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31日燕大校友会将举办燕京大学百年纪念会。我母亲韩德常和父亲徐献瑜都毕业于这所大学。而母亲的家族中更有11位亲属毕业于燕京大学。我特从正在写作的文稿中，摘录几个小片段，编成“燕京人素描”，以向百年燕京致敬。

燕京大学音乐系师生合影，前左3是刘金定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大批教育机构跟随着国民政府纷纷内迁。燕京大学却在司徒雷登校长的主持下，决定留守在沦陷区继续办学。他信奉主的意志：当年耶稣并没有设法逃出古罗马人的统治，而是在压迫中继续他的事业和使命。燕京大学校园里升起美国国旗，校门口立着“日军禁止入内”的牌子。在日伪当局控制的北平，宛如孤岛绿洲。

 

1938年，母亲转学考入燕京大学的这一年，正是这所学校为了满足沦陷区学子的需要，招生规模急剧扩张的一年。从东北三省、华北地区、江浙地区涌来大批考生。以往燕大奉行精英教育，每年招生不足百人，而这一年截至7月已经录取新生605人。到1941年，燕大学生注册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128人。

 

母亲借读燕大，按规定通过了转学考试，包括三项内容：英文、国文、智力测验。然后根据她在上海音专所修的科目和学分，决定她插班至音乐系三年。

 

燕京音乐系与上海国立音专同样，也是1929年问世的。这一年司徒雷登先生完成了燕京大学在中国的正式立案，遵照中国政府的章程分设了文、理、法三个学院，在文学院中正式设立了音乐系。（当时的文学院包括中文系、英语系、欧洲语言系、哲学系、教育系、新闻系和音乐系）。

 

在偌大的燕园里，音乐系算是个袖珍型的小系，从1927年至1952年(其中1941年12月至1945年9月燕京大学被迫关门)总共招收了95名主修生，平均每年仅有五六个学生。它以美籍为主的教师队伍，具有较丰富的专业积累和开阔的教学视野，开设的声乐、钢琴、作曲等本科专业，涵盖了西方专业音乐教育的所有基础课程，包括乐理、和声、对位、练耳、音乐鉴赏、合唱、指挥、声乐、钢琴。对学生基本功训练也要求严格。

 

母亲主修钢琴，与她前后级主修钢琴的有刘金定、池元元(W38134)、湯娟丽(W38424)、崔莲芳（W38094）、杨敏菊、常君梅、伍恩亚、唐传礼、邝云芳、常乐德等。每周一次老师单独授课，每月一次学生音乐会，每年至少一次年度公开演奏会，结课时还要举办专场毕业音乐会。

 

在寻找这部分史料时，有一篇研究燕大音乐系当年举办的14场学生音乐会节目单的文章，让我如获至宝。我发现母亲的名字，出现在1939年5月8日晚上8点在贝公楼礼堂举办的音乐会节目单上：钢琴部分：刘金定演奏莫扎特的《幻想曲与赋格》、贝多芬《第三十钢琴奏鸣曲》、麦克·道威尔的《音乐会练习曲》；韩德常演奏布拉姆斯的《G小调狂想曲》；崔莲芳演奏李斯特的《爱之梦》。5月22日还有第二场，由母亲的另外8个同学演奏。

 

文章分析说：这两次音乐会的钢琴演奏曲目，包括了从古典主义时期的莫扎特到19、20世纪之交的拉威尔、拉赫玛尼诺夫等作曲家的作品，曲目范围较宽，在当时较为难得。不少曲目如肖邦的《BG大调练习曲》、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布拉姆斯的《G小调狂想曲》等，都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此处所强调演奏难度大的三首曲子，演奏者分别为池元元、常君梅、韩德常。

 

燕大音乐系在教学方面还有一个特点：注重引导学生学习西洋音乐为发展中国音乐服务。在学程总则的第三点中提出：“发扬中国固有音乐之美点，而用西洋音乐之技巧。”它最早开出中国音乐史课，还开设了有关中西音乐比较的课程，鼓励学生们进行中国化风格作品的创作。

