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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泓:燕东园学人往事(续一)

接上篇:燕东园学人往事

 

图片说明:文革时期的父母。在我家楼前合影。

文化大革命,那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引爆点就在北京大学。
 
1966年5月25日下午,学生食堂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化⾰命中究竟⼲些什么? 矛头直指北京市委与北大党委。落款是以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为首的 7 位教师。这就是被毛泽东称为的“全国第⼀张马列主义⼤字报”。原来以学术为主的批判,一下子飙升到政治斗争。1966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通栏加框刊登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请注意那时的话语:在短短的⼏个月内,在党中央和⽑主席的战⽃号召下,亿万⼯农兵群众、⼴⼤⾰命⼲部和⾰命的知识分⼦,以⽑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化阵地上的⼤量⽜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使他们威风扫地。
 
1966 年 6 月 2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并全文刊发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配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请注意那时的话语:北京⼤学是'三家村'⿊帮的⼀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 "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产阶级⾰命派实⾏残酷⽆情的打击"。
 
1966 年 6 月 4 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派工作组进北大,领导文化大革命。号召青年学⽣首先起来造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资产阶级的反。
 
北大停课闹革命。各院系组织几乎瘫痪。校园里,在临时搭起的篾席上,在每一座建筑物的墙上,在宿舍的走廊里,到处都是大字报。在第三学生食堂,开辟了内部大字报栏,揭批彭、罗、陆、杨和其他大人物。不过,这个内外界限很快就打破了。校外来看大字报的人流络绎不绝,汹涌而至。
 
文革初期大规模的暴力迫害,或者叫“红色恐怖”,也是从北京大学兴起的:1966 年 6 月 18 日,一个星期六的上午,一些学生把 所谓的“黑帮分子”揪到“斗鬼台”进行批斗,并拉去搞凌辱人格的校园游街。
 
当年哲学系学生、后来的著名学者与作家周国平曾写过忆文革北大 618 事件的文章,他说:由于这个事件的主要发⽣地点是我住的 38 楼前,我目睹了全过程。6月18日上午,哲学系若⼲学⽣把本系的“⿊帮分⼦”揪来,在楼门⼝的台阶上进⾏批⽃。所谓“⿊帮分⼦”,在哲学系是指北⼤社教中的右派,我们的年级主任陈老师亦在其列,在学校和其他各系则是指当权派。事情发展得极为迅速,别系的学⽣纷纷效仿,揪来了他们系或校⼀级的“⿊帮分⼦”。在学⽣宿舍楼里,只有 38 楼的楼前有⾼台阶,很适合做“⽃鬼台”。那些兽性发作的学⽣把厕所里装便纸的铁丝篓拿来,套在被⽃者头上,又朝他们头上脸上浇⿊墨汁和红蓝墨⽔,逼他们下跪,拳脚相加,⽃毕押往校园游街。
 
其他的一些史料可做旁证:“被揪上斗鬼台的有:包括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在内的40 多名校系干部和教授、学者。”“给他们挂牌子、抹黑脸、戴高帽、搞"喷气式"。”揪斗的时间从上午九点一直到十一点”,“除哲学系,还有历史系、中文系、英语系等好几个系参与。”
 
周国平对当时的记忆刻骨铭心:我在⼀旁⽆⾔伫立,⼀阵阵冷颤,为⼈的丑恶⽽震惊。
 
抄家也是在那时开始的。据张东荪先生的孙子张凯慈(北大物理系一年级学生)回忆:抄家是在 66 年 6 月。从我们物理系开始,先抄了黄昆、沈克琦(系副主任的家)。下午全校效仿,轰轰烈烈的⼤抄家开始。
 
这⼀天,早已离开燕东园和北⼤,反右运动以后就被迫搬到成府街⼤成坊 37 号住的张东荪先生,也被抄家了。那时老人已经 84 岁,住在这个大杂院的四间小北房“很老,也很差 ,地上的砖都化成泥团了,东西搬过去都长⽑、烂掉。”
 
据他的孙子张凯慈回忆抄家的情景:有价值的拿⾛,比如周总理的信,封资修的统统放到院⼦里架起⽕来烧掉。书、画、对联、相册全烧了,家里的相片都是那时候烧的。
 
618 事件之后,揪斗牛鬼蛇神,搞喷气式,戴高帽、挂牌游街乃至抄家等暴力迫害形式,从北大校园流向北京高校、流向全国,并不断变本加厉。
 
1、
1966年8月24日,红色恐怖袭击燕东园。
 
前一天,清华大学红卫兵请清华附中红卫兵出面,派大卡车运送了 12 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园里“破四旧”,他们把当时北京中学红卫兵那套“打砸抢抄抓”带进了大学校园,拆毁了清华大学二道门的汉白玉牌楼,还闯入宿舍区抄家打人。
 
