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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父亲没有躲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

    运动初期,父亲刚从大庆油田讲学回来。当时社会上、校园里已经红卫兵抄家成风。我们家在红卫兵还没有闯进之前,是父亲母亲带着儿女们自己动手抄的,还主动的腾出了房间,让别人搬进来。文革期间10年,我们家搬进了两家人,楼上楼下,厨房厕所,还有楼道,成了3个家庭近18口人的公共宿舍。

    物质环境的变化,父亲母亲可以接受和适应。要批倒批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教授家里不许再雇保姆,母亲就动手做全家人的一日三餐;教授住宅要和工人家属宿舍的待遇一样,我们家的锅炉和暖气设备统统被拆掉了,父亲就担负起管好三个蜂窝煤炉取暖的重任,晚上封火,白天添煤。煤炉容易灭,他还琢磨出了快速点燃的窍门。1969年去五七干校,我们全家8口人分在八个地方,父母也熬过来了。

渐行渐远的背影:父亲篇(下)

            唯一的一张在照相馆的全家福(1968年)

    让父亲母亲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是对知识分子人格与尊严的摧残。士可杀,不可辱。1966年10月6日,父亲东吴大学、燕京大学双料校友、北京大学哲学系沈乃璋教授被点名,被抄家,他不堪凌辱服毒自尽。父亲母亲为这个多年的好友、我们的“沈大胡子伯伯”唏嘘垂泪。

    1968年全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这是文革中时间最长、迫害人最多的一次运动。工宣队进入北大领导运动。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北大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所以这次北大有900多人被集中隔离审查,占全校教职员工总数的四分之一。

 

七.

    父亲也被关进了“牛棚”,不准回家。他还成为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战果:数学系挖出了一个隐藏最深的美国特务。主要罪状之一是父亲当年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司徒雷登校长为他写了8封介绍信。工宣队让父亲交待这都是些什么联络图?

    和父亲一样被揪出来的美国特务还有董铁宝教授,也是父亲最好的朋友。董伯伯比父亲小7岁。他1945年赴美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参与了美国第一代电子计算机的设计、编程和应用。1956年他毅然放弃已有的一切,冲破重重障碍,和夫人梅镇安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绕道欧洲,行程万里,历时3个月回到了祖国。

    我们家和董伯伯家比邻而居,两个院子中间只隔一条小径。父亲轻易不夸奖别人,但对董伯伯却赞不绝口,常说:“这个人可是聪明绝顶。”每次在程序设计与计算方面遇到难题,父亲都径直去找董伯伯。

    1968年10月18日晚上,同父亲一起被关押在北大28、29楼的董伯伯,偷偷溜出来,在校外的一棵树上挽结自缢。

    父亲终于获得了隔离审查期间请假回家的一次机会。听说此事,他黯然无语,只能叮嘱母亲悄悄去董家看看。1980年代初,国门打开不久,董伯母就带着三个在美国出生、可以立即恢复美国国籍的孩子,回大洋彼岸去了。

 

八.

    改革开放初期,最先迎来的是科学的春天。父亲已年近七旬。

    他为这“迟到的春天”痛心:中国的计算数学起步并不晚,五六十年代的发展也很迅速。可惜“文革”让它整整中断了十年。而这十年,国际计算机界突飞猛进,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一下子拉大了。

    必须迎头赶上。父亲憋着一股劲儿,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要为国家再出把力。

渐行渐远的背影:父亲篇(下)
    如果说1950至60年代父亲集中力量在解决计算问题,那么进入80年代,他的目标很明确:改变我国软件领域的落后,研制与建立优质的软件库。他对优质的要求也很明确:质量要尽可能好一些,应用的范围要尽可能广一些,用户使用时要尽可能方便一些。

