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原有三、四本私人相册，开本大小不一，封面装饰素洁，按照童年、少年、青年排列。对我吸引力最大的，是母亲青年时期的照片，看过一次，就忍不住想再看一次。

     小时候的我，常常要求看“妈妈的照相本”。母亲从柜子深处仔细的取出来，放到我伸出的双手上。埋头翻看，情不自禁，我口里会不断吐出惊艳之下的各种语气词：啊、哇、呦、啧啧、哎呀！

     但现在，只有一个开本最小、封面磨损、装订开裂的老相册还幸存，里边多为母亲的童年照。其它的大都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灰飞烟灭了。当时社会上、校园里红卫兵抄家成风。我们家在红卫兵还没有闯进之前，父亲母亲带着儿女们自己动手抄家，把可能引火烧身的东西都撕了、毁了、烧了。

    这就是我在写“下”篇时的为难：照片很少，几乎没有太多挑选的余地，有几幅还是从别人、别处找到的。

一、

        母亲离家南下，去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上学时，这所学校迁入新居不久。

     新校舍1935年建成。主体楼3层砖混结构，主立面采用对称构图，建筑外墙为清水红砖墙面，墙角粉水泥假石，屋面铺青色瓦片。立面窗洞，除两端头二层的半圆拱窗外，其余没有拱窗。主楼西翼是两排琴房，琴房中间是一大片绿草如茵的广场。

      母亲主修钢琴。她说过:是流亡的白俄老师教她。查了一下资料，果然， 1929年，俄罗斯裔世界著名钢琴家查哈罗夫旅居上海。 国立音专校长萧友梅用比普通教授高一倍的月薪聘请他执教。查哈罗夫直到1942年病逝，再也没有回过他的祖国（当时的苏联），但在异乡带出了一批优秀的中国弟子。

       除了钢琴教育，上海音专的声乐教育也很有名，教授的是经典美声唱法，据说也以白俄教师为主。母亲的闺蜜夏承瑜主修花腔女高音，母亲的一位男同学刘啸东主修男低音。

       这位男生就是著名钢琴家刘诗昆的父亲。据说他在学校里追求过我的母亲，未遂，但两人一直保持友谊。我在母亲后来留存下来的照片中，看到两张照片，图中是两个活泼可爱的幼童，大一点的男孩，穿着西式短裤，短袖衬衫；小一点的女孩，一身裙装，活脱脱一个漂亮的洋娃娃。母亲说：这是刘诗昆和他的妹妹。

       上海音专学费贵，上海城市的生活费也高。能进来读书的多为富家子弟。刘潇东就出身于天津富商之家。后来他耐不得干音乐这行的清苦，还是经商去了。现在尚健在的著名声乐教育家周小燕，1935年考入上海音专，也是母亲的同学之一，她的家境也很好，父亲是湖北的银行家周苍柏。

       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成为孤岛。母亲被外公转学回北京，就读于燕京大学音乐系。周小燕1938年则赴法国留学。学校处于艰难境地，四次搬家，并曾一度化整为零，分散在三个地点坚持办学。最后迁至租界，对外改称“私立上海音乐院”。

      上海这段求学生涯，文革后母亲留下的照片中没有一张。所以只能选择她和夏承瑜大约同时期的一张合照，不是在上海，而是在北京家中。推测她们是回家过暑假，而且那时战火尚未燃起。

     去年， 我托人寻找母亲的母校旧址，得知它在上海杨浦区民京路918号，现在是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二、

      燕京大学是司徒雷登先生一手创办的。1929年这所学校正式在中国立案，遵照中国政府的章程分设了文、理、法三学院，在文学院中正式设立了音乐系。

      正如燕京大学的校训别具一格：“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燕大音乐系的教学宗旨也别具一格：“帮助学生借助音乐表现自己，并领导学生也去如此的帮助他人。”

