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我的母亲韩德常离家南下，去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上学。

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中国高等音乐教育的奠基人萧友梅先生。

 

萧友梅（1884——1940）广东香山人。1902年留学日本，学习教育学和音乐，1909年毕业于日本帝国文科大学。1912年获公费留学德国，1916年以博士论文《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之研究》获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1920年回国后，在北京多所院校主持音乐教育。母亲的七姑韩权华、表姐李惠年都曾受教于他。1927年得蔡元培先生支持，在上海创办国立音乐院，先后任教务主任和代理院长。1929年学院改组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萧友梅先生被委任为校长，直至1940年12月31日病逝，主持这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13年之久。

 

母亲入学时，正是上海音专发展最好的时期。位于中心区市京路456号的新校舍落成了：主体楼3层砖混结构,主立面采用对称构图，建筑外墙为清水红砖墙面，墙角粉水泥假石，屋面铺青色瓦片。立面窗洞，两端头二层半圆拱窗。 主楼西翼是两排琴房，琴房中间一大片绿草如茵的广场。在校舍落成纪念特刊上，首次刊出了校训：“诚莊毅和”，公布了三角形蓝底黄钟银琴的校徽。

 

母亲这一届入学的开学典礼就是在新校舍举行的。《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图鉴 1927-1941》96页，一张大合影中，第三排女生群里我找到了母亲青春秀美的面孔。这张照片通栏标题大字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廿四年度开学典礼，小字注：廿四年十月廿一日在新校舍。

也正是这一年，在萧友梅的主持下，学校再次修订了组织大纲：本校设本科、研究班，附设高级中学班、高中师范科及选科。本科分理论作曲、有键乐器、乐队乐器、声乐、国乐、师范六组。我从图鉴上查到了1935年2月、10月录取的新生部分名单，发现和母亲同年入学的学生有：窦立勋、吴乐懿、陈传熙、刘啸东、郎毓秀、周小燕等。这些名字我后来从母亲的口中多次听到过。

 

翻查图鉴还纠正了我的一个错误，我一直以为母亲和她的中学闺蜜夏承瑜是同一年入学的，但图鉴71页一张“1934年秋国立音专新旧师生同乐会”的照片上，我辨认出了夏承瑜的倩影。原来她是1934年入学的，比母亲早一年，她和她后来的先生张隽伟是同一届。不过中学的闺蜜到了大学仍然是闺蜜，在图鉴83页“1936年5月师生在新校舍旗杆下”的照片中，我找到了母亲和夏承瑜，她俩亲密的依偎在一起，在众人合影中显得格外动人。

 

母亲主修钢琴。她说过：是流亡的白俄老师教她。查了一下资料，果然，1929年，俄罗斯裔世界著名钢琴家鲍里斯。查哈罗夫旅居上海。国立音专校长萧友梅用比普通教授高一倍的月薪，聘请他为特约教授兼任钢琴系主任。查哈罗夫直到1942年病逝，再也没有回过他的祖国 (当时的苏联)，但在异乡带出了一批优秀的中国弟子。

 

 

1935年母亲入学的那一年，恰有查哈罗夫的一位得意弟子丁善德（1911—1995），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音乐本科钢琴组高级班。25年以后，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丁善德，去波兰担任肖邦钢琴比赛的评委，那一届评委会主席苏联钢琴界泰斗涅高兹（1927——1980），看到参赛的中国选手显示出很高的艺术造诣，好奇地向丁善德打探中国钢琴学派的渊源。丁善德谈到了老上海国立音专，谈到了“高高、大大、壮壮”的查哈罗夫。涅高兹听到查哈罗夫的名字，恍然大悟，长叹一口气：“原来他到中国去了”。

 

除了钢琴教育，上海音专的声乐教育也很有名，教授的是经典意大利美声唱法，也以白俄教师为主。1930年春天，俄罗斯著名男低音歌唱家苏石林（1911——1995）到上海演出，被萧友梅力聘到国立音专教书。母亲的同学郎毓秀、学兄斯义桂，都师从苏石林。后来斯义桂旅居美国，成为世界级的著名男低音歌唱家。

 

郎毓秀，1933年至1937年在上海音专从预科读到选科，一直是学校里最杰出的女高音。周小燕当年下决心学习花腔女高音，就是受了她的影响：“他们给我介绍郎静山的女儿郎毓秀，她也是学唱的，比我还小一岁。我那时候是唱电影歌曲的，我记得她开口就唱歌剧《托斯卡》，声音这么响，这么高，把我镇住了。好，我也要学！”