   这时,中科院计算所老三室已经升级为计算中心了。父亲骑着一辆女式自行车,经常往返于中关村与北大燕东园之间。

   在他的指导下,计算中心1985年建成软件工具ODGEF,它相当于一个专家系统,能够高效率地产生“优质生成方案”,迄今尚未见到在国际上有这种数学软件工具。

   1982年,父亲在计算中心承担了国家“六五”科技攻关重点课题“数学软件库”的研制任务。此时美国已发表了自己的数学软件库。到1985年底,经过计算中心数学软件组和协作单位大约50人三年的努力,父亲主持研制的中国软件库“STYR”,也通过了技术鉴定。这是中国第一个数学软件库。

渐行渐远的背影:父亲篇(下)父亲和计算所老三室
 

   1990年7月,由父亲的学生发起,为他隆重庆贺80寿辰。出席这个贺寿茶话会的180多人中,不仅有他的老同事和中国数学界的老前辈,还有他从30年代到80年代六代学生的代表。

    父亲的学生多,是出了名的。原北大数力系总支书记林建祥教授说,当年北大几乎所有理科生都选过父亲的高等数学课,而1956年在北大建立计算数学学科,几乎所有这个学科的参与者都认徐先生为自己的老师。

    创立“汉字激光照排”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王选教授是父亲的学生,他的夫人陈锟球教授,还当过父亲多年的助教。她身材纤细小巧,父亲亲切地称呼她:“小不点儿。”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芙清教授是父亲的第一个研究生。记得1955年她来家里时,梳着两条大辫子,穿着一条布拉吉,在我们眼中是一个漂亮的大姐姐。父亲去世后,她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徐先生创立一个方向,然后交给了年轻人。如今,由他奠基的计算数学这个老根上,已在北大和中科院发展成很多学科,根深叶茂。”

渐行渐远的背影:父亲篇(下)左起分别为徐采薇、杨芙清、父亲、陈锟球、吴文达(2000年)

    1956至1959年中科院计算所举办过三届计算技术培训班。父亲是最早开课的教师,也是三届的主讲教授。培训班学生数量相当大。直接受业的已不少,还有更多的是学生的学生。当1980年代以后,我国计算数学学科迎来大发展的时候, 所倚仗的基础人才队伍,许多部门和科研单位承担攻关项目的技术骨干,大多出自这三期培训班。

    中国学术界,尤其文科,素有“重理论轻实务”的传统。著书立说,发表理论性论文专著,更容易被尊崇,获得“大师、泰斗”的称号。其实自然科学界,在许多服务于国家需要的重大成果背后,有无数默默无名的英雄。父亲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始终不渝地走在应用型学术研究的路上。

    在父亲百岁寿辰祝寿会上,原北大数力系总支书记林建祥教授说:“许多理论型的学术成就,一般众生未必能体会到其价值,实际贡献也未必能达到徐先生的规模。”他还说:“这种经历对于徐先生也许是偶然的机遇,但实在是与徐先生一贯务实、低调的风格分不开的。”

 

十、

    父亲高寿,活到了一百岁。家里真是福星高照,我们作儿女的都沾到了他的福气。

    母亲去世后,在父亲独自生活的20年里,他的平和、淡定、从容、达观,深深地感动和教育着我们。

    有长寿的秘诀吗?父亲的生活非常规律,按时起居,饮食适度。白天在书桌前读书、写字、下围棋,晚上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们劝他多做一些运动,他一本正经地反问:是爱动的猴子活得长,还是不动的乌龟活得久?

    勤动脑,人不老。父亲不止一次地说过:“脑力活动更重要。什么时候我糊涂了,不能思考问题了,就说明我对这个社会没有用处了,废物一个,对你们也是负担和累赘,那我就走了。”

    围棋,父亲终生的爱好。在98岁以前,他几乎每天都要摆棋,没有对手,就自己打谱。在美国定居的二弟回国探亲,是父亲最快乐的时光,因为这个儿子会下围棋。父子俩黑白博弈,杀得性起。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父亲棋力逐渐下降,他又不肯服输,有时候一天对阵六、七盘,下到最后脸都红了,我们赶紧暗示弟弟:“快点让子呀!”

