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电影《萧红》引出了对这位女作家短暂与传奇一生的重新注目。她的两段婚姻也被热议。

  毁或者誉，要建立在史料真实的基础上。牵扯进这段公案的骆宾基后人已经指出了这部影片的几处硬伤。

   我曾经采访过萧红第二任丈夫端木蕻良，当时写成的稿件仅供海外。现在重新翻出当时的笔记，希望为还原历史、研究萧红多提供一个方面的信源：

一、

    那是23年前的一次专访。

    应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的邀请，端木蕻良先生将于1990年1月10日到香港访问，有关方面已安排好了在港期间的全部活动日程。而端木先生也办好了护照、机票。不料1989年底一场肺炎击倒了这位78岁的老人，访港计划不得不推迟。

   我对他的采访是在中日友好医院康复病区VIP病房里进行的。

   端木先生坐在一只沙发上，清瘦儒雅，气色还好。几年前脑血栓留下的后遗症，使他讲话有些吃力，不过吐字清楚，带着几分东北乡音。

   他抬手张开五指强调：这已经是香港方面的第五次邀请了。我也四十年没有旧地重游了。

   他说：我多年的愿望就是回香港看看老朋友，看看我过去住过的地方，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紧接着，话题就直奔着端木老人最牵挂的事情去了：我看到香港有些材料说法不准确，比如说我和萧红刚到香港时就住在九龙乐道八号，其实我们先住在金巴利道诺士佛台街，后来才搬到乐道八号二楼。这些地方我都想再去看看，不知老房无恙否？听说乐道那一带已经成为港九最繁华的地区了！”

   端木蕻良先生上个世纪40年代曾经两度赴港，与香港文学界自有一段“不了情”：他主编的《时代文学》被公认为香港当代最重要的纯文学杂志之一；他个人的主要作品《江南风景》、《新都花絮》都是在香港居住期间完成的。

   至于1940年1月17日至1942年1月22日，他和萧红在香港的共同生活，更是留着一些已解与未解之谜。端木先生告诉我：他已经准备好赴港讲学的一个题目：《我和萧红》。

    二、                                        

   他和萧红是怎么来到香港的？

   端木先生侃侃而谈：1939年底，重庆遭到日本飞机频繁轰炸，当时萧红的身体很衰弱，禁不起每天跑警报躲防空洞。《新华日报》副总编辑华岗先生就向我们建议：“你们还是到香港避一避吧”，于是1940年初，我和萧红乘飞机来到香港。

   初到香港时，重庆复旦大学的董事长孙寒冰先生在那里办了一本杂志《经济评论》，让我在这个杂志社里为他编《大时代文艺从书》。5 月胡愈之先生介绍我们与东北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周鲸文先生见面，我记得胡愈之先生当时说：“你来太好了，这里有一位你们的同乡，他想办刊物，这个人可以合作”。本来我不想挑头办刊物，只希望安安静静地搞创作，但好多人都怂恿我、支持我，我就答应下来了。这就是《时代文学》筹办的过程。

    1940年6月1日《时代文学》面世。这本杂志以阵容强大的作者队伍震动了香港文坛。当时端木先生还可以和延安方面通信，尽管十封信里大约只有不到一半能够收到。凭着这种联系，丁玲为《时代文学》抓来一批稿子。在上海的许广平、巴人也组来了稿子，戈宝权大力支持，不断送来最新的苏俄文学译著。香港方面还有戴望舒先生、杨刚女士的鼎力相助。端木先生记得，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也交给过他一组十篇关于新四军的短篇。这样，《时代文学》很快就办成一本颇有影响力的刊物。

如果不是太平洋战事爆发，《时代文学》还会有很大发展，当时金山和王莹从南洋归来，胡愈之、乔冠华已经与端木商量，希望他们一起合组一个电影公司。而矛盾先生来港后，主办《笔谈》杂志，也是倚重《时代文学》作为资金抵押方才办成的。端木先生说：“左派文学已很有一些规模了。”

  萧红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完成了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呼兰河传》。茅盾先生在为此书作的序中说萧红：“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象‘一部小说更为‘诱人’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三、                                 