 

 

母亲在校学习期间，多次为郎毓秀弹过钢琴伴奏，和她是好朋友。我依稀记得母亲的照相册中有这么一张照片，郎毓秀如满月般标致的脸庞，给我留下了印象。这次搜寻有关史料时，我意外地发现母亲和她还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刘啸东。

 

刘啸东， 1935年10月入学，主修男低音，辅修钢琴。他就是著名钢琴家刘诗昆的父亲。刘啸东出身于天津一个富商家庭，而母亲有“天津八大家天盛号韩家”的背景，两人的社会关系网不免有交错，尽管过去不认识，但见面即有“自来熟”的亲切，两人一直保持友谊。而郎毓秀在一次访谈中说过：刘啸东是个很好的男低音，我们是如兄妹一样的朋友。他曾以我亲戚的身份陪我到北京去结婚。她还讲：刘诗昆很小的时候趴在地上玩，刘啸东就放唱片给他听，告诉他这是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让他记住。我在母亲后来留存下来的照片中，看到过两张照片，图中是两个活泼可爱的幼童，大一点的男孩，穿着西式短裤，短袖衬衫; 小一点的女孩，一身裙装，活脱脱一个漂亮的洋娃娃。母亲说：这是刘诗昆和他的妹妹。

 

在研究上海音专有关资料时，有一本小册子引起我的注意：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8月出版的《儿童新歌》，封面上有两行钢笔字：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图书馆惠存 编者赠 十二月廿四日 编者江定仙、陈田鹤、刘雪庵都是上海音专的学生。据考：江定仙、陈田鹤均于1930年9月考入选科，师从黄自学习理论作曲，师从查哈罗夫学习钢琴。校长萧友梅特为此书作序。他在序中说：欲造就音乐人才，必须从儿童入手，而中国儿童音乐教材之缺乏，言之痛心。”他还说：儿童歌曲，最忌艰深，一如简易，又多平凡。今观三君之作，虽最简易之曲调，亦能娓娓动听，使听者毫无单调之感觉，谓之佳作，谁曰不宜。母亲进校后应该接触过这本小书，是否正是这本“儿童新歌”，为她日后致力于创作儿童歌曲、编写儿童音乐教材、选择学前儿童音乐教育为终身职业，埋下了种子？

 

1937年7月， 抗日战争爆发。8月8日，日军战机轰炸上海。国立音专的主楼、女生宿舍和操场遭袭。11月12日，上海沦陷。学校处于艰难的境地，四次搬家，并曾一度化整为零，分散在三个地点坚持办学。最后迁至租界，1941年对外改称“私立上海音乐院”。

 

母亲1937年底被外公韩诵裳转学回北京，1938年经考试插班入燕京大学音乐系。郎毓秀、周小燕相继赴比利时和法国留学。刘啸东退学回到天津，他耐不得干音乐这行的清苦，从此转而经商了。也有留在学校完成学业的：夏承瑜1940年1月师范专修科毕业，主科声乐，副科琵琶，历年平均成绩列优等；张隽伟1939年6月师范专修科毕业，转入本科至1942年1月。历年成绩优等，他主科钢琴，师从查哈罗夫，副科大提琴。

 

 

母亲的同窗、查哈罗夫得意的女弟子吴乐懿，也没有离开学校。她1940年1月以优等成绩修完钢琴高级班的课程，第二年毕业留校工作，继续跟着查哈罗夫学琴。然而由于长期的劳累和不规律的生活，查哈罗夫得了癌症， 1942年去世。吴乐懿回忆：老师没有什么积蓄，是朋友们帮他付清了住院的费用。按照俄罗斯东正教做过弥撒之后，把他葬在一个供外国人用的简陋的公墓。用泥土堆起的坟堆前，只有一块写着名字的木牌子。吴乐懿心中不忍，后来她举办了多场募捐性质的音乐会，筹到了一笔钱，为查哈罗夫修墓立起石碑。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占领上海租界。1942年6月，南京汪伪政府接收私立上海音乐院，改名为“国立音乐院”。这时音专的另一位白俄教师、被誉为“中国声乐教育奠基人”的苏石林，毫不犹豫地从音专辞职，自己办起了“苏石林音乐学校”，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母亲1935年至1937年求学的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就是现今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当年的校址，现为上海杨浦区民京路918号，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