晚上,一部分中学红卫兵离开清华园以后,顺路拐到临近的燕东园,又是一通抄家。此举提醒了北大红卫兵,第二天他们(⽆法查到是那⼀路⼈马)就杀到燕东园“造反有理”了。
 
我妹妹徐溶那天在家,她回忆:桥上刷了特别⼤字的标语,墨汁淋漓:庙小神灵⼤,池浅王⼋多。学⽣们闯进不少⼈家,进门⼆话不说就查抄。到咱家还好,他们直接敲门进来,四处打量,说:你家占房多,不合理要腾出来。有什么“封资修”的东西你们自⼰清理。那些抄出东西来的⼈家,接着就揪出⼈来⽃。桥东 21号龚⼈放家,抄出⼀把日本军⼑,还抄出镜框后边的衬纸有反动内容,就把龚伯母曹贺批⽃了。还有⼏家抄出东西,也被批⽃了。园⼦里⼝号声乱响,桥东游戏场边上有⼀块⼤⽯头凳⼦,成了批⽃台。
 
妹妹说,红卫兵走后,父亲马上叫她帮助清理东西,即所谓“自己抄家”。她记得父亲先把墙上挂的一张王雪涛的写意花鸟摘下来剪了,说这是大右派画的画。
 
又打开墙上挂的镜框背后,检查衬纸有无问题。我妹妹说:还真有两个镜框的衬纸用的是解放前旧杂志,赶紧销毁。父亲清理了自己的照片和文件,捡出来一些烧了,又把那个“金钥匙”让我妹妹埋在院子东墙的一棵槐树底下。他还嘱咐妹妹把我放在壁炉架子上的那些书赶紧都卖了,说:那净是苏修的书。我那时候迷恋俄罗斯文学,攒了一大堆苏联小说和俄罗斯文学名著。
 
也就是在这一天,30 号俞大絪先生的家被抄,几柜子书籍文物被毁,满地狼藉。
 
据说这不是第一次了,她背负着“大右派”曾昭抡的老婆、“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妹妹两项罪名,在造反派眼里十恶不赦,必须要斗倒斗臭。在 618 那天,她就被学生揪上 38 楼的斗鬼台,当了陆平校长的陪斗。以后只要造反派闯进燕东园抄家,她家都不能幸免。
 
第二天园子里在惊魂未定的氛围中,传出俞大絪先生服药自尽的消息。一年多以后,她的丈夫曾昭抡先生在武汉也不堪折磨病逝。燕东园 30 号搬进新的住户,时间抹去了一切,人们很快就忘却了这里曾经住过的这对夫妻。
 
我后来才知道这对夫妻的不凡身世,两人均为名门之后,俞大絪的母亲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而曾昭伦的太祖父是曾国藩的亲兄弟。两人是血缘较远的表兄妹。
 
结婚时有亲戚提醒:近亲结婚最好不要孩⼦。夫妻⼆⼈深以为然,真的⼀辈⼦没有要孩⼦。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那本国内最流行的英文教材《许国璋英语》,一、二年级部分是许国璋教授编写的,三、四年级部分是俞大絪先生编写的。俞大絪先生早年曾三度出国进修, 1934 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1936 年获文学硕士;1936 -1937年赴法在巴黎大学进修,1946 年赴美在哈佛大学进修,她先后任教于重庆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
 
在这次写作时,我以越洋电话采访了俞大絪先生的侄子俞启平,他是我在一零一中的初中同学,现在美国一所医学院任教授。他回忆了姑姑:我七姑(按俞家⼤排⾏)非常要强,在⼥孩⼦里是最聪明的。姑⽗打成右派以后,她有变化,变得挺左的,跟系里出身好的年轻⼈、党员⾛的比较近,陆平也很欣赏她。⽂⾰⼀开始,她是聪明⼈,知道她和姑⽗不会有好结果的。她给我⽗亲和六姑写了⼀封信,⼤意是:我可能要到外地去了,可能不能给你们写信,你们不要着急,等我回北京以后会和你们联系。是用的明信片。哦,对了,姑⽗打成右派以后,他们夫妻之间通信都用明信片。所以,我姑姑是有思想准备的。她去世时我不在北京,后来听姑姑的好朋友说:俞先⽣非常沮丧,她惊讶都是和她关系最好的助教、学⽣突然翻脸不认⼈,贴⼤字报揭发她。姑姑可以忍受批⽃,但受不了动武的凌辱。她被押着游街时,因为⾛得慢,学⽣就踢她打她,她被强迫在⼤太阳底下拔草,带了⼀把伞,当时就被学⽣狠狠踢了⼏脚。家里的保姆阿妹告诉我,那天抄家的时候,造反派粗⾔呵斥,勒令保姆必须⾛,不许再剥削劳动⼈民。但姑姑家里⼀直用着两个保姆,当时赵奶奶已经了,只剩阿妹,没有保姆照顾,姑姑不能⽣活自理的。这可能也是她⽣⽆所望的原因。
 
俞启平讲到姑姑和姑父的后事:
 
姑姑身后很惨。她的⼀位私⼈关系很亲密的同事告诉我,前⼀天上午系里开会,她俩在厕所里碰见还说了⼏句悄悄话:俞先⽣问候我的母亲,我让俞先⽣坚持住。
 
等到第⼆天系里开会,⼀个头头进来说:俞⼤絪畏罪自杀。把她拉⾛,她像头死猪那么沉。就这样被拉去⽕化,连骨灰都没有留。姑⽗知道姑姑去世了,不知道这么惨,还⼀再叮嘱:你们要把骨灰好好保存。后来姑⽗在武汉第⼀附属医院病逝,我和⼀位表哥去学校⾰委会报告,⼀开门,里边的⼈在打扑克,回话说:曾昭抡是敌我⽭盾,后事怎么处理要向中央汇报。我们只好租了辆三轮摩托车把姑⽗送到⽕葬场。
 
