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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泓:忆母亲

1990年7月14日晚上。
 
第二天上午,北大将隆重举行徐献瑜教授八十寿辰庆祝活动。
 
我在美国的两个弟弟、在深圳工作的小妹妹都赶回来为父亲过生日。
 
当晚我住在自己的家里,魏公村宿舍。夜里10多钟,突然小五徐浣夫妇急敲门冲进来,声音都变了,说:妈妈晕倒了,送医院了。拉着我就冲下楼,上了他们停在外边的车。
 
车一路疾驶向北医三院。小五告诉我:“妈妈在客厅和小六聊得高兴,后来起身到卧室,说想看看明天开会准备穿的衣服。她打开衣橱的大门,爸坐在书桌前看东西呢,只听脑后扑通一声,妈已经倒在地上了”
 
弟妹们都知道我心脏不好,快到医院的时候,小五才小心翼翼地告诉我:“妈可能不行了。”
 
一路小跑进了急诊室,一眼见到躺在诊疗台上的母亲,医生已经散开了。我扑过去,腿一软,一下子跪倒在地上,摔得两膝血肉模糊。
 
妈妈没有了。心中绞痛。大脑一片空白。
 
以下都是机械反应:
 
给主持明天会议的吴文达叔叔打电话,告诉他 我母亲猝死,噩耗还没有告诉父亲。明天的会照开,只是请时间控制得短一些。给家里打电话,让在家的弟弟妹妹陪好爸爸,说我在医院盯着急救妈妈。
 
第二天,趁爸爸去开会,我和小五回到家里,给妈妈拿好装裹的衣服,再到医院太平间为妈妈最后清洗换装。唯一欣慰的是:妈妈面容安详,全身皮肤光洁,完全不像一位75岁的老人。
 
回到家里,父亲已经从会场归来,满屋子摆着为他祝寿的花篮和花束。他站起身,声音嘶哑颤抖地问:妈妈是不是已经没有了?
 
父亲去北医三院太平间和母亲做最后的告别:他俯身在母亲的额头上深深吻了一下,说:再见!
 
父亲生前从来没有去过母亲在万安公墓的墓地,那是他们两人的墓地。碑上黑字“韩德常”,红字“徐献瑜”。他说:等我的名字变成黑色,我就永远地去了。
 
母亲去世“五七”的时候,父亲对我说:过了望乡台,奈何桥,喝了孟婆茶,妈妈就不再回头,把一切往事都忘了。
 
在母亲“将饮茶”的时刻,我开始回忆她病逝前的一些事情,做了笔记,我可不能忘记。
 
三十年后重新翻看当时的笔记,摘录以下几段:
 
妈走得太突然了。她自己毫无准备,甚至一句话也没留下。倒下,就再也没有起来,甚至片刻苏醒也没有。人们都说:这是她的福气,她的造化。或许应该这样想,因为她是在极度高兴中倒下的:爸爸第二天就要过80大寿,有那么多学生和老友来为他祝寿,六个儿女五个赶回身边。“喜伤心”,我们竟没有起码的医疗常识,在这个非常的时刻,多多关照一下心脏本来有病的妈妈。
 
妈妈是最善走路的。可能与她多年来天天上班赶公共汽车有关。她曾经说过:这是最好的早锻炼,定时定量,风雨无阻。她健步如飞,直到晚年,仍步履轻快。小路(我的儿子,从小跟着公公婆婆长大)小时候常常追不上婆婆,大了以后,以能和婆婆一起快走为自豪。因此当妈妈腿不利落,乃至后来腿莫名其妙地疼,甚至行走不便,在落座后起身都要扶一把的时候,她心里的焦虑很难言,大概还有一种恐惧,人老先老腿,她觉得自己要不行了。
 
妈妈衰弱得真快。去年的今天,她还能走很长的路。记得7月14日她还和我一起去五道口商场,为爸过生日买东西。我们坐上375路公共汽车,五道口站不停,只好在清华园下了车,我和妈妈步行至五道口商场,逛了一大圈才回家。回来后,妈妈说:有点累。但她究竟还能走那么多路。但是半年后,她去校医院吃力了,后来到中关村也感觉很远了,甚至走到燕东园外边马路旁的邮筒发封信回来,也要休息好一会儿。最后的那些天里,妈妈只围着院子散步了,但她还是不停地走着走着,绕着院子,绕着草坪。也许她怕一旦不走就永远走不动了。
 
晚上又做梦了:我在三里河车站等妈妈,一起去看住在南沙沟的五姑婆。只见马路那边,妈妈轻捷地穿行过来,她看见了我,明显加快了步伐,甚至带着小跑。她穿着一件紧身的深蓝色羽绒上衣,脖子上系着爸爸从苏联给她买回来的一条绸围巾,那么精神又那么漂亮。要知道那时候,她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
 