     它所设的专业课程涵盖了西方专业音乐教育的所有基础课程，包括表演类课程、作曲技术理论课程等。同时它在学程总则的第三点中明确提出：“发扬中国固有音乐之美点，而用西洋音乐之技巧。”它最早开设出中国音乐史课，并鼓励学生进行中国化风格作品的创作。

       白纸黑字，对此是有明文规定的：“主修钢琴或唱歌之学生，于第四年级时应举行公开演奏一次，以代替论文。演奏时间至少须一小时；演奏之节目中，应有一部分关于中国乐曲之创作。” 。

      我查到了有关母亲的一份节目单：1939年5月8日晚8点在贝公楼礼堂举行的音乐会上，母亲演奏了布拉姆斯的《g小调狂想曲》。弹这首曲子是有一定技术难度的。燕大音乐系对学生的基本功要求严格，同时要求把握多种类型的曲目，包括从巴罗克到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的作品。

         而另一份资料记载：“主修钢琴的刘金定（毕业于1939年）和韩德常（毕业于1940年）在毕业音乐会上也都演奏过她们自己创作或改编的作品，其中韩德常的毕业创作还包括她改编的钢琴与管弦乐队幻想曲《阳关三叠》”  。

        母亲的好朋友刘金定，生于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华侨家庭，1932年随父母寓居天津， 1935年考入燕京大学音乐系，1939年从燕京毕业后回天津中西女中担任音乐教师，同时家庭私人授课。刘诗昆三岁时就被父亲送到她的门下，开始学习钢琴。著名学者资中筠的钢琴启蒙老师也是刘金定。

       燕大音乐系历任教师39人，包括专任和兼任的，专任的多为外籍教师。从1927至1952年（其中1941年12月至1945年9月燕京大学被迫关门）共培养了主修生95名，仅与母亲前后届的毕业生就有刘金定、池元元、茅爱立、常亚春、唐传礼、彭青、沈湘等。

        燕京大学鼓励跨院选课，副修音乐的没在统计范围之内。其实很多燕大毕业生受惠于燕园的音乐氛围：学生音乐会、师生音乐讨论会、校外音乐家讲座、燕大歌咏团与管弦乐队的排演活动、留声机音乐会等等，还有圣诞节的大合唱“弥撒亚”，他们都终生难忘。

       燕大音乐系主任范天祥和他的夫人，一对美国夫妻，虔诚的基督教徒，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即投身于燕京大学的音乐教育。他们热爱中国文化，不仅自己用中国名字，在中国出生的三子一女，也都起了中国名字：范燕生、范雷登、梅范瑟僩、梅范澤民。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外国人士相继离境，他们一家才在1951年4月依依不舍地離開北京返抵紐約。

        1975年10月1日范天祥博士於俄亥俄州德拉威市逝世，享壽八十歲。三年后，在一個簡單而莊嚴的儀式中，范氏遺屬把他們從中國帶回來的約600件中國樂器和其他珍貴的文物送給俄州立大學圖書館。其條件是以范氏夫婦的名義指定在該校的文學院(College of the Arts)或人文學院(College of Humanities)設立一位專門研究中國文學與文化的教授席。

       范天祥夫妇都是母亲的老师。我记得小时候看母亲的相册，有不少张她在燕京大学求学时的照片，其中就有和两位老师的合影。当时我曾经困惑，总把“范天祥”这个地道的中国名字，和一个标准的老外形象对不上号。

        后来燕京大学校友会出版的纪念画册上，也收入了母亲和刘金定弹琴、母亲为歌者伴奏的相片。但家里已经找不到一张。

   母亲的这张毕业照，也是从亲戚那里要到的。照片上母亲的字迹清晰可见：        彤存          小姐姐  一九四O
    彤：梅祖彤，母亲的表妹，梅贻琦和韩咏华的二女儿。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音乐系并入了中央音乐学院。