渐行渐远的背影:父亲篇(下)
    父亲病危之际挂念的一件事,也与下围棋有关。1977年国家形势刚刚缓解,北大化学系徐光宪教授经常到家里找父亲下围棋,其间提到他所研究的稀土萃取,需要数学计算的支持。 1980年 父亲为徐光宪的“串级萃取理论”提供了数学模型、算法和数学证明,并成功地使用计算机模拟出逆流萃取的动态平衡过程。 30年后,父亲在病床上听到徐光宪因稀土研究成就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他追问了好几次:是否用了那个数学模型和算法?

    过了90岁,父亲决定做一件事情,向自己的脑力挑战。1956年父亲在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访问考察的时候,曾用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苏方交给他一个题目:冶金行业所急需的虚阶虚变量函数表的计算机编程。父亲所编的程序经箭牌(стрелa)计算机演试,结果与美国的函数表毫无差别。当时不能把这个成果带回国,父亲也从来不再提起。直到晚年,他才和我们讲了这段经历,并决心凭记忆以及当时的一些记录,把这个程序编制过程与算法写出来。

渐行渐远的背影:父亲篇(下)

   

    他伏案笔耕,字迹清秀,写在方格的老式稿纸上。我们劝他,不要太累了;还经常给他泼冷水:计算机技术更新的速度太快了,50年前的编程早就过时了。但父亲不为所动,天天按时工作,对我们唯一的要求,供应这种老式稿纸不能断顿儿。

    后来,杨芙清教授知道了此事,感动地说:这个程序应该是中国第一个完整完成的计算程序。

    在这个工程完成以后,父亲兴犹未尽,他觉得自己还可以写,再留下一点儿有意义的东西。于是95岁那一年,他又开始为中学生写关于数学的科普文章系列,他说:“现在的教育不得法,要从培养孩子们的兴趣入手。”一年里他写出了一本小书,题目是《由“鹤立鸡群”引出的一个数学问题》。97岁时在“人过五十”网上开了博客,连载此书。

 

十一、

    终于写到最不忍下笔的父亲临终时刻了。

    2010年10月15日凌晨,因肺炎住院的父亲告病危。在以后的三天里,两个在美国的弟弟全都赶回来,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日夜守护在父亲的身边。

    这一年七月十六日,父亲过完100岁生日,第三天就因肺炎发烧住进医院。九月五日出院,回家仅仅住了15天,肺炎再度发作,又被急救车送回医院。协和医院的大夫们几次提醒我们,要做好准备。但看到父亲一次又一次度过险关,心电图、血压、呼吸、血氧的指标,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我们都祈祷奇迹的出现。

    10月20日上午,父亲招呼我们摇起病床,拉过小桌板,他要笔和纸。在这之前,由于不断的吸痰,父亲的嗓子哑了,想说话说不出来,我们曾经几次试着让他写。父亲努力过,颤抖着、吃力的划,有时候是中文,有时候是英文,有时候是数字,有时候是图形,都搅在一起,我们看不懂,也猜不明白。

    这次,父亲拿起笔来,慢慢写,显然比过去有力气。纸上出现了他的签名:徐献瑜,从上至下,竖写的。我们摒住呼吸,等待下文。父亲从左至右,横写的:再见。

    一笔一划,笔锋有力。父亲向我们最后地告别了:超然,潇洒,坚毅。
   渐行渐远的背影:父亲篇(下)   渐行渐远的背影:父亲篇(下)

十二、

    父亲说过,我和你们母亲最大的共同点,我们都是研究数字的:1、2、3、4、5、6、7。只不过数学是解释世界的,音乐是表现世界的。

    父亲母亲墓碑的碑面:上边是一行数学公式,当年父亲在美国写博士论文证明的,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下边是一行五线谱的曲子:母亲创作的儿歌“摇啊摇”。

渐行渐远的背影:父亲篇(下)


    设计墓碑的时候,父亲要求加上一个图章型的图案,也是数字组成的。田字格:上下左右,怎么念都是34或者43。父亲是34岁结婚的。我们猜34可能代表这个,但43呢?问过父亲多次,他含笑不语。

    于是,父亲母亲永远地带走了一个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秘密。

渐行渐远的背影:父亲篇(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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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泓

徐泓

82篇文章 2年前更新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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