2、
这次抄家批斗后,燕东园全面卷入运动的旋涡。红卫兵动员各家的保姆造雇主的反,撺掇她们揭发批斗,还勒令各家不许再用保姆。在我家里当时打工的是于阿姨,她家住槐树街,中年守寡,拉扯四个孩子,手脚麻利,心底善良,和我们家相处很好,但这时只能辞工了。母亲担负起一家人的一日三餐。到了 1966 年冬天,煤场断供了烧暖气的媒块,给各家烧锅炉的师傅也被赶跑了,于是我们家楼上楼下忙着安烟囱,装炉子,父亲担负起管好三个蜂窝煤炉取暖的重任,晚上封火,白天添煤。煤炉容易灭,他还琢磨出了快速点燃的小窍门。
 
燕东园里的每栋小楼里,都被迫腾出近一半的房屋,供各院系革委会重新调配使用。在这之前,我家已主动腾出走廊西边的三间房,并私下找到邻居杜连耀伯伯家协商,请他们搬进来,以防被外人乱插。杜连耀先生与我父亲同年,1934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6 年燕京复校后曾任燕京物理系副教授,1948 年赴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1955 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无线电系教授,与夫人及儿女全家团圆。杜家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最小的女儿杜侠也比我大 2 岁。于是我们两家,命运与共,熬过了文革十年。
 
园子里的每栋小楼里经过“掺沙子”,都挤住着好几户人家。我已无法说清此段时期燕东园的住户了。但对一些老住户被赶出燕东园还有印象,没想到第一个被赶出去的竟是住在桥东 28 号的翦伯赞先生。
 
在燕东园里,翦伯赞先生身份最高,他是北京大学副校长,配有专车与司机,住着 28 号整栋小楼,院里还盖有汽车库。他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1937 年就在南京秘密加入中共;他是响当当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多么重要呢?引网上一句评价:也就是说全国学校所学的历史教科书,是以翦伯赞的历史观为核⼼的。说白了,我们刚开始认识自⼰的历史,都是通过翦伯赞的眼睛去看的。但 1965 年 12 月,《红旗》杂志刊登戚本禹文章,公开对翦伯赞的历史观进行了批判。一年以后,翦伯赞已经成了文革的“死老虎”。就在前文提及的红色恐怖袭击燕东园的 8 月 24 日,翦伯赞的家也被抄,他的夫人戴淑婉垂头站在桥东游戏场边的石凳上,受到批斗。
 
历史系邵循正教授的女儿邵瑜写过一篇文章《翦伯赞先生是怎样被赶出燕东园的》:
 
⼤约 1967 年夏秋,⼀天下午⼀个自称是历史系⼈事⼲部何瑞田的丈夫叫张秀全的⼈,通知我们第⼆天必须搬到燕东园翦伯赞家去。他说他们要搬到我们家来,翦家搬到他家住的成府去,我们搬到翦家去。我母亲立刻说:“我们和你家对换就⾏了,不用让翦家搬。”他⼀愣,然后说:“不⾏。这是系⾰委会的决定。”
 
早上 8 点左右,我带着笤帚,掸⼦先去翦伯赞伯伯家打扫,母亲去雇三轮车(当时唯⼀能找得到的搬家⼯具)准备搬家。
 
到了翦伯伯家,看见两位老⼈都已穿戴整齐,剪伯伯躺在床上。只有⼀间房,窗户上贴满⼤字报纸,写着打倒翦伯赞的⼝号,玻璃都打碎了。房顶破了个⼤洞,阳光从洞里射进来。翦家已不知被抄过多少次,家里只有⼀张床,⼀张桌⼦,好像有两把椅⼦。有个壁橱 ,衣服可能在那里面。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告诉他们何瑞田让我们搬到这⼉来。翦伯母说昨天也通知他们了,他们在等车来搬东西。他们的车还没来,我母亲先来了。翦伯伯拉着母亲的⼿哭着说:“邵太太,你看我这个样⼦还能活吗?”翦伯母站在⼀旁掉眼泪。母亲也⽆话可说,只能安慰他们,要他们保重身体。
 
车来了,就是农村常见的那种小驴车,两个轮⼦。但是没有驴,翦家以前的厨师带了⼀个年轻⼈来。他们把简单的⼏样家具搬上车,衣服被褥也很少,⼀车就拉⾛了。翦伯母扶着翦伯伯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地跟在后面。⼀群红小兵追前跟后地朝他们身上吐⼝⽔,扔⽯头。翦伯母左栏右挡,护住翦伯伯。
 
翦伯赞先生一家从燕东园搬到成府街一间平房。邵瑜在文章中说:燕东园的房⼦是两层楼,翦家住的⼀间在⼆楼。⼀楼住了历史系的梁志明老师和⽣物系的杨安峰老师两家,他们不可能让外边的孩⼦随便进来乱跑,所以不会随时有⼈来揪⽃翦伯伯。但搬到成府后是平房,听说街上的孩⼦们动不动就把翦伯伯和伯母拉出来打骂,戏耍,尽情侮辱。对翦伯赞夫妇更大的摧残还在后边。
 