三、

       我的父亲徐献瑜（1910——2010）和母亲大约相识于1939年底，据说初次见面就在南柳巷25号。那时父亲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受人之托，要把一份东西转交给韩家。

　　父亲1936到1938年在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所学校里曾经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正是母亲的表哥李宏年，大姑妈韩俊华的长子。

       韩俊华的婆家，也是天津八大家，茶叶李家。但这位公子李莲普，字仰白（1879——1967），没有什么本事，一辈子屈居在太太娘家，就像入赘差不多。大姑看不起丈夫，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长子李宏年身上。

      李宏年，字建藩（1904——1931），燕京大学生物学系毕业，曾任静生生物调查所（即后来的“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后去美国华盛顿大学读博士。但这位高材生在异国他乡过得不爽，先是失恋，后来健康出了点状况，更想不开，在校园一片林子里自杀了。遗物放在华盛顿大学多年，一直到父亲去了那里。

      父亲来此校是特意拜匈籍著名数学家塞戈(G．Szeg )为师的。两年以后 ，父亲出色的完成了博士论文，成为华盛顿大学第一个获博士衔的中国留学生。1939年8月回国时，带回了李宏年的遗物，第一次迈进了韩宅的高门槛，认识了韩家的大小姐。

      1940年，湖光塔影的燕园，父亲与母亲开始相恋。应该是父亲追母亲。当时父亲已经在燕京大学数学系任教，母亲正在准备毕业音乐会。父亲的学生李欧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他们提着浆糊桶，到处卖力地给徐先生的女朋友韩德常的音乐会刷海报，而这海报是他们自己设计、义务做的。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迫关门。父亲先后到中国大学、北平辅仁大学任教，那时母亲也在慕贞女子中学教音乐。据说，父亲在辅仁大学教物理的时候，王光美在那里读书，曾经追着要看看和“韩家美人”谈恋爱的徐先生。

       王光美的三嫂严仁英（1913——），出生于天津西北城角严翰林胡同内一个名门望族。她的祖父是被称为“南开校父”的严修，字范孙（1860—— 1929）。　韩家自母亲的祖父辈就与严家是世交，结为通家之好。初时，韩家家境困难，曾向严家借房子住，一住就是十几年。母亲的几个姑姑均在在严氏私学读书，五姑韩咏华还在严氏蒙养院当过老师，教过严仁英。王光美想必从三嫂处得到信息，方有如此淘气的一举。

       父亲母亲1944年结婚，举行的是西式婚礼。我记得小时候翻看相册，光这场婚礼就拍了许多照片，各种角度的、各个场面的、各位来宾的。当时我最爱看的是婚礼上的两个小花童。但这些照片母亲都没有保留，只有这张在照相馆拍摄的标准照，嵌在一个精致的镜框里，一直挂在父母卧室的墙上。

        据说，这张照片寄到父亲上海的家中，引起奶奶的不安：新娘是漂亮，但个子怎么这样高啊？因为父亲身高超过一米八，这张照片中母亲只比他低半个头。父亲告诉她，新娘脚下垫高了。奶奶方才释怀。

四、

      1948年的秋天，清华园内。在五姑父梅贻琦家居住的甲府壹号，母亲家族留下了最后一张全家福。

       这一年冬天。国共两党对决，北平兵临城下。

       走还是留？韩氏家族各位的人生之路在这里大转弯。

      梅家走了：五姑韩咏华（2排左2）、五姑父梅贻琦（后排右4）以及他们的女儿梅祖彬（后排左6）、梅祖彤（后排左4）、梅祖杉（前排左3），儿子梅祖彦先后离开中国。只有小女儿梅祖芬没有走成，留下了。

       1948年12月，梅贻琦搭乘国民党的飞机南下。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他入阁，梅贻琦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他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所以始终婉谢。他以参加联合国教科文会议为由飞赴巴黎，后辗转来到美国纽约，在那里一直住到1955年。五姑韩咏华带着女儿1948年10月就先到了香港，然后转到美国。

