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31日燕大校友会举办了燕京大学百年纪念会。我母亲韩德常和父亲徐献瑜都毕业于这所大学。而母亲的家族中更有11位亲属毕业于燕京大学。特从正在写作的文稿中，摘录几个小片段，编成“燕京人素描”，以向百年燕京致敬。

 

燕京大学的校训很有名：“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vice,，个中所传递的人类普世价值和基督教的博爱献身精神，直抵人心，浸润沉淀为一代一代燕京人的精神底色。音乐系的教学宗旨也如出一辙般的明确而温暖：“帮助学生借助音乐表现自己，并领导学生也去如此的帮助他人。”

 

音乐在这所基督教会主办的学校中有着特殊的位置。当年燕京大学被誉为“一个充满了歌声的校园”。不仅音乐系所在的甘德阁终日歌声、琴声不断，在宁德楼礼拜堂、贝公楼礼堂、临湖轩以及各种学生团契活动的场所，也经常飘出动人的乐声。很多燕大毕业生深深受惠于燕园的音乐氛围：学生音乐会、师生音乐讨论会、校外音乐家讲座、燕大歌咏团与管弦乐队的排演活动、留声机音乐会等等，更有圣诞节一年一度的大合唱“弥撒亚”，他们都终生难忘。

 

音乐系的学生在老师们的教导下，要学习“用音乐帮助他人”。母亲在所修的学分里，就有“完成一个学期钢琴伴奏”的内容，除了为本系同学弹伴奏，更多的要为燕大歌咏团，尤其是弥赛亚的大合唱排练弹伴奏。茅爱立说：“我们学声乐的学生，都要求在合唱队各声部里领着其他系的同学唱。”弥赛亚大合唱的排练场在宁德楼二层。这栋楼建于1922年，是燕园里的第一座建筑，为宗教学院的所在地。两层楼房，上面罩着个清朝宫殿式歇山大屋顶。由甘维尔夫妇捐赠,以纪念前美以美会督宁德牧师(Bishop William X. Ninde)。宁德楼二楼设有小礼拜堂，有钢琴、风琴，燕大的主要圣事都在这里举行。据参加过合唱队的哲学系学生孙以亮（38277）回忆：每星期一次在宁德楼排练大合唱，秋冬季唱“弥赛亚”，春夏季唱“安魂曲”，对我来说，是可贵的音乐课。大概是1939年的圣诞节，我还参加了到北京饭店演出的弥赛亚。”

 

孙以亮，1921 年出生于北京西城惜薪司附近的一个四合院，一户名门望族的书香世家。他的父亲孙文耀，字仲蔚，生于1889年，曾留学比利时攻读土木和铁路工程，后担任过北平政府交通部的总工程师。北平沦陷后，日伪当局为加强对铁路的控制，请孙文耀出山，被他拒绝，以养疴为名在八大处隐居。孙以亮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有4位兄姐。他在英国教会办的崇德学校读完了小学、中学，英文功底非常好。少年时代的孙以亮，喜爱文学与音乐，写过诗，学过钢琴，还师从一位德国歌唱家鲍尔夫人学了三年声乐。1938年秋天，这位翩翩美少年考入燕京大学哲学系，开始孜孜不倦地阅读世界经典著作，在精通英文之外，又熟谙了德文、法文。60多年后他在一篇回忆母校的文章中说：虽然如此，以学哲学为主，但将来又向什么方向发展，却是很朦胧的。如今回顾自己的一生，哲学课固然加强了自己的思辨能力，但是，决定了自己人生道路的，还是在高中时已种下很深的对文艺的爱好。进了燕园之后，多种因缘使这方面的爱好有了长足的发展。

 

一进燕大，他就与总角之交的黄宗江（38145）不期而遇。那时在    念书的黄宗江筹办起燕京剧社，正在排演话剧《雷雨》。一表人才的孙以亮很快就被拉进丰富多采的业余演剧活动中。同时燕园合唱队也深深吸引着喜爱歌唱的他。但好景不长。1942年12月9日，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燕京大学被迫关闭，孙以亮失学了。1943年又是黄宗江介绍他到上海加入了演剧团体。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燕大复校，孙以亮立即返校修完了全部课程，于1947年毕业，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亚里士多德艺术论诠释》。1948年他在上海正式入职电影业，出镜的名字改为“孙道临”。

 