3、
进入 1968 年的春夏之交,全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这是文革中时间最长、迫害人最多的一次运动。工宣队进入北大领导运动。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北大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据统计,北大有 900 多人被集中隔离审查,占全校教职员工总数的四分之一。
 
一直没有怎么遭罪的父亲,也被关进了“牛棚”,不准回家。他还成为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战果:数学系挖出了一个隐藏最深的美国特务。主要罪状之一是父亲当年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司徒雷登校长为他写了 8 封介绍信。工宣队让父亲交待这都是些什么联络图?
 
和父亲一样被揪出来的美国特务还有董铁宝先生,父亲最好的朋友,数学系计算数学教研室与中科院计算所三室的同事。他家就住在燕东园 41 号,和我家邻居,两个院子之间只相隔一条小马路。
 
我后来看到一份材料说,数⼒系计算数学教研室是这次运动的重灾区,有⼈甚⾄写了⼀部《计算数学的阶级⽃争史》印成小册⼦发放。董铁宝先生被指控为美国中情局间谍,所谓罪证之一,说他在留美时期参加过美国海军资助的项目等,和扣在父亲头上的帽子一样荒谬不堪。
 
数力系在清队中揪出来的人,被集中在北大 28 楼隔离审查。我从来也不敢问父亲隔离审查时的情况,他也一直绝口不谈,彼此就像有共同的忌讳。对痛苦与受辱的记忆,总是尽力想遗忘,尤其不愿触及细节。后来见到有材料披露了一些细节:这些教授、学者晚上睡在铺着稻草的⽔泥地上,白天接受⼀帮⼦学⽣和⼯宣队上纲上线的审问批⽃。
 
1968年10月18日,董铁宝先生在白天的逼供信中,遭到两个“小人”公报私仇,被强迫跪在地上。晚上他请假走出关押的宿舍。他没有回家(也有一说:他很有可能走过家门口,但遇上那晚有人到他家中搜查),走到中科院宿舍梅镇岳(夫人梅镇安的哥哥)先生家。不知他具体怎么讲的,最后那从容、淡定的态度,让他的内兄相信了。他留下了自己的手表和婚戒,拿走了一条绳子,然后消失在夜色里。次日,董铁宝先生被发现在中关园二、三公寓之间自缢。
 
第二天,中科院计算所三室得知消息,派崔俊芝、王荩贤到董家看看,并取回保密资料。据崔俊芝回忆:数⼒系的造反派和⼯宣队的⼈正在查抄罪证,董先⽣家中的地板和墙 的连接处已经被撬开。梅镇安先⽣看着三个孩⼦伤⼼欲绝地说:“我就不相信董 铁宝是特务,他根本不可能像你们想象的那样隐藏得非常深,或者我也是特务。 你们不必每天盯着我,我不会寻短见的;我要看到还我丈夫清白的那⼀天,我要把董铁宝的三个⼦⼥养育成⼈。至今提起当年的情景,崔俊芝仍会眼泪长流。
 
 
董伯伯的自杀,对我们一家的冲击难以形容。正像董伯母所说的,我们谁也不相信董伯伯是美国特务。要知道他可是 1956 年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全家从美国回来的那批爱国科学家之一啊,到北京后就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1957 年董家搬进 41 号,也就是我家隔壁的院子时,我们都好奇地迎接着三个小美国佬:8 岁的董昭,6 岁的董迈、4 岁的董恺,记得胖乎乎的老三,张口说话中英文夹杂,可爱之极。后来听说董伯伯董伯母从商议回国到作出决定仅用了一天时间,没有任何犹豫和顾虑。1956 年 3 月全家踏上离开美国的轮船。他们选择的是大西洋航线,在苏伊士运河遇到战争,滞留多日。董恺至今记得:他长了一身的痱子,痛痒难熬。行程万里,历时三个月才到达香港。
 
董伯伯性情中人,说话直率,思想单纯。父亲和他关系极好,平时计算上遇到问题,拔腿就去董伯伯家。他们常常翻找资料,一起讨论。董伯伯在回国前委托他在美国的好友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先生,按时每期寄给他 Commu- nications ofACM 杂志。这些杂志中的文章对北大计算机的初期开发与应用,起了不少的作用。
 
董伯伯回国不久,对国内的政治还一头雾水,就碰上 1958 年至 1959 年间教育领域搞极左 ,北大带头“拔白旗,插红旗”。董伯伯讲的材料力学课被批判为资产阶级观点,他本人也被戴上 “只专不红”资产阶级权威的帽子,待遇由二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他想不通,牢骚满腹,一度打算离开北大这个是非之地。父亲闻讯心里焦急,他和计算数学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吴文达(这是⼀位开明、优秀的业务⼲部,我们叫他吴叔叔)一起,和董伯伯促膝长谈,苦苦挽留。吴叔叔和董伯伯是两杆烟枪,不知抽了多少包中华烟,父亲每次从董家回来,都披着一身的烟味儿。最后董伯伯转到了计算数学教研室,并到中科院计算所三室当了顾问,和父亲成为同事。他以后在计算机制造与应用、在材料力学、在金属断裂、在地震工程等多学科做出贡献。董伯伯之死,在父亲心里是永久的痛,他看到计算数学领域的进展,总要念叨一句:如果董铁宝还在。
 
