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韩德常（1915.11.13——1990.7,14），如果在世，今年是百岁寿辰了。

   翻开母亲留下的老相册：逝水流年，厚重、沧桑、斑驳的历史碎片，在褪色的黑白影像中，流溢出另一个时代的风情。对我固然陌生，但可能由于血脉相连的缘故，又有似曾相识的温暖。

   母亲在照相馆照的人生第一张标准像。

   老话说：“七坐八爬”，讲的是小儿七个月会坐，八个月会爬。

   高背椅上，母亲坐姿自如，神色安静，显然年龄在七个月以上了。掐指算算，这张照片至少有九十九年的历史了。

   经推证，这家照相馆叫“铸新”，位于“北京琉璃厂中间海王邨公园内”。离母亲的家：北京南城，祖宅椿树胡同14号（后来的南柳巷25号）不远。

   母亲的亲妈叫王敏。身体不好，生孩子多，大多夭折，只剩下兄妹两人：母亲和我的大舅韩德章。

   生母因肺痨去世，好像不到30岁。母亲丧母时，还不足3岁。

     应该还是 “铸新”的作品。民国初年的照相馆都布置的像话剧舞台：有精致的风景陪衬，还有小围栏的实景搭配。

    相片里的母亲，倚着栏杆，童花头，小碎花棉袍，端正秀气的面容，已初露“美人胚子”。右侧坐着她的父亲，长袍马褂，瓜皮帽，棉鞋。

    我的外公韩振华（1884——1963），号诵裳。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的是电气化学。 回国后先在天津学堂教过一两年书，这就是为什么周恩来总理曾称他为“大学长”的缘故。后来到了北京，一手创办了师大附中，就是和平门外的那个师大男附中。他做第一任校主任。做了七年，累得胃病吐血。自此弃教从商，一直在金融界任职。

   这张父女合影，母亲一直珍藏在照相簿最重要的位置上。那时外公应在中国银行大连分行经理任上，常年不在北京。大约惦记这个没娘的女儿，留了这个念想儿。

   外公解放后做北京盐业银行经理到1963年病逝。他是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还当过北京市第一届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二舅韩德刚说：“我看到过他的证书，上边有叶剑英签字。”

   那时叶剑英任首届北京市市长，他找外公谈了一次话，说他们经过调查，北京所有这些银行经理，都不怎么规矩，都是倒黄金美钞的，“只有韩经理还比较清廉”。

   三舅韩德扬说：“韩经理不爱钱，他附庸风雅，爱字画。薪水都买字画了，以为都是真品，还很得意。等解放后，荣宝斋来了，说韩先生我们卖给您的画，现在得跟您说真话，没有几幅是真的。”

不   过外公与大收藏家张伯驹交往频乃，与一些书画家结为好友，是不争的事实。藏品中当然也有真货。比如外公留给母亲的四幅花卉条屏，落款“石雪居士”，著名书画家徐宗浩的真迹，并有“送诵裳道兄雅正”的字句。

   母亲的家族显赫，她出身于“天津八大家”。

   据史料记载，自清朝咸丰初年(1851年)起，天津城里就流传着一个关于八大家的口诀： “韩、高、石、刘、穆，黄、杨、益照临” 。 排名第一的“东门外韩家”， 又称“天成号韩家”，从事海运业，是靠海船、海运发迹的。　

　 韩家到了上个世纪初，离开天津落户北京，买下了北京南城西琉璃厂尽头南柳巷的一处大宅院，共有101间房。解放后实行“经租”时，租给中华书局大部分。自留房还有28间半，正、偏两套小院。冬天正院各房要生10个大炉子取暖。

   这张在祖宅大门前的留影，证实着后辈的回忆：“老宅门向东开。门前两旁有门墩、上马石。高门槛，两扇大门”。照片里看不到的：“进去是门厅。两旁有长两米左右的“懒凳”（凳身较矮，凳面用见方的整木做成）。门厅的西面上方悬有“五世同堂”的匾。”

   小小的母亲，居于照片的正中位置，显然被金贵的呵护着，垫着一个棉垫，坐在高门槛上。她一手扶着门墩，与众人看镜头略有不同，她面庞微微向右，一副端庄恬静的小模样儿。

   外公在她的左边笔挺站立，衣着与上幅照片略有不同，还是长袍马褂，中式装扮；但头上换了礼帽，足下换了皮鞋，已经西风渐进。

   照片中左一身着童子军制服的是大舅韩德章（1905－1988），他比母亲年长十岁。听老一辈的人回忆，这位韩家长子，聪颖过人，博学多才，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尤其精通世界语；还懂音律，会吹笛子，能唱昆曲。