孙以亮的4位兄姐孙以尧、孙以庄、孙以宽、孙以芳都毕业于燕京大学。二哥孙以宽化学系毕业后，由燕大教务长侯仁之教授出面，与中共地下党联系，掩护他前往太行山区林县支援北方抗日大学。据侯仁之的女儿侯馥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41年10月，秋季开学不久，已经去了解放区的燕大学生孙以宽忽然回到学校，要父亲为他、司徒雷登校长以及夏仁德教授分别约定时间面谈。面谈内容他不能讲，父亲也不应该问。直到“文革”后，父亲和以宽见面时，他们共同回忆，互相补充印证，才知道组织上派孙以宽前来见司徒校长，是希望燕京大学能把图书馆有副本的部分书籍赠送给林县的抗大。司徒校长当即表示完全同意。孙以宽会见夏仁德是因为已经准备好了一批特效药（青霉素等）和医疗用品，要带回解放区——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燕京大学之间有一条地下交通线。孙家在西山八大处有一所别墅，位于青厂以南，建筑构造极为讲究，院中树木亦多，颇为幽静。孙以亮从8岁起就随父亲在那里居住。后来这所别墅一度成为中共的秘密联络点。

 

母亲在燕大除了同系的好友外，还有几个外系不同专业的好朋友：国文系的杨敏如、教育系的卢乐山，还有一个就是孙以亮的姐姐孙以芳。孙以芳1936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系，一直念到研究生，还兼做过社会系的助教，所以她有两个学号W36059和W41502。社会学系的几位名师吴文藻先生、赵承信先生、杨堃先生都曾指导过她。她和母亲相识于体育课上。燕京女生体育课设有舞蹈课，课后还有活动小组，并举办舞蹈表演会。音乐系钢琴专业的学生承担为舞蹈课弹伴奏的任务，刘金定和母亲轮流上。孙以芳连续选修了几个学期的舞蹈课，还连任活动小组组长。在舞蹈表演会上，她跳的独舞“泰国舞”、五人集体蓝绸舞“飞翔”等，都令全场惊艳。在准备1940年女生表演舞会时，孙以芳想尝试表现中国风格的舞蹈，她“选用音乐系同学韩德常翻译成五线谱的中国音乐“杜鹃啼”，试编了表现中国古代仕女的短舞，意外博得场上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教她们舞蹈课的是一位美国青年舞蹈家班美立（Mary Brandh），她离校前曾征求孙以芳的意见，愿为她申请助学金送她赴美深造。但孙以芳还是想学社会学，遗憾地放弃了这个机会。

 

毕业后，尤其1950年以后，社会学被视为伪科学，孙以芳无法从事自己擅长的社会调查，只能靠燕京教育给她的英文功底，做英语教学、水利工程技术书籍资料翻译工作等数年。她的丈夫谢家泽，毕业于清华大学，留学德国柏林工科大学水利系，是我国著名的水利专家、水文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56年起一直担任水利水电科学院院长。我记得文革刚结束的1977年，母亲就带我去车公庄西路水利科学院宿舍找孙以芳。她的家在几排五十年代盖的苏式住宅楼群中，走进居室，荒凉简单，劫后余生的痕迹尚在。孙以芳有一子三女，文革时都下乡当了知青 ，这时正找门路陆续回城。她说，1975年她就为子女顶替名额，提前办了退休。其实母亲去找孙以芳，也是为了子女回京。文革时我家也是四个弟弟妹妹都下乡插队了。有个弟弟后来被推举为工农兵学员，上了搬迁到河北省的水利水电学院。母亲想请老朋友帮忙说个话，看毕业分配能否回北京。可怜天下父母心，那时几乎家家都在为自己的儿女回城操心，燕大校友之间动用关系、互相帮扶，也借此恢复了十年动乱中断的联系。最终我这个弟弟，还是在燕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吴文达（）的帮助下，进了北京市计算中心工作。

 

记得那次母亲也问起孙以亮文革中是否遭罪，孙以芳回答得很简单：关牛棚、扫厕所、下干校，割芦苇，挖土挑泥，什么都干过。幸好他现在又开始拍电影了。 

 

从1977年他重回银幕，直到2007年突发心脏病去世，孙道临在这三十年里演电影、当导演、为译制片配音、当配音导演、晚年还参加了多场大型朗诵活动，展现了表演、外语、音乐、文学等全面的才华。我一直认为孙道临是中国电影演员中学养最深厚的一位，那儒雅的气质、绅士的风度，流利的英语，至今影视圈诸位只能望其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