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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虻,我们听你讲》系列博文之六

 

   陈虻审片,手里握有生杀大权。每年过眼的片子上千。

   体制内,尤其中央媒体,又是影响力最大的电视,新闻审片有好多学问。特别是对那些非规定动作,也叫自选动作,选题的空间、表达的空间,还有“分寸、火候”的拿捏,都包含着博弈的智慧:政治的、专业的、技术的。

陈虻:结构的力量可以改变叙事的深度和走向

   乃至有人把它比喻为体制内媒体“带着枷锁跳舞、走钢丝的艺术”。

   在这样一种新闻生产环境中,陈虻对“什么是好片子”有一段 “内部定义”,流传甚广,值得硺摩。

   他说:“什么叫好片子?就是那些领导在家愿意看、开会不愿意表扬,同时又找不到理由枪毙的片子”。

   他不仅用这句话评介片子,指点编导,还不断提炼出制作好片子的规律和创作方法。

   本篇博文关键词:结构的力量、关系和配角、直觉。

 

   陈虻:深刻不是耍大胆,语不惊人死不休

  

   柴静当年听到陈虻这句话的时候,曾经以为他是说好片子要尖锐。

   陈虻说:“不是,不是说你把采访对象不愿意说的一句话套出来叫牛逼,把他和你都置于风险之中,这不叫力量。要是拿掉你这句话,你还有什么?”

   还有的编导以为陈虻说的好片子就是要深刻。于是在解说词上玩命儿,把词写得非常锋利、深沉,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然后拿来逼着审片人:你给我签了吧,签了吧。

   陈虻说:“不是,深刻不是就凭胆大,语不惊人死不休,电视片子的深刻尤其不能凭解说词拔高。”

   在他的讲课录音带里,数次谈到这个问题,还总结出“认识深刻、表达深刻、包装深刻”。陈虻所说的“好片子”一定具备这样的特征:  

    真正深刻的表达,实际上应该依靠结构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单一语言的力量。这种结构是如何去建构这个片子中的相关人物、相互关系,在这种关系里呈现出一种深刻。要寻找复杂的、有张力的、用丰富社会内涵的关系去表现,去结构。

   结构的力量是可以改变这个故事的深刻程度的,是可以改变这个故事走向的,是可以改变你要揭示的问题的。

   你不是要说出某些危言耸听的话,而是更多地去思考与这个事件相关的、同它发生关系的一些存在。其实一个人孤立的存在是不深刻的,当他和社会发生了某种关系,从他的身上能揭示出我们社会的某种存在的话,这就是深刻所在。

   我们有一个摄影师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不是在纪录发生,我们是在努力地表达它为什么发生,通过它的发生来寻找它为什么发生。深刻往往是这样开始的。

 

陈虻:利用结构的力量深化主题

 

    2000 年陈虻曾经策划了一个节目叫“发生在2000年的故事”。一个编导去拍了中国女足。

    拍完以后编导来送审。陈虻问:拍了一些什么?

    编导说:放心吧,特感人,训练特苦。

    陈虻皱眉摇头了:我相信你煽情的能力和对感人事件挖掘的能力,但如果你照这样拍下去,拍出的片子,在我眼里面毫无意义。

    编导说:你认为应该怎么拍?

    陈虻循循善诱:利用结构的力量来深化主题。这是我们的一种基本创作方法。

    如果你死盯着女足,拍出来就仅仅是训练。如果你把视野打开,比如说你拍一个采访女足的记者,她回去如何发稿,在发稿的过程中主编删改了什么内容;或者你拍一个女足队员的丈夫正好是男足的什么经纪人,我就认识这么一对夫妻。你通过人物关系建立起结构来,我们看到中国男足所享受的这种社会荣誉,获得的这种利益和报酬,然后再看女足的默默无闻,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我觉得这里面呈现出来的内容和表达的思想比你现在呈现的要丰富得多。

    不仅仅是一个奉献、一个执着,它可能呈现的是这个社会正在发生怎样的演变,而在演变的过程中还有部分人,怀着那么一种浪漫的激情在为理想而奋斗,而这种理想在现实面前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不堪一击,而这种理想恰恰是历史传承给它的。而历史走到今天,它已经面临新的现实问题,它不再是一个流血流泪流汗获得金牌的简单的奋斗片,它所能说明的问题变得复杂了。

     所以,当一个题材只是奔着核心部分展开的时候,你报道的事实可能十分简单。如果关注整个事件的背景,这个事件就会变得让人有更丰富的读解空间,有更深入的展开的可能性。你呈现出来的是一些可供大家思考的事实,相当于新闻的组合信息,引导观众对结论的判断。这样的节目就会深刻,也不容易死在审片人的枪口下。

   拍女足,这个选题完全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很容易被接受,陈虻认为,正是这样的题材可以也应该做不同以往的表达:“如果你主观上就把它当一件好人好事,传统的宣传观念把你束缚了,只能说面对这件事你根本没有思想。因此不要一味的抱怨没有创作空间,而是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的空间用足。”

 

     陈虻:结构就是如何选择配角

 

    在一个事件的报道中怎样去结构?

