砖瓦灰砂石打了四十四年的交道。对这个行业门儿清。那些黑话黑道都瞒不过他。对建筑质量的滑坡，他看得清楚：建设速度太快，工程太多，人员发展过猛，仅农民工就有小五十万。张百发下了一个死命令，工程质量不合格的从严处理，先黄牌警告，不改就吊销执照。他警告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队：“谁砸政府的牌子，我就砸谁的饭碗。”

 

北京市建委已把住宅质量作为头等大事，连续抓了两年。在1994年初召开的住宅质量会议上，建委主任王宗礼报告，几个通病，尤其是渗漏，已有大幅度好转。但张百发仍然不满意：“现在的质量，根本比不上50年代我当学徒的时候。我们当年参加人民大会堂建设，有一种光荣感，现在干活可好，满不在乎，思想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的问题太大了。”

 

当然这样抓住宅质量，仍然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申奥归来后，他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建筑业通盘的改革，他主张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百分之百地施行工程监理：“有钱的要监理，没钱的，免费为他作监理，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嘛！”

 

他特意叮嘱：“别弄得和做买卖似的。还要规定，监理人员不许在人家那儿吃饭，中午11点到场，您是去监理，还是去吃饭？另外，开发公司不能施行自我监理，自己糊弄自己，完了再糊弄我们。”

 

快人快语，实事求是，这是张百发的风格。

 

六、

 

自古以来，长安居大不易。如今京官也难当。难在他们不仅是北京市的父母官，要经营上千万人口的 衣食住行，还要为京城林立的中央、国家机关和军事中枢的高楼大院服务，而那些部长、军长们，个个都与北京市长平起平坐，衔头更高的也大有人在。

 

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更忙得焦头烂额，因为北京这座古老的都城，基础设施早已超负荷运作，某个区域停电了、断水了、煤气不通了、暖气不热了、马路堵塞了，是常有的事。此时中央各部门怨声载道，老百姓干脆骂娘，张百发只好认帐。这几年北京下决心斥巨资修马路、架天桥、建 自来水厂和发电厂，还敷设管线将天然气引进北京，这才使他稍稍缓过一口气来。

 

张百发叮嘱他的部下：“在北京这块地面上工作，要干活长眼儿，原则性加灵活性。为中央服务好。”市政府大院里的人都说：“百发办部委外交比谁都强。”

 

但他也有不买帐的时候，碰上一些不履行应尽义务或摆架子充大头的部门或个人，他不客气不手软。北京有一个地区实施旧城改造，在拆掉一片平房时，碰上四个将军、三个副部长的四合院，死活不肯搬家。张百发只好请来律师和他们打官司，到底拔掉了这几个来头不小的钉子户。

 

这次在抓城市综合治理时，解决大型停车场被占用问题，就要触动几家中央单位。张百发说：“我六亲不认了。谁打电话，谁来说情，一概不行。”

 

如此直言不讳，难免得罪人。因此批评张百发说话随便的也不乏其人。但看来他不想改弦易辙了。这次申奥失利回来以后，笔者听他多次说过，这个年纪了，已看得很明白，没有任何野心，概括地说，就是：名利不争，荣辱不惊，褒贬为民，奉献终身。更直接地说，骂声、怨声、称赞声，声声都听；好事、难事、窝囊事，事事都干。

 

作为在北京采访的记者，我与张百发市长相识已久。他的坦荡胸怀多次让我很受教育。记得开党的十四大时，张百发当中央委员的呼声很高。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他没能进入候选人名单。一些人为他打抱不平，直到选举时，他还得了好几票。他心里不可能没有牢骚。但上午散会，下午回到市里，他就直奔工地开现场会去了。

 

后来他很诚恳地向组织上交心：“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明白自己有多大的能耐，肚子里有多少水，能吃几碗干饭。我就是这么一块材料。党够信任我了，官做得够大了。我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向党、向人民伸手的权利。再说我细细地想了想，就我这脾气秉性，不能当大官，也当不了大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