1972 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大陆迎来了第一个美籍学者回国访问团,数理逻辑学家王浩教授与流体动力学家易家训教授名列其中。他俩都是董铁宝先生的莫逆之交。王浩教授前文已经提到过,当年他在波士顿送董铁宝一家上船离美,并与他有约,在董回国以后,为他邮寄 Commu- nications of ACM 杂志。王浩教授一直信守诺言,这次来华,特地把文革期间因邮路中断没有寄出的杂志,一期一期整理好,打包带来准备面交董铁宝。而易家训教授与董铁宝先生相识于抗战期间的大西南。两人都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大学毕业后易家训在贵州修铁路,董铁宝在云南架桥梁。1944 年,有一组美国工程学教授访华,回国后向美国几十个大学争取到了 40 多份研究生奖学金,转给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部组织了全国统考,有 42 人上榜,其中就有董铁宝和易家训。
 
王浩与易家训到北京以后,就要求见董铁宝。周培源请示了周总理。董伯母带着董迈去见了,只说董伯伯因心脏病已经去世。两位不相信。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访问团时,他们再次询问,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全场唏嘘不已,易家训教授失声痛哭,并当场提出要带董先生的三个孩子回美国念书。
 
当时,董昭、董迈都已上山下乡,一个在云南插队,一个在山西插队,董恺在北京无学无业地晃荡。易家训教授回美国以后,去了美国国务院,见了即将走马上任驻华联络处的老布什,告诉他:在中国有相当一批美国出生的中国孩子。美国有法律: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年满 18 岁便可以申请美国公民。要帮助他们返回美国。又经历了许多周折,直到 1980 年代,董昭、董迈、董恺才先后以美国公民的身份返回他们出生的地方,可惜已经错过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最好年华。
 
1988 年董伯母也回到美国定居。
 
4、
我是 1965 年秋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我们这一届被称为“文革前的末代大学生”。
 
进校后一个多月,11 月 10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响了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自此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不再。1966 年初夏,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新闻系一年级正在苏家坨公社苏三四大队参加社教,半天劳动,半天运动。回校参加运动不久,卷入红卫兵大串联,我和系里一二年级十几个同学(其中只有 4 个女生)结队步行,从长沙走到韶山、走到井冈山、走到瑞金、走到韶关,走了两个多月。从韶关坐火车返回北京已是冬天。记得我到燕东园 40 号时,是从后院走后门进来的,那时已经和杜伯伯家合住了,后门的洗衣房成了我们家的厨房和饭厅。父母和弟妹们正挤在一张黑色八仙桌边吃饭。
 
当时我家老二、老三、老四都在北京一零一中读书,分别为高二、初三、初二的学生。小五还在北大附小,小六还在幼儿园。学校早都停课闹革命了。而运动初起时,阶级出身论闹得厉害,“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一零一中高干子弟多,在校门口用桌椅搭成一个洞,不是红五类的同学进校只能钻洞。两个弟弟扭头而去,再不进学校了。
 
燕东园里有一帮半大小子(即后来称为的老三届),都是所谓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子弟,参加不了红卫兵,于是他们结在一起。
 
我的大弟弟徐澂,一零一中老初三的,他说:我们都是逍遥派。就在咱们家前面的草地上,踢球、打垒球、下棋,什么象棋、围棋、五⼦棋都下。混日⼦。
 
住在桥东 25 号的马志学,北大附中老高三的,他说:⽂⾰期间打破了年龄和学校的界限,我与咱园⼦里⼀些初中⽣就是在逍遥中熟识的。诚如你弟弟所⾔,也就如此吧,浑浑噩噩,吃饱了混天⿊。
 
1968 年三四月份,全国开始启动中学“毕业生”分配。我家当时有 4 个待分配的中学生,燕东园里,几乎每家都有。
 
根据我的弟妹们回忆,当时是分批去的:第一批去向是三线工厂,基本都是66届初、高中毕业生,人数不多。第二批是去兵团,毛泽东在 1968 年 6 月 18 日批示,“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部分国营农场归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提出“屯垦戍边”。这个头开了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如决堤之水,奔腾而下。
 
妹妹徐浣对此过程的回忆很生动:内蒙农牧区开始“浪漫”招⼈,尔后⼭西陕西“插队”动员。记得“⾰命圣地”延安极其吸引⼈,甚⾄有⼈写⾎书⼀定要去那里。我和刘爽还报名了呢。⼤概从⼗月份,就陆续有⼈去陕北农村了,⼤多数是六七六⼋届的。年底就是⽑发表“上⼭下乡”指示,我还记得半夜起来敲锣打鼓穿棉袄游⾏,呼⼝号时嘴直冒⽓。
 
68 年底 69 年初北京⼯厂招⼯,有很⼤⼀部分没去兵团插队的毕业⽣,主要是六⼋届学⽣,分配留京。被称为运⽓好的⼀届。69 年 4/5 月,内蒙兵团到北京招⼈,要出身好的,在能享受“军⼈待遇”的蛊惑下,能去者都被羡慕。
 