    但他一生不顺，诸事不如意。早年考官费留学，成绩第一，却被一个官家子弟顶替。赴美学音乐不成， 1928年他毕业于燕京大学理学院农学系，凭着一腔热血，投身于中国农村经济调查， 194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专著《中国工业化与农业建设》，其中多有真知洞见。可惜战乱时期执政者无暇顾及；50年代以后，经济学科又不被重视，他和他的研究长期遭到冷遇。1988年这位中国农业大学退休教授在寂寞中病逝。

   母亲在爷爷韩渤鹏（耀曾）和奶奶卞氏身边长大。

  爷爷韩渤鹏，清季维新时，曾任警察道；北洋政府时，为国务院秘书上行走。

   值得一说的还是奶奶卞氏，有的称她为卞家老太太，有的称她为韩大奶奶。总之是南柳巷25号大宅门里的当家人。

   母亲的奶奶也出自天津八大家，不过是新八大家。咸丰年间口诀中的八大家，后来有的逐渐败落，新的豪富又不断生成，于是崛起的家族取代了衰落的家族。新八大家榜单里就有了李善人家、益德王家、乡祠卞家、高台阶华家。

   卞氏就是乡祠卞家、也称为 “隆顺榕卞家”的女儿。母亲的爷爷还有一位姐妹嫁到了卞家。天津八大家之间讲究互相联姻，可以从各家多对婚姻里考证。

   照片中奶奶卞氏面容清癯，深眼窝，高鼻梁。瘦高身材，比爷爷高出半个头。豆蔻年华的母亲，刚及奶奶的肩下。

   韩家阴盛阳衰。卞家老太太生了两个儿子，但小儿子夭折，只剩下外公独苗一个；生了五个女儿，个个如花似玉。也就是说母亲有五个姑姑。

   每临大事有静气。家里家外，但凡有事，任爷爷怎么说，奶奶坐在炕上，纹丝不动。等爷爷发过火了，她才开口，说一句是一句。

    众人皆佩服卞家老太太思想开通。她先解放了女儿们的脚，除了大姑以外，其它姑姑都没有裹脚，都是天足。她还鼓励女儿们读书，从5、6岁开始就送她们进严氏女塾，以后上了专科、大学。女子留洋读书，这在当年是很容易遭非议的事。但卞家老太太一锤定音，让六姑、七姑去了美国留学。

   在女儿们的婚事上，她也颇有眼光，三位姑姑都嫁给了当年的“海归”，四姑的丈夫是英国留学归来的傅铜，曾任西北大学校长；五姑的丈夫是美国留学归来的梅贻琦，当了13年清华大学校长，六姑的丈夫是美国留学归来的邝寿堃，新中国成立以后，当过北京矿业学院副院长。

    母亲的爷爷1935年去世，奶奶1942年去世。

   卞家老太太的丧礼风光备至，院子里外搭棚，几步一帐幔。丧礼之后没用完的成卷蓝布和白布，韩宅做被面、被里，用了好多年。

   母亲的五个姑姑分别为：大姑韩俊华，号 长文（1878——1975）、四姑韩升华，号忆文（1891——1969）五姑韩咏华，号爱文（1893——1994）、六姑韩恂华，号佩文（1899——1966）七姑韩权华，号筱文（1903——1985）。

   她们曾经被周恩来总理称为“韩家姐妹”。周总理夫人邓颖超大姐，更是与韩家五姐妹中的三位相熟，和其中的一位在“觉悟社”还有战友之谊。

母亲从小听这些姑姑们说话，耳濡目染，乃至后来老人们称赞她“很会讲话，礼数周到。”

    母亲与比她年长一轮的七姑感情最好。在七姑的影响下，她从小学钢琴；生平第一次上台演出，就是在七姑的琵琶演奏会上。

     这张照片中的韩权华还在北师大上学，不足二十岁，她手揽着母亲，母亲伸出手拉着七姑，一脸盈盈笑意。

   和韩权华并肩而立的是母亲的表姐，大姑韩俊华的女儿李惠年（1907——2007）。

   她也是在韩家大宅门里长大的。因为她的母亲韩俊华结婚后，没有离开娘家，一直住在偏院。 

   李惠年在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上学时，和在这里教音乐的七姑，都以漂亮出众。当然七姑风头更盛：只见韩老师走过来，身材高挑、头发漆黑、皮肤白皙，学生们频频回头。