     七姑韩权华（（2排左1）、七姑父卫立煌也走了。他们是非走不可的，卫立煌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剿总司令，因兵败辽沈撤职查办。蒋介石对他戒心很大，一直秘密监视他的动向。1948年12月卫立煌包了一架陈纳德民航队的飞机飞离北平。此后一路和国民党特务捉迷藏：上海、广州、南京，直到1949年阴历年初三，卫立煌和韩权华在上海登上英国轮船才逃脱罗网抵达香港，在香港寓居6年。

      李家：大姑韩俊华（2排左6）、大姑父李连普（2排左7）以及他们的儿子李瑞年（前排左1）、儿媳廖先莊（前排左2）没有离开南柳巷老宅。而他们原来旅居法国的女儿李惠年（前排蹲右1）、女婿汪德昭(后排右3)携子汪华(前排蹲左4)， 1949年春天重新返回了巴黎。

     傅家：四姑韩升华（2排左3）、四姑父傅铜和他们的四女二子（照片上只有三女儿傅愫冬后排左3），也没有离开北京。傅宅位于北京西城区宫门口西三条2号，也有一个花木繁茂的四合院。

     邝家：六姑韩恂华（2排右1）在这次聚会时，兴头最高，把四个孩子都带来了，照片上坐在前排地上的，他家占了一半：邝宇宽（前排蹲右3）、邝宇平（前排蹲左1）、邝宇中（前排蹲左2）、邝宇正（前排蹲左3）。邝家也没有走，虽然邝宇平1949年初曾经被带到广州，准备安排他赴美留学，但最终他还是选择留下来。

      作为韩家第三代，我有幸在这个历史性时刻留下了一个小小的身影。我被外婆抱着，照了个侧面，头发上别着一个小卡子（2排左3与左4之间）。

　 当时我家住在燕东园，这个由22栋美式别墅小楼组成的住宅区，位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之间，远近围城的炮火时时可闻。母亲的亲戚，尤其五姑梅家、七姑卫家都准备迁居国外，父亲的一些老友也有类似的打算。众人临行前询问过父母亲的动向。父亲摇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他说，他不想逃难。

     他把母亲和三岁的我以及襁褓中的妹妹，送进城里六姑邝家，他一个人留在燕东园的家里，天天面对着围棋盘，举着棋谱，落子打谱，静等解放。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三天，母亲就带着我和妹妹从城里匆匆出发，找不到汽车，雇了两辆洋车，母亲抱着妹妹坐一辆，我和一堆行李坐一辆，一路飞奔回家。

      母亲家族最后这张全家福，作为历史资料非常珍贵。可惜，我没有看到过原件，至今见到的都经过多次翻拍，光影、反差效果变异。在寻找原件的过程中，我发现母亲家族凡是留在国内的，文革中无一例外，都有过被抄家或者自毁文物 的经历，老照片已经所剩无几。

五、

       这是母亲和自己娘家人的合影。

       出自照相馆的作品。据推测拍摄时间应是1950年。从衣着看，或者春季或者秋季。

      我终于可用自己的身份和口吻，介绍这张照片中的亲属长辈，因为我也忝列其中，那个梳偏分发型的小女孩就是我。

      端坐正中的两位。从左起：左1外婆高珍，左2外公韩诵裳。

      后排站立的八位，从左起：左1表姐韩达明（大舅的女儿）、左2二舅韩德刚、左3母亲韩德常、左4 父亲徐献瑜、左5大舅韩德章、左6大舅妈方诗云、左7三舅韩德扬、左8阿姨韩德莊。

     母亲大约十岁的时候，外公续弦，新进门的外婆高珍（字浣薇1896——   2001）也是天津人。婚后她跟着任中国银行分行经理的外公，先大连，后哈尔滨，1931年才回到北平。1938年母亲的祖父去世，祖母卞氏不再主掌家务，外婆成了韩家大宅门新的女主人。她里里外外，处置得一丝不乱。尤其与五个姑奶奶斡旋，礼数周全，办事周到，姑嫂之间相处，一直和和睦睦。