七⼋月开始⿊龙江兵团动员,六九届去⿊龙江⼏乎“连锅端”,包括六⼋届没分到⼯厂的⼈,是⼈数最多的。后来,云南⽣产建设兵团来京,把没⾛的,不愿意⾛的(不⾛不⾏)都搜罗⾛了。
 
⾄此,去外地基本截⽌,七零届开始分配,⼤部分在北京⼯厂,⽽七⼀、七⼆、七三届⼤多在北京郊区插队,⼤概从七三届开始,有上⾼中的了。
 
燕东园子弟这张合影定格了一个历史的瞬间。
 
 
我的两个弟弟徐澂、徐浩都在照片中。徐澂说:这是 1968 年初春的某⼀天,我们送贺铭宽去青海,从⽕车站回来,路过天安门时照的。
 
贺铭宽是徐澂一零一中的同学,老初三。他家住在燕东园 32 号楼下,他的父亲贺剑成是北京大学东语系党总支书记,朝鲜语专家。徐澂说:贺铭宽去的是青海锻造厂,当时第⼀批分配的。去了不到⼀年,锅炉爆炸死了。
 
继续解读天安门前合影的十一人:
 
十一人的长辈都是北大各系的名教授,其中九家住在燕东园。如王英平家住 31号,父亲王子昌是北大地球物理系教授。李之林家住 33 号,母亲周珊凤是北大西语系教授。董迈家住 41 号,那时他已失去父亲董铁宝教授。樊平家住 25 号,他的父亲樊弘是北大经济系教授。李焰家住 24 号,他的爷爷李汝祺是北大生物系教授,马志学家住 25 号,他的父亲马坚是北大东语系教授。两位不在燕东园住的,王平的父亲王重民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陈孟平的父亲陈振汉是北大经济系教授。马志学说:⽂⾰期间,王平⼏乎天天到樊家,孟平差不多每天来燕东园找我。
 
拍完此照不久,他们即被卷入“上山下乡”,各奔东西。王英平到北京郊区插队,张志清、 樊平当了北京地毯厂工人,董迈去山西榆次插队,王平去山西绛县插队,马志学与董迈一起去的山西榆次,李之林也去了山西插队,我弟弟徐浩也是去了山西绛县插队。 另一个弟弟徐澂,去了黑龙江兵团。
 
从此燕东园书香门第的世外桃源,消踪匿迹,再也找不回来了。
 
5、
 
 
图片说明:全家福标准像。摄于 1968 年 6 月,五道口照相馆
后排左起:徐泓、徐浩、徐澂、徐溶、徐浣
前排左起:母亲、徐涟、父亲
 
我家第一个走的是大弟弟徐澂,1968 年 7 月中旬,去黑龙江虎林,兵团四师。
 
大妹妹徐溶为他缝被子,再为自己缝被子,没隔几天,7 月 27 日也走了,去内蒙古东乌旗,牧区插队。到 12 月 17 日,二弟弟徐浩也走了,去山西绛县农村插队。转年 1969 年 8 月 24 日,妹妹徐浣又走了,去黑龙江北安二龙山,兵团一师。妹妹徐浣回忆说:那年 8 月到 10 月,⼏乎隔⼏天就⼀辆专列,把⼗五六岁的我们送到“北⼤荒”。动员,报名,填表,撤户⼝,领棉衣裤、军⼤衣等,前后⼗天左右,办理得极快。记得我把户⼝销了后,妈妈惆怅若失:就这么⾛了?太快了。当年不满 10 岁的小妹妹徐涟说:五个月内送⾛了三位哥姐,我第⼀次见到妈妈坐在灯前缝衣服时落泪,以后送⾛五姐,妈妈的头发白了许多。
 
我们家还在继续走人,这次轮到父亲了。1969 年第四季度,林彪发出一号命令,说是要战备疏散,北京大学被要求在一周内搬到江西鲤鱼洲。据说,北大有 2000多人下放江西五七干校。父亲也在下放之列。当时不少人以为回不来了,拖家带口的去了鲤鱼洲。 在师大教书的母亲,当即表示跟着父亲一起走,两人开始考虑如何处理家里的一切。幸亏系里一位工宣队的干部到家里来,丢下一句话:又不是不回来了?父母才舒了一口气。于是父亲在 1970 年初一个人去了江西。
 
1970 年 7 月,轮到我走了。在一片“4600 部队快支左”(当时大学毕业生工资每月 46 元,第二年转正 56 元)的呼声中,各高校军管会主持 69、70 届毕业生分配,清空了文革潴留的全部大学生。我被分配到内蒙古巴彦淖尔报社。母亲买了一个新的皮革箱子给我,到北京站为我送行。火车开动了,母亲跟着跑了好几步,站住了,还不停地挥手。
 
在这个火车站的月台上,母亲已经送走了 6 位亲人。
 
一个月以后,母亲也走了,她跟着北京师范大学下放到山西临汾五七干校。家里只剩下上小学五年级的小妹妹徐涟:
 