   我的外婆（母亲的后妈）高珍曾说：七姑长得特漂亮。那真是美人。你说美吧，也不是什么双眼皮、大眼睛，就是特别秀气，那种秀气真是“山川清秀”。

   据说，当时北平报纸上用八个字形容韩权华“长身玉立，洒然出尘”。

   姑侄两人后来都出国研习音乐，李惠年去了法国学声乐，韩权华去了美国专攻音乐史。

   姑侄两人的命运再度交叉，是在1946年以后了。当时七姑嫁给了爱国将领卫立煌，李惠年嫁给了留法左派学生领袖、科学家汪徳昭。通过汪徳昭的辗转努力，卫立煌与中共周恩来恢复了联系。在东北战场上，卫立煌从始至终采取了按兵不动的原则，借机造成了战局有利于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态势。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润物细无声。少年时代的母亲，有这样两位气质不凡、思想开明的知识女性呵护，是有福气的。

   母亲的中学学业应该是在京师公立第一女子中学完成的。

   这所学校创建于1913 年，1926年经在该校任教的李大钊争取，从北洋军阀手中争得原清内务府会计司南花园旧址作校址。1931年改名为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

   母亲有了3个闺蜜 。

   照片中左一：夏承瑜。

   她的父亲夏枝巢是现代著名诗词家，在九个子女中，夏承瑜居末，昵称 “小九妹”。夏家在宣武门外永光寺街置了一处房产，屋舍众多，院子里花木扶疏，有许多马缨花、白丁香，还有和南柳巷韩宅院子里同样的葡萄架、藤萝架。此宅离南柳巷不远，所以两家老辈勤于走动，小辈更是互相串门。

    和夏承瑜的闺蜜之情，一直延续到大学。1936年她俩一起考取了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母亲主修钢琴，夏承瑜主修声乐。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外公不放心母亲孤身在外，将她转学至北平的燕京大学音乐系。1939年夏承瑜嫁给了上海音专的学长、主修钢琴的张隽伟，安家落户在上海。

   夏承瑜的六哥夏承楹，没有六嫂知名度高。这位六嫂就是《城南旧事》作者林海音。林海音一家从福建迁居北京，住在晋江会馆。这家会馆与南柳巷韩宅斜对门，不过几步之遥。《城南旧事》中小英子眼里的景物与人物，重现了当年母亲家宅门之外的市井风情。

   照片中左二：邵乃偲。

南柳巷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巷子，不长，窄窄的。从韩宅出来向南走，百余步，东拐就到了魏染胡同。　这条胡同以其30号而出名：一栋灰色的两层小楼，楼门上方中央镌刻着京报馆”三个大字，是《京报》创始人邵飘萍的手笔，这里也是他的住宅。邵飘萍与第一任夫人沈小仍育有二子三女，邵乃偲正是邵飘萍的次女。

她和母亲在北平市立第一女中同学，后来嫁给了陈传熙。陈传熙也是母亲上海音专的同学，当年他主修钢琴，后来才做了指挥。邵乃偲与陈传熙的姻缘，想来和母亲、夏承瑜有关，是否闺蜜牵的红线？

照片中右二：方秀卿。

她的父亲方宗鳌，广东普宁人。留学日本回国之后，在各大学教书，当中国大学教务长十多年，后来从了政。她的母亲是日本人，定居中国多年，已经说的满口流利的北京话，还写的一手好字。

方公馆位于宣武门外方壶斋五号。一个窄胡同的尽端，就此一家。也有花木扶疏的院子，仅第一进院子中的一株白丁香，据说春日花发之时，全院便化作了“香雪海”。

   方家和韩家有点亲戚关系。母亲的嫂嫂方诗云，也来自广东普宁。方秀卿叫她“四姐”。

   方秀卿也是学音乐的，大约1934年她从北京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肄业，到日本东京音乐学院深造。

   据此估算，这张照片：白衣黑裙的四个女学生，姿态各异，坐在枝叶繁茂的花树下合影，应是1934年以前的影像了。尽管年代久远，但青春的气息，力透纸背。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