 

对此有白纸黑字的明文规定： “主修钢琴或唱歌之学生，于第四年级时应举行公开演奏一次，以代替论文。演奏时间至少须一小时；演奏之节目中，应有一部分关于中国乐曲之创作。”

 

我查到了一份资料显示：“主修钢琴的刘金定（毕业于1939年）和韩德常（毕业于1940年）在毕业音乐会上，也都演奏过她们自己创作或改编的作品，其中韩德常的毕业创作还包括她改编的钢琴与管弦乐队幻想曲《阳关三叠》” 。

 

母亲的好朋友刘金定，生于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华侨家庭，1932年随父母寓居天津，1935年考入燕京大学音乐系，1939年从燕京毕业后回天津中西女中担任音乐教师，同时家庭私人授课。母亲和她同窗学习时间虽然不很长，但日后经常提起她。我记得母亲说过：刘金定是华侨，生在美国，英文极好，发音漂亮。她从来一身中式旗袍，很朴素，不穿洋装。又说：她琴弹得极好，尤其弹伴奏，拿起谱子就能弹，不会出一点儿错。学声乐的同学都喜欢她弹伴奏，唱歌时被琴声托着，非常舒服。 这次我在查询音乐系相关材料时，发现刘金定当年师从两位美籍钢琴教师苏路德（Miss Ruth Stahl）和高科第（Mr Curbs Grimes），学习成绩优异，毕业时曾获美国斐陶斐学会的金钥匙。燕大音乐系1937至1949年只有国怀英、许勇三、刘金定、李菊红四个学生获此殊荣。

 

母亲经常说起她，还因为刘金定是著名钢琴家刘诗昆的启蒙老师。上文提到过刘诗昆的父亲刘啸东，正是母亲在上海音专时的同学和好朋友。他虽然自己改行从商了，但把培养音乐家的梦想寄托在儿女身上。刘诗昆三岁时就被刘啸东送到刘金定家里，抱到琴凳上，稚声稚气地叫着刘金定“姑姑”，开始学琴。

 

著名学者资中筠的钢琴老师也是刘金定。资中筠在《恩师刘金定》一文中曾有生动的描述：“我见到她时她大约二十五六岁，风华正茂，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眼睛很大，挺漂亮的，而又和蔼可亲。与现在通常对‘归国侨胞’的印象不同，她家一点也不‘洋气’，父亲是个瘦老头，母亲是个胖老太。老太太夏天经常穿着一袭半旧黑香云纱的旗袍，家务事全家动手，不用保姆，是一个勤劳、朴实、和睦的家庭。”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美国米高梅公司工作的刘金定父亲失业了。迫于要维持全家七口人的生活，身为长女的刘金定不得不开始教授大量业余钢琴学生。她的小弟刘畅标说：“大姐最忙的时候一周七天，每天都是十个学生。” 资中筠在文章中也为老师感慨：从早到晚，一个没有下课，下一个已经在外面等着。就这样，年复一年，她几乎没有休息和游乐的时间；也没有时间交男友、谈恋爱，可以说为家庭牺牲了至少是一部分青春年华。”

 

直到1945年底，她与在天津善后救济分署工作的杨富森先生相识，才开始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杨富森(37245) 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曾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1945年在重庆庆祝胜利的晚会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晚会上，我碰到了司徒校长，那时，他刚被释放出来，蒋介石派飞机把他接到重庆。我正好去采访消息，没想到碰见了这位老先生。司徒校长也很高兴，他也没有料到会碰到我。两人异地相逢，欣喜无已。正当我们谈话的时候，中共三位代表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也被邀请参加晚会，司徒看到了毛泽东，很想和他会面，就拉着我的手，要我陪他去见毛泽东。我是新闻记者，当然愿意做牵线人。果然，我们走过去，我说：毛泽东先生，我是中央社的记者，我给你介绍一位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先生。毛泽东一见是司徒先生，也很高兴，满面笑容地说：久仰久仰，你们的学生在我们那边工作的很好嘛。”此次见面后，9月9日，司徒雷登应邀再与毛泽东、周恩来见面。司徒雷登这一天的日记，只记了这样一句：与毛泽东、周恩来共进午餐。这次餐叙是龚维航跟她的丈夫乔冠华安排的。龚维航也是燕大的学生，1937年毕业于燕京历史系。此时她担任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已改名为龚澎。

