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正能量  今天发了一条微博，

     梁漱溟：一生充满传奇色彩：6岁读书，学的是ABC，却成名于现代新儒学；只有中学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北大教书；在城市出生成长，却长期致力乡村建设。他一生追求两大问题：一人生问题，人为什么活着；二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1988年的今天，梁漱溟先生逝世，享年95岁。缅怀！

    梁漱溟先生去世的前一年，1987年他过94岁生日时，我采访过这位老人，现翻出当年的稿件，以此表达缅怀与景仰之情。

      头戴一顶瓜皮呢帽，身穿一件对襟小褂，脚蹬一双尖口布鞋。任凭世上的服装如何千变万化，中国新儒学的泰斗梁漱溟老人衣着始终照旧。

     “九九”重阳，老人跨入他人生旅程第九十四个年头。“九”在古汉语中蕴含着无穷之意，梁老的生辰恰逢双九，也许正是因为讨了个这个吉利，他至今还耳聪目明，活得健朗怡然吧！

     不过年岁终究不饶人了，一生勤于笔耕的梁老，现在写作的速度显然慢多了，有时回封便笺也要花二三个上午，文章自然轻易不写了。不过，他并未感到遗憾，他说：“要写的东西都写过了，没什么可写的了。”

    有时梁老还提笔写点零篇。最近完成的一个零篇，是他应邀为成都武候祠写的碑文。谈起诸葛孔明，老人动容地表示：“我平素非常崇拜诸葛亮。我爱他的谦虚。一般人都认为他很有智巧，其实他很谦虚，愿意听人家指责他的话。谦虚谨慎是最可贵的品质，一个人自以为聪明，了不起，那就不行了。”

    梁老曾长期被视为“异端”学者，虽然他不辍写作，但对在有生之年出版自己的著述已不敢抱有奢望，只准备留给后世知了。1986年却着实使老人兴奋了：他的两本著作《人心与人生》和《中国文化要义》再版；另外两本《东方学术概观》和自传性的《我的努力与反省》新版。

    他告诉笔者：“在《东方学术概观》中，收入了我研究儒家、道家、佛家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儒佛异同论》是在红卫兵抄家后写的，那时手边没有一本参考书，全凭脑子里的记忆。”

    在“文化大革命”中，梁老不仅书籍被一抄而光，连人也给扫地出门。十多年里，他搬了三四次家。现在他住的木樨地22号楼一套四室一厅的住宅，是1980年春节落实政策后才搬进来的。

   梁老过去曾以学人参政，一生中同国共两党诸多领导均有接触，与毛泽东更有一段不寻常的交往。而他从毛泽东中南海家中的座上宾，一落千丈，两人关系交恶，是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

   这次会议讨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总路线。梁老在发言中明确表示“不同意”。他还直言批评了中共的农村政策：

   “我想着重点说的，那就是农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这段被称为“九天九地”的谏言，让毛泽东非常不快。他在后几天的会议上几次不点名批评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的梁漱溟也不服气，9月16日他再次登台发言申辩，并公开向毛泽东叫板：“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

    这段公开向毛泽东索讨“雅量”的公案，导致梁老从此不再涉足政坛。但他始终关心国事。

    他的孙子告诉笔者，爷爷九十高龄以后，仍然是每天凌晨起床即听新闻广播，午后细细读报，晚上还要再看一段电视新闻。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凡是政协例会，他每次必到。不久前学术界组织的一次政治体制改革讨论会，梁老还兴冲冲地由孙子扶着赴会，作了一番即席发言呢！

    梁老尊孔，众所周知。对他的学术观点素来既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但学术界一致公认梁老为人处事表里如一，尤其是从不屈从于权势的凛凛风骨令人钦佩。

    最近《光明日报》披露了梁老在批林批孔时的态度：当时梁老已受到江青的点名批判，但他仍然秉笔直书，写了一篇长达3万字的专文《今天我们应当怎样评价孔子》。在文中他毫不含糊地提出：“目前批孔运动中一般流行的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

   当时的政协学习会，从1974年2月到9月，整整批判了他7个月，大小批判会总计100多次。最后要他发言表态，梁老一语惊四座，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