     老辈的人评价外婆：处变不惊，不言自威。

      大舅仅比外婆小十岁，但非常尊敬她，总是尊称：娘。

      母亲出嫁的时候，时局很乱，经济凋敝，但外婆尽力打理，陪嫁了好多漂亮的旗袍，她说：不是自己生的女儿，要做得更好。

     外婆为韩家生了二子一女。二舅韩德刚和阿姨韩德莊是龙凤胎。但两人脾气秉性大不同。据说从小照相的时候，两人就是背靠背。

    二舅不喜热闹,外冷内秀，对人总是淡淡的,和我父亲却一见如故。在辅仁大学读书时，他不回南柳巷，中午到姐姐、姐夫家吃饭。后来他到北京大学化学系教书，就更方便了。只要有空，就来我们家，给我们几个小孩讲福尔摩斯。我后来再看原书，总觉得没有二舅讲得出神入化。

      阿姨韩德莊(1926_1980)毕业于燕京大学。在校时就加入了北平地下党。1953年她有一个机会进中南海邓颖超处协助工作。周恩来总理和邓大姐很快就知道了她是韩家的女儿。周总理欣慰地说“韩家的姐妹也出来了”。

      韩德莊在文化革命中，曾写过一份材料说明这段情况，所留的底稿文字如下：

“1953年我第一次到邓大姐处，帮助清理档案时，邓大姐曾告诉我，她和我母亲高珍、姑母韩咏华、韩恂华、韩权华在天津女子师范时是同学，抗战时期和我的姑父卫立煌、梅贻琦都打过交道。

      1954年初，在一次周末晚会上，总理告诉我说，卫立煌想回国，我七姑韩权华还有些顾虑，问我还有哪个姑姑在北京可以帮助做些工作时，我答，六姑韩恂华在。后来总理和邓大姐约我六姑吃饭，要她动员七姑回国。当时总理向我们介绍了卫立煌在抗战时期和我党的关系，并说在东北时卫想起义，因为国民党看得很严，未能和我党取得联系，回南京就被蒋介石软禁起来，南京解放时他逃到香港，打算搞第三条路线没有成功。1949年建国时他曾给毛主席拍过一封贺电，现在他要回国，叫六姑写信解除七姑的顾虑。六姑的信尚未发出，卫立煌和七姑已动身回国了。1954年春，卫立煌和七姑回到北京后，总理和邓大姐招待他们，当时我在邓大姐处帮助工作，也叫我参加了。”

       韩德莊1970年代患乳腺癌，1980年病逝。在与疾病斗争的时候，她收到过邓颖超口述由秘书代笔的慰问信，落款是“想念你的  你想念的大姐”。

      三舅韩德扬（1928——2000） 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他是母亲娘家最活跃的一个，年龄最小，也最得宠。他酷爱汽车，十几岁时就学会了开车。卫立煌的专车他也敢开。1948年暑假，他就开着卫立煌的大道奇，长驱直入燕京大学，从国民党对进步学生的大围捕中，把姐姐的朋友、中共地下党学生党员援救出来。

     三舅个儿高，很帅气 ,长袖善舞，被称为韩家后代唯一继承了祖上商业基因的。但他的才干1980年代后才得以发挥。他到香港定居，最后做到了麦当劳中国地区总裁。

     不过，外婆心里最在意的，还是三舅到香港以后，买了新车，陆续开上了宝马、奔驰。她说：德扬这辈子总算过足车瘾了。

    回到照片上，男士们都着西装打领带，女士们一袭合身素雅的旗袍。

   尊严体面。温馨祥和。

   这是母亲家最后一次在照相馆里拍摄全家福的正装标准像。

    以1950年为界，自此以后不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