一直为拥有一个美丽的妈妈骄傲。其实从记事起,母亲已经不是在老相册里的装束和样貌了。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在政治的高压下,人们的服饰趋向一律,文化革命中更是清一色的蓝灰黑。即便如此,简装便服的母亲,依然出众的美丽。
 
好容易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又重新被召唤回来。但妈妈已经老了。新的苦恼与沮丧陡生:
 
她为脸上的老年斑着急:好像脸洗不干净,脏了一块。
 
看到一些漂亮的衣服,她为有些变形的腰身感慨:老了,穿什么也不好看了。
 
最后几年妈妈看到伸出来的双手,手背上有青筋,手指骨节有些变形,竟从此不再弹钢琴了。
 
她也回绝了与一些老友的会面,说:还是给他们留着当年的印象吧。
 
1986年去美国,行前妈妈好好忙乱了一阵子,做了几套衣服。她省钱,不愿太多花费,用的料子多是这几年亲戚从国外带回来的,或者自己在成府街小商店的布匹柜台上扯的。她反复试穿这几件衣服,让院子里的小裁缝修修改改。所以即便出国置装,实际上也没有几件很像样的。
 
过了七十岁,母亲不常进城了,她又不愿麻烦别人为她买东西,在穿着上就更将就了。这次清理母亲的衣箱,大妹妹着着实实哭了好几次:妈没有几件好衣服!在母亲的箱子里整整齐齐地放着我们姐妹穿剩的一些旧衣服。
 
母亲去世前一年,我去香港出差,好像有一种预感,拼命想给母亲买好衣服。我多次和三舅韩德扬说过这种心情:我妈一辈子都是漂亮人,现在实在没有漂亮衣服穿了。当我抱着一大堆各式衬衫和上衣回去时,母亲挺高兴的,她不厌其烦,一件一件换上,在镜子前左顾右盼,恢复了久违的自信的笑容。
 
幸亏有这些香港买的衣服,送母亲时才勉强应付过去。但当时我没有买到一条合适的裤子,最后母亲竟穿着一条旧的深蓝料子裤走的,腰间还少了一粒纽扣,临时缀上去的。
 
母亲对我们要求严格,衣着要体面,要整洁利落。
 
1972年,我生下儿子小路76天后赶火车回内蒙。大清早,母亲一直把我送出燕东园大门口。我已走上土坡,她又急急地追了过来,没想到她追上来的叮嘱竟是:“有些女人生了孩子,就什么样也不要了。不管环境如何,你不能邋里邋遢啊!”
 
1977年我调回北京,在国家建委上班,因为工作关系,开始出入一些高级场所。有一天,从京西宾馆开会回来,我无意中说:我们局长说我了,怎么总穿带补丁的裤子。听者有心。两天后母亲给我买了两条新裤子,笔挺的的确良料子,一条浅咖啡,一条深灰色。当时母亲都没有这么好的裤子穿。我很惭愧,自己已经是挣工资的人了,怎么还要母亲买衣服。母亲催促着:快穿上吧!不要再让人说你穿着补丁裤子进京西宾馆了。
 
和穿衣服有关的回忆,还有一件事,深深埋到心里去了。
 
1962年春天,我在101中上初三。接到学校一项任务:到苏联大使馆参加两国中学生联欢会,会后有晚宴。我们学校挑选了20多位高中初中同学,排演了几个文艺节目。我为女声二重唱弹钢琴伴奏。
 
当时正是困难时期,男生在学校食堂吃不饱肚子是常事。为了避免在苏联大使馆的晚宴上“吃相”难看,学校食堂特地在我们出发前,给每人烙了一张糖油饼,嘱咐先垫垫底。
 
学校还要求我们每个人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我回家和母亲一说,她想了想,从箱底翻出一件深红色毛料的长袖连衣裙,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让我穿上试试。穿上以后,母亲推着我去照镜子:“自己看看!漂亮不漂亮?”
 
那时我已经身高一米六六,镜子里出现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洋气的自己。
 
母亲在我胸前打量了一会儿,说:你真的长大了,穿这样的衣服要用它了。
 
她又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小小的乳罩,不管我如何红着脸推脱,一定要我戴上。
 
于是我以这身打扮,风头压过了场上所有穿白衬衫花裙子的女同学。
 
现在我明白了,这是母亲给我的成人礼。不过在那个年代里,我这个“资产阶级教授小姐”的名头大约也坐实了。幸亏现场目击者不多。
 
母亲爱花。她在院子里东种西栽。邻居家里如果有她喜欢的花,她会叮嘱为她留点花籽。母亲去世后,住在21号的林伯母告诉我们,就在前几天母亲还托她留点深红色的天竺花秄。她在最后三年交上一个好朋友赵访熊先生的夫人王繁,就是花为媒,她们在一起交流养花之道,王繁先生给我们家送来好几盆花,包括一株君子兰。
 