妈妈⾛前本想送我到北⼤的"收容所"和留校的孩⼦在⼀起,但去了六院,看到⼤小孩⼦混在⼀起,拍三角捡烟头的,就把我又带回家了。当时买了⼆⽄⼤鸭梨,到家削好皮递给我⼀个整梨,我惊喜地问:"全是我⼀个⼈的?"妈妈含泪说,"全是你的,以后我们家就不用分梨了。"
 
妈妈⾛前留给我⼀打信封和邮票,以及毎位家⼈的地址,记得我⼀个⼈在家就背地址。当时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看到信箱里有信。
 
记得三哥寄来的在兵团的第⼀张照片,带着长⽑的棉帽⼦,帅呆了。我跟妈妈说这比智取威虎⼭的杨⼦荣好看!后来三哥两年后第⼀次回家,我在清华园站接他,他见到我的第⼀句话是"都长这么⾼了!",我的第⼀句话是,"给我你的帽⼦戴戴。"
 
五姐寄回家的照片更是英姿飒爽,还扛着枪!第⼀封信讲述了她⼀⽣中第⼀次发⼯资的钱是如何使用的,但最后还剩下两分钱,她放在信里寄回家并说明是给妹妹小六⼉的!哇!当时感动到泪奔。
 
⼆姐的照片更让我震惊!蒙古袍!完全是个少数民族,羡慕呀!可当⼆姐第⼀次回家,才知道那袍⼦的味道能熏得我摔跟头啊……她长长的头发里满是虱⼦妈妈可费劲⼒⽓帮她清理。。。
 
1971 年 4 月,我突患高烧不退,在巴盟医院住院查不清病名,批准我回北京看病。当我深夜进了燕东园,敲开 40 号门的时候,小六欢欣雀跃。我们两人躺在一张床上,她声情并茂地给我讲电影。那情景至今刻在脑海里。她也没有忘记:⼤姐的到来太令我兴奋了!记得⼤姐回家的当天晚上,我刚看完电影《看不见的战线》:"许⼀先⽣你拿的是什么书?歌曲集,什么歌曲集?阿丽拉!"⼏乎不想漏掉每句台词的给⼤姐讲电影,结果第⼆天⼤姐又⾼烧 40 度了,这我才意识到⼤姐是⽣病回家的。
 
母亲闻讯非常着急,几次请假想回北京照顾我,一直不被批准。在山西插队的弟弟徐浩自告奋勇,立马就扒煤车赶回北京了。他一回来,家里吃饭问题迎刃而解:他蒸的大馒头暄暄的,切的水萝卜丝细细的。我们三个躲进小楼成一统,我整天捏着鼻子喝中药,小六高高兴兴去上学,口中念叨着: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浩子把我照顾好,就骑上父亲的旧自行车,全北京城里城外地转悠。他嫌家里的厕所用的人多,早上骑车到十几里外的清河去“方便”。到夏天,我的病好了,回内蒙巴盟了。浩子扒煤车回山西了。小六又脖子上挂着一把钥匙,手里拿着一个饭碗,一本红宝书,白天上学,晚上看家。
 
这段时间,我们全家 8 口人,分在 8 个地方。各自经历着运动与劳动的磨炼。1970 年春天,父亲下干校不久,大妹妹徐溶回家探亲。母亲不放心父亲,嘱托她去江西鲤鱼洲看看。徐溶穿着一件染黑了的军棉袄,足蹬一双马靴上路了。她在南昌下火车以后,找到去北大五七干校的船,在鲤鱼洲码头上岸,已是傍晚时分。徐溶买了一根扁担,把换下的棉衣,沿途为父亲买的土特产小吃,两头一搭,上肩一挑,就按着路人指的“数学系”方向走去。她说:全是⼟埂路,到了⼀个地头,看到有个⾼个⼦,我认得是丁⽯孙,就向他打听:徐献瑜在吗?丁⽯孙⼀指,我发现爸就站在稻田里,离我不远。又⿊又瘦,胡⼦茬都是白的,我没有认出来。爸见我就说:你怎么来了?快回家吧!等收⼯了,⼤家都挑着筐回去,我也给⼀个⼥老师搭把⼿。宿舍建在⼀片平地上,⼤得像仓库,中间用稻草帘⼦隔着,⼀边男⽣宿舍,⼀边⼥⽣宿舍,⼀排排都是上下铺。我被安排在⼥⽣宿舍⼀个角上。我和爸⼀起吃晚饭,红米饭、咸菜。我把路上买的小吃:⾖腐⼲、小排骨什么的拿出来,爸还招呼了系里的两个同事⼀起吃,我记得其中⼀个是胡组织伯伯。饭后,马上就出去学习了。爸又叮嘱我:明天回去。
 
第⼆天,蒙蒙亮,⼤家都起床⼲活去了。我为了争取和爸多说说话,就跟着他们下地了。稻田边有个粪池⼦,要用脚搅粪,爸第⼀个下去了,我就跟着下去了。⼀边⼲活,我⼀边给爸讲家里的情况,爸听着,听完只说:你回去吧!⼲了⼀天的活⼉。爸看没有⼈说什么,放⼼⼀些,改⼝说:既然来了,就多呆⼏天。转天,我又跟着爸下地⼲活了,因为只有这个时候可以和爸说说话,晚饭后爸都要上学习班,就是学习⽂件、接受审查、交代问题。
 
