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感恩节。 以纪念父亲的文字，表达我们对父母双亲无限的思念与不尽的感恩。

父亲最后一幅照片（2010.7.16.百岁生日）

一．

　　父亲 2010年10月23日凌晨病逝。

　　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第二天，10月30日，中青专线刊登特稿，题目是：《再见，“徐献瑜”一代》。

　　父亲这一代，主要指的是出生于民国元年前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一群知识分子。

　　从父亲大学同窗的名单可以初窥这个群体：

　　1928年父亲进入设在苏州天赐庄的东吴大学学习，同级的学友有费孝通、杨季康(杨绛)、沈乃璋、孙令衔、朱雯等。

　　1932年父亲进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同班的学友有袁家骝、毕德显、张文裕、王承书、冯秉铨、陈尚义等。

　　在中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史上，一个个沉甸甸的名字。

　　这一代人几乎有着共同的经历：先后赴欧美留学，国难的时候回来了，国运转折的时候留下了，历次政治运动经受了，改革开放以后再尽力了。

二．

　　1936年8月，父亲海上旅行21天抵达旧金山，随后乘火车来到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位于该市一片丘陵地带。

　　他来此校是特意拜匈籍著名数学家塞戈(G．Szeg )为师的。两年以后 ，父亲出色的完成了博士论文，成为华盛顿大学第一个获博士衔的中国留学生。

　　1987年，父亲重回母校，在自己恩师的铜像前伫立，在当年的宿舍楼前留影。 华盛顿大学校刊上还刊登了一篇对半个世纪前这位中国校友的访问，惊叹“具有传奇性”。

　　博士毕业不久，父亲即获得了一份条件优厚的教职。但他只坚持了一年，就打点行装，踏上了归程。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祖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父亲的家庭也发生了很大变故，祖父已经去世，浙江湖州老家的房宅被日寇放火烧毁，祖母带着一家人逃难到上海。父亲忧心如焚，无意在美国久留。

　　1939年8月，他回到祖国，但上海、北平都已经在日伪统治之下，只有母校燕京大学成为沦陷中唯一的孤岛。据说还亏了当年的司徒雷登校长，他在燕园升起美国的星条旗，以表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又特别在燕大校门贴上公告，不准日军进入。

　　于是父亲回到了未名湖畔，被聘为燕京大学数学系讲师、代理系主任，兢兢业业的教了2年书。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12月8日美国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战争打响的当天早晨，日本宪兵队就闯进燕园，对学校实行包围和封锁，燕京大学被迫关门了。父亲和几个教授还被日本宪兵队关押了数天。

　　老一辈人 “仇日”、“抗日”的心结，在父亲身上很深。平时谈及国事家事，他素来态度平和，只是一提“小日本”就从来没有好气。2010年秋天，父亲肺炎病重之际，有几天被噩梦纠缠，他把我召到身边讲梦，在日本宪兵刀下、黑暗的压迫与围困是父亲梦中多次出现的情景。

三．

　　1945年“八一五”，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燕京大学酝酿复校，父亲参加了复校筹备工作，并在10月1日燕大正式开学时，回校担任了数学系系主任。

　　但时局变化迅速，历史正在揭开新的一页：

　　内战的阴影犹如黑云压城，很快就打破了刚刚恢复平静的校园生活。北平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燕大校园内也开始罢课，学生们走上街头。

　　父亲本来埋头书斋，不过问政治，从未参加任何党派，但出于爱护学生和希望国内和平民主的愿望，他在1947年5月25日燕京大学32位教授联名对学潮主张的宣言上签了名。在这份宣言上签名的还有雷洁琼、翁独健、褚圣麟、戴文赛等。

　　1948年12月，解放军大部队完成了围城攻势，北平解放在即。据有关资料显示，毛泽东曾发电文，指示前线指挥员要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和市郊名胜古迹。共产党派干部进入了燕京大学。

　　我们家住在燕东园，这个由22栋美式别墅小楼组成的住宅区，位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之间，远近围城的炮火时时可闻。母亲的亲戚，尤其五姑梅家、七姑卫家都准备迁居国外，父亲的一些老友也有类似的打算。众人临行前询问过父母亲的动向。父亲摇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他说，他不想逃难。

　　他把母亲和三岁的我以及襁褓中的妹妹，送进城里亲戚家，他一个人留在燕东园的家里，天天面对着围棋盘，举着棋谱，落子打谱，静等解放。

　　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三天，母亲就带着我和妹妹从城里匆匆出发，找不到汽车，雇了两辆洋车，母亲抱着妹妹坐一辆，我和一堆行李坐一辆，一路飞奔回家。