母亲最珍爱的是南窗下一大畦奇怪的花,母亲叫它“叶落花挺”。它在我家扎根好多年了。春天,它破土长出一丛丛浓绿的叶子。夏天一到,叶子突然悉数脱落,花畦里光秃秃的,渺无踪影。7月底8月初,突然拱出一个个尖尖的小芽,然后窜成一个个花挺,开出一朵朵紫堇色极雅致的花,形似玉簪。花开时,没有一株绿叶相扶。 这种花的怪异常常引得过往行人驻足,并屡屡发问:这是什么花呀。
 
父亲后来告诉我们: 1952年燕京音乐系主任范天祥回美国时,妈妈从他家住的燕南园院子里刨回来的。但长了好多年,只有叶,不开花。有一年不知怎么回事,突然钻出挺来了,开花了。从此年年有花。
 
每年父亲母亲都把第一个发现鼓出的花苞视为乐趣。他们经常在晚饭后站在花畦旁,弯着腰仔细地数着冒出了几个花挺。花有大年、小年之分,有的年份竟能冒出二十几株。小年也有十个左右。父亲母亲会为这些花挺命名:这是你的,这是我的,这是泓泓、溶溶、澂澂、浩浩、五儿、小六。如果还有,那就属于孙辈了。
 
母亲去世时,正是叶落花挺叶子脱得一干二净的时候,整个花畦杂草丛生。母亲去世后,我们把杂草除去,等待花儿爆挺。一个、两个、三个,好容易才钻出来六个挺儿。我和老四浩子在花畦边骇然之极。苦苦地又等了三天,终于冒出了第七个挺儿。但从此再没有花挺冒出,直至花朵开败为止。
 
难道真有天意?那一年,我家的叶落花挺只冒出七个挺儿,我们从此失去了妈妈。
 
所幸的是,母亲去世三十年来,叶落花挺茂盛繁殖,主花畦每年几十株花挺亭亭玉立,淡紫色花朵晕染成片,蔚然成景。分根出去无数,给亲友邻居,我家院子里也不止这一畦了。
 
每年冒挺儿的时候,父亲照例站在花畦前,认真地一个一个分配着,这时孙辈都有份了:这是小路的,徐徐的、小熊的、铁蛋的,小虎的…
 
我们家阳气壮,孙辈外孙辈一水儿的男孩。连第四代,父亲母亲的3个曾孙都是男孩子。
 
父亲曾为叶落花挺赋诗一首:
 
早春绿芽破冻土,旋见茁长成绿圃,入夏黄枯。
 
秋雨花茎争挺立,一片淡霞花朵朵,一年一度。
母亲去世三个月后,安葬于万安公墓。从墓地回来没有多久,我就大病一场,反复高烧,住进阜外医院的监护病房。一天夜里在高烧昏睡中突然梦见母亲,哭醒了,母亲不见了,一看时间,那天正是她的生日:11月13日凌晨。
 
被不明高热折磨,我从阜外医院又转至协和医院,确诊不了,折腾了两个月回到家里看中医,已经枯瘦如柴。直到转年“惊蛰”,我才逐渐好了。在家里治病养病的日子里,父亲陪着我。每天他坐在床边,耐心的把一个个大中药丸捣碎,搓成一个个小粒,方便我吞咽。老中医赵绍琴大夫叮嘱我:惊蛰以后,要出门走走,接地气。于是父亲又每天陪着我,裹得暖暖的,在外边院子里散步,到北大校园里散步。他口中念叨:妈妈没有了,不能再没有了大女儿!
 
半年以后,1991年4月初我正式上班。大病初愈,有一种新生的感觉。想到母亲、想到生病以前的事,恍若隔世。那年我45岁,以此为界,开始了后半生的工作与事业。
 
心中总有一个遗憾,我好像没有完成和母亲的告别仪式。
 
直到母亲去世25年以后,2015年,我的朋友、著名媒体人杨浪精心策划了一场音乐会进北京大学演出,音乐会的名字叫《歌声中唱过童年》,由著名指挥杨鸿年率他的少年女子合唱团演出。节目单上有母亲创作的《粗心的小画家》。杨浪在报幕词中特意提到:这首著名儿童歌曲由作曲家韩德常老师创作,她的女儿,就坐在台下。
 
北大百年礼堂舞台上,灯光晶莹璀璨。清亮的童声响起,宛如一道道清澈、欢快、跃动的溪流,单声部、多声部、领唱、重唱、轮唱,此起彼伏。歌声如此清丽,明朗,仿佛从天上流淌下来,纯真、圣洁、幸福。我从歌声中听出来母亲独有的音乐语言,听出了她对这个世界、对生活、对我们的爱,不禁热泪长流。
 
终于完成了与母亲的告别。她在她的儿童音乐世界里获得了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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