    陈虻说:我认为结构的力量就是人物的选择,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如何选择这部片子的配角。也就是说,有意识地把谁和谁拍进来,把谁和谁放弃掉,你怎样去选择这个片子里的相关人物。

   像一个电影编剧一样,编剧写出这个人物就出场了,不写剧情里就没有这个人物。我们在拍新闻的时候也是这样,你拍这个人,这个人就出现了。哪些人物,或者哪些事件,哪些相关的内容,能够进入你的片子,这是你思考问题的关键。

   〈新闻调查〉在世界艾滋病日播出了一个叫〈以生命的名义〉的片子,同性恋这个敏感人群、敏感话题第一次上了央视。片子播出,陈虻大赞。他还曾为不是他审的连呼遗憾。他说:为什么一个具备风险的题材,这么让审片人轻松、放心,签字通过,就是结构在里边起了大作用。

    陈虻具体分析过这个片子的结构,它分了几圈: 第一圈核心圈是得了艾滋病的同性恋者,这圈里还分为愿意面对镜头的和不愿意的;第二圈是没有得艾滋病的同性恋者,第三圈是同性恋的家庭,他们的妻子或者丈夫,第四圈是为同性恋作社会公益事业的人们,第五圈是研究同性恋的专家。

   陈虻说:建立起这样一个结构,找到了不同层面的配角,让他们出出进进,所表达的就不是猎奇、八卦、窥私,不再是我们担心的那些具有风险的东西。于是曾经被禁播过的题材,现在安全播出。

    陈虻说:一个创作者怎样变得成熟?当你的思维打开的时候,你就走向成熟。而任何事物只有当你去考虑它的复杂关系时,你的思维才会真正打开,而且一定要全线打开。往前面走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左右看,找到所有的相关者。

    他一再强调选择配角的重要:当你的视角从一个人身上打开的时候,不仅看到这个人,而且要看到这个人身边的人,这个人身边的树,这个人身边所有的变化。其实纪实性创作不是没有选择的,要选择这个人物和其它人物相关的东西,建立丰富的关系。这种丰富关系的建构就是这个片子的结构,这种结构是帮助你使一个题材更加深化的方法。

 

   陈虻:作节目,要学会放空自己,去感受。

 

   陈虻在培训新手和年轻人作好片子的时候,很强调面对一个题材时的直觉,也很珍惜每一个人的最原始的初衷考虑。

   他说:紧紧的抓住那种感受,抓住吸引你的那个东西,不断的追问。它往往是最珍贵的,它是不骗人的。就像我审片子的时候,我不是从理论出发,从道理来说应该怎么做,我把自己当成一个观众,不喜欢看就是不喜欢看,我要问自己为什么不喜欢看。找选题也是这样,我们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你要努力问自己:我为什么对它感兴趣?到底什么东西让我感兴趣?从这点出发,可能就是我们进入做一个好片子的起点。

    他说:生活中很多的感受,实际上就在我们的眼前,就在我们的耳边,或者与我们擦身而过。但是我们缺乏对它的追问,而缺乏这种追问就丧失了进入深刻的可能性,就会变得落入俗套,什么事情都是千篇一律,什么事情都是按部就班,对个性的东西,缺乏不断追问的欲望和思维习惯。其实我们本身就具备认识深刻的一种潜能,只是我们缺乏在这方面的一种欲望。

    我们有一套不知道是在学校里学的,还是在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套观念,它已经成了一把筛子,把很多东西滤掉。如果要想做出新的东西,最需要改变的是你自己,你要重新做人,重新寻找。

    他说,做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感受,你那种感受要准确,要真实,你要尊重你的感受。我觉得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是一个需要长期磨练,锲而不舍才能够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一个过程。实际上,超越自己是最难的。

 

    从央视人回忆陈虻的文章中,挑出两个小片断作为本文的结尾:

    陈虻对《新闻调查》的一个年轻女记者说:“小姑娘,你的主观性太强。作节目,要学会放空自己,去感受。”

    陈虻对在灾难现场采访的柴静说:“去,用你的皮肤感觉新闻”。

    在陈虻的心目中,电视人的生命感受,现场感受,也是做一个好片子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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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泓

徐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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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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