第三天,军宣队⼯宣队找我,对我说:你的表现很好,我们都很感动,探亲的来了还没有下地⼲活的。他们主动说起爸的情况:你⽗亲是清队挖出来的最⼤的特务,但他自⼰没有交代。我记得他们说了三个问题,要我做爸的⼯作,第⼀是爸在美国参加了⼀个什么组织,第⼆是司徒雷登给他写的 8 封信,第三是被日本⼈抓起来过,经查敌伪档案,当时抓的原因他是美国特务。
 
第四天,宣队给了爸半天假,爸送我上码头。后来爸说:码头旁边有个小铺⼦,你⾛了以后,我去吃了面条,买了饼⼲。你带来的小吃,我晚上躲在被⼦里吃了好⼏天。
 
1971 年春节,父亲从鲤鱼洲回家探亲,他的左手吊着绷带。原来在一次夜间拉练演习时,他跨一个沟渠时不慎跌倒,左手腕骨折。草草包扎,每天的生活艰难地自理。趁探亲假回北京,赶紧正骨就医。十几天假很快过去,我和爸是同一天离开北京的,我乘火车向北回内蒙,爸乘火车向南回江西。他的手腕还打着石膏,最终也没有接好, 落下残疾,不能提重物。
 
父亲回鲤鱼洲后,不再下地干活了,改为养鸡。我后来看到父亲的一个横格本,是养鸡时的日记,翻一翻,满纸鸡事,没有一句政治。
 
这时在山西师大五七干校的母亲,被分配去养猪。母亲的境遇,没有听她提起。只听她的同事说过:韩老师闹痔疮,买了几个苹果润润肠,就受到批判,说是资产阶级作风。但母亲从来不说,不诉苦,不抱怨,心中口中只有父亲和我们。
 
1971 年 9 月,林彪事件之后,局势松动下来。到年底,父亲第一个回来了。当时说他因工摔伤被准回京。小妹妹徐涟高兴极了:我就傻傻的在家等,却想不到爸爸伤势很重,⽆法拿⾏李,直到爸爸自⼰艰难地蹭到家,我才恍然⼤悟,责怪自⼰真不懂事。
 
徐涟对父亲回家以后,爷俩到五道口餐厅吃的第一顿饭记忆深刻:
 
⼲烧黄鱼+鱼香茄⼦,爸爸四两米饭我三两,不到⼀分钟两⼈的饭碗全光!“服务员同志,请再各加⼀份米饭!"又吃完了!爸爸说"再加⼆两饭,我们分⼀下把菜盘里剩下的清⼲净!"哇!真是太香了!好像今天还能回忆出那久违了的味道。就这样两⼈吃了⼀⽄六两饭!把服务员同志们看呆了呀!收盘⼦的过来笑着问:"您吃饱了吗?"估计他们以为我俩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中央机关以及各大学的五七干校陆续撤销了,大批人员返回北京。母亲也回来了。
 
于是我们家又有个家的模样了。
 
接着就是知识青年返城潮。其实有背景、有门路的早已开始脱离农村,参军的、招工的,各种“条子”大显神通。可怜书生气十足的大学教授们,自己还没从“坦白交代”中缓过神来,哪有什么办法帮助子女回城?后来陆续下来一些政策,对家里下乡上山子女少的回城落户好办了,但我们家有 4 个知青,还是一道难题。于是从 1974 年开始,直到 1978 年底,我家整整用了 4 年时间,才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合家团聚:
 
兄弟姐妹中第一个返城的是大妹妹徐溶:她 1974 年 2 月 4 日从内蒙牧区回到北京。北京市到兵团、插队的北京知青中招一批中学老师,她被推荐选中了。那时她所在的大队只剩下她一个人还在坚守。徐溶回来时,正赶上小六徐涟初中毕业,如果家里有子女,她就可能要下乡上山。为了保住妹妹,徐溶要求分配到海淀区山后的温泉中学,算是远郊乡下。幸好那一年恢复了高中。小六继续在北大附中读高中。
 
第二个返城的是二弟弟徐浩,他 1976 年底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上了河北水利水电学院。1979 年底毕业。1980 年初去北京市计算中心工作,没有户口地飘了几年。
 
第三个返城的是小五妹妹徐浣,1978 年 7 月“病退”从兵团回到北京,但没有落户口,为了方便三哥徐澂以“困退”(家中父母身边无子女)办回北京,她直到哥哥在北京落户之后,才在 1979 年初上了北京户口。
 
第四个返城的是大弟弟徐澂。他说:我是⼀九六⼋年七月⾛的,⼀九七⼋年七月回来的。整整⼗年。
 
我 1977 年也从内蒙巴彦淖尔报社调到国家建委城建局,为了配合弟妹们回城落户的政策博弈,我也把户口落在了外祖母高珍的户口本上。
 
从 1978 年开始,我的弟弟妹妹们马不停蹄,又经过了十年的努力,最后全部实现了赴美留学、工作、定居的“洋插队”。

 

我们一家以上境遇,可以视为燕东园多户人家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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