　　新中国成立以后，燕园湖光塔影景色依旧，但所有的人与事，都处于巨大的变化之中。1951年底到1952年将近半年的时间里，父亲接受了第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运动。当时的背景正是抗美援朝。燕京大学作为美国人办的学校，运动的中心就是批判“崇美、亲美、恐美”，和以司徒雷登为代表的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

　　1952年进行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搬进了燕园，燕京大学从历史上永远消失了。父亲成为了北京大学高等数学教研室主任。

　　父亲渴望跟上新社会前进的步伐。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了北京大学校工会副主席。父亲说的是真心话：“应该改朝换代了。相信共产党能够带来一个清明的政治，国家的强盛。”

四．

　　从1955年开始，父亲的学术生涯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当时开拓电子计算机这个新兴技术领域引起国家的重视。北京大学数学系得风气之先，着手筹组计算数学教研室，父亲被选中做为这个新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对中国数学界来说，计算数学还是一片处女地，许多学者连计算机是什么模样都没有见过。对父亲来说，也是如此，况且从事计算数学，意味着他在年近半百时还要转行，由他所熟悉的理论数学，转向不大熟悉的应用数学，特别是转向应用数学中面孔陌生的计算数学。

　　但他欣然从命了。因为父亲知道这是国家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的需要，同时他自信中国人能够掌握国际上的先进科学与技术。

　是年，父亲与胡祖炽、吴文达、杨芙清等组建了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教研室，这是全国高等院校中第一个计算数学教研室。

1956年父亲参加了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我国科学发展12年规划”的制定工作。他所在的计算技术和数学规划组，由华罗庚领衔，26名数学家、计算机专家和电子工业部门的专家组成。规划会议结束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发展计算技术被列为国家四项紧急措施之一，并立即筹建研究机构。

在不久以后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14人的筹备委员会里，父亲是成员之一，负责筹备与组建计算数学队伍。

这一年父亲两次赴苏联考察，3月里去了12天， 9月一走3个月，年底才回来。这是我们记忆中父亲离开家时间最长的一次。那年头去苏联好比改革开放初期去美国。掐着指头算日子，把父亲盼回来，我们都围着他的大箱子，眼巴巴等着分礼物。在一片雀跃中，我得到了一条绸质的红领巾，从此我的胸前飘起一条苏联少先队的红领巾，在那个年代可是无比的荣耀。

　我记得父亲给母亲带回来几双丝袜，还有一条图案与色彩异常雅致、欧洲风格的方丝巾，母亲欢喜异常。丝袜她已经多年没有穿了，我看到后来她每次穿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地一点点套上来，她说：跳一点丝，袜子就破了。至于那条丝巾，只有隆重场合母亲才会束起它。34年以后母亲去世，我们把这条丝巾为她围上，图案与色彩竟还如当年一样新鲜。

五．

1957年春天，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成立，内设三个研究室，父亲任三室主任。当时室内约有70余名青年科技人员，在父亲和副主任张克明，研究员董铁宝、冯康的指导下，他们中的很多人，如高庆狮、黄鸿慈、许卓群、仲萃豪、蒋尔雄、刘慎权、董韫美、李家楷、储钟武、张绮霞、谢铁柱等后来成为中国计算数学界的中坚力量。

　　当时国家正投入大规模的建设， 所有的工程建筑、科学尖端、国防工业，最后都要计算。而几乎每个计算项目都有父亲的参与。对于一个愿以科学报国的知识分子，这是多么快意的事情！

　　从1957年到1965年文化革命前夜，父亲领导的计算所三室，完成了82项工程计算的数学问题，包括电力工程、天气预报、大地测量、石油开发、水坝、建筑、桥梁、飞机、机械制造、人工合成胰岛素以及两弹一星相关的重要计算问题。

　　这段时间其实国家并不消停，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社教等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但父亲忙着创建新学科、培养专业队伍，解决计算数学问题，没有被卷入政治漩涡之中。而且他虽然在北大任教，但工作重心基本转移到了中科院计算所，躲开了北大校园里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是非与风浪。

　　父亲是幸运的。他对此所下的结论语重心长：“还是搞自然科学好，能为国家干点事。搞社会科学风险太大了。” 1957年3月，他的东吴大学、燕京大学双料校友、社会学、人类学著名学者费孝通教授，因为写了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登在人民日报上，被打成大右派。父亲为此曾深深地感慨过。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