 

1946年6月，刘金定与杨富森特意回到母校燕京大学，在苍松翠竹掩映的临湖轩举办订婚仪式。

 

临湖轩，坐落在未名湖南岸南山坡上。三合院布局，单层建筑，卷棚硬山屋顶，灰砖墙，红柱子。正房坐北朝南，与东西厢房围合起的庭院，向南敞开，院前两株高大的白皮松。这两株白皮松是明代的古树，石砌的底座让它更显尊贵。宗璞先生在她的《燕园寻树》中有过详细的描写：“北边的一株在根处便分岔，两条树干相并相依，似可谓之连理。南边的一株树身粗壮，在高处分岔。两树的枝叶都比较收拢，树顶不太大，好像三位高大而瘦削的老人，因为饱经沧桑，所以沉默。”

 

正房背面一片开阔的露天台榭，朝北居高临下，俯视着未名湖面。这所建筑是美国乔治·柯里夫妇 (Mr & Mrs. George Kurrie)捐资建造，作为校长住宅。1929 年落成后，司徒雷登只把东厢房作为私人居所，而会客厅、餐室及其他房间都归公众使用。于是这里成为校长联系师生员工的社交中心，举办餐聚茶会、学生舞会、尤其是婚典庆祝的最佳场所。司徒雷登曾为包括吴文藻谢婉莹（冰心）（1929年）、 费孝通王同惠（1935 年 ） 等数对新人证婚。刘金定杨富森举办订婚仪式时，司徒雷登已走马上任美国驻华大使，但他一有机会就回燕园度假，此时恰逢他在假期中，欣然为两位优秀的燕大毕业生证婚，并和他们在临湖轩前留影。

 

1947年12月，刘金定和杨富森随母亲离开天津赴美，在加州的欧克兰城两人举行了婚礼，从此定居美国。杨富森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中国文化，博士论文研究元曲。后来他在华盛顿大学、南加州大学、宾州匹兹堡大学等，先后任教35年。刘金定则相夫、教子、筑巢、谋生，只是不再教钢琴。1960年以后，两个子女长大，她去图书馆工作，担任过两所图书馆分馆的馆长。在异国他乡，很少有人知道，她曾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天津最好的私人钢琴教师。

 

刘金定与钢琴教育、与燕京大学音乐系的缘分，由她的小弟弟刘畅标（47344）承续下来。刘畅标大约在5岁时，就坐在大姐的膝上听她练琴，7岁左右跟大姐开始断断续续学钢琴。1947年他考入了燕大音乐系。他回忆当时的音乐系和姐姐在的时候没有多大变化：“师生关系极为融洽，学生不多，老师有时候可能一天就教一个学生。上午十点去老师家上课，两个小时下课，在老师家吃饭，吃饭的时候还跟你分析你的演奏，说说乐坛掌故，或者一边吃饭一边放外国带来的唱片。他评论我们就静静地听。”1951年刘畅标举办个人毕业音乐会，分上下两场，上半场演奏的曲目：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黎明”、肖邦的三首练习曲、法雅的“火祭舞”；下半场：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激情演奏下台后，刘畅标问老师：怎么样？老师说：还不错，就是有点粗。他毕业后先在燕京大学音乐系、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1958年以后被调往西安音乐学院，历任钢琴系副主任、主任，辛苦耕耘四十载，在中国西北地区开拓出一片钢琴教育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