萧红患有肺病。对当时的治疗情况，端木先生四十年后谈起来，对个中的某些误会仍然有一种无奈的感伤。

他说，有人指责他虐待萧红，让萧红吹冷风致使肺病加重，其实那时萧红正在接受玛丽医院的阳台空气疗法。她在这所医院住院时，与著名舞蹈家戴爱莲邻床，同为病友。

为治愈萧红的肺病，曾尝试过多种疗法，最初采用当时最先进的APT（即打空气针）治疗，但只进行了一半疗程就不得已中止，因为萧红适应不了，她感到十分憋气。以后她与史沫特莱女士一起住到半山的别墅“玫瑰谷”休养过一段时间。

柳亚子先生还介绍为孙中山夫人看病的李国基大夫为萧红治疗。端木先生陪萧红至中环路李大夫的诊所，但李大夫也没有什么奏效的好办法。

端木先生说：“现在治疗肺病不是什么难事，但在当时得了这个病就像现在得了癌症一样。另外我们迷信，以为海边的空气好，其实肺病患者需要干燥的空气，香港太潮湿，于萧红的身体并不有利。”

 四、

端木先生表示此次赴港，他将了却一桩梦萦魂绕的夙愿：寻找萧红留在香港的另一半骨灰。

他说，萧红1942年1月22日病殁香港法国医院。遵照她的遗愿：身后要能看到大海，端木选择了濒临大海、风光旖旎的浅水湾作为她的墓地。萧红还有一桩遗愿：埋葬她时要用雪白的毯子裹身，端木先生也照办了。

在萧红去世后的第四天，端木先生带着笔、墨和装有萧红骨灰的一只花瓶来到浅水湾的一个山坡上，这里上边是丽都饭店，下边是游泳场，他把骨灰瓶深葬之后，亲笔题写了“萧红之墓”的木牌立于坟前。

端木先生说，当时的香港已陷于战乱，浅水湾时有日本军队出没，他在安葬萧红时，即嗅到了沿途一路上的血腥味。他担心此处墓地不能长久保全，因此特意留下了另一半骨灰放在另一只同样的花瓶里，秘密地埋葬在圣士提反女校土崖的一棵树下。

为什么埋在那里呢？原来法国医院当时就设在这所教会女校内，萧红正故世在这里。端木先生请了一位香港大学的学生帮他挖坑，但他已记不得这位学生的姓名。

   五、                                 

  1957年8月萧红在香港浅水湾的骨灰被迁回广州银河公墓安葬。端木先生至今仍深深地感激经办此事的香港友人陈君葆、叶灵凤先生等。

他说，陈先生提出两种办法，一个是迁回来，一个是募捐修坟，征求我的意见。我说，还是迁回来吧。我给广州文联写信，请他们帮忙。当时内地正在反右，我受审查，行动不自由，竟无法亲自去广州迎回萧红的骨灰，只能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以示心迹。

这篇题为《纪念萧红，向党致敬！》的文章，发表在1957年8月16日的《广州日报》上，　香港报纸也登载了。此文第一次告诉读者，萧红出生于五月初五端午节，被认为不吉利而说成是阴历初八生日。逝世于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２日上午１０点，而不是被人误传的１１点。还指出萧红在病中仍在计划写１０个短篇，还有写反映哈尔滨学运的《晚钟》和东北开荒史的《泥河》等。

 六、

至于萧红尚有另一半骨灰留在香港的事，端木先生只对好友、广东著名作家秦牧先生讲过。秦牧见过端木为萧红写的悼诗，他说过：“那些诗，是相当缠绵悱恻的。从悼诗中，我也可以想出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

诗句中有“天上人间魂梦萦，西风空恨绿波先”、“九曲寒泉难为冻，奔流到海报卿卿”、

“月明仍是旧时痕，心上思不尽，心头香自焚。吟罢清诗何处寄，海山雪艳冰魂。”等。

 文革后，端木先生几次托香港的朋友到圣士提反女校后山去找寻萧红另一半骨灰埋葬地。但是时间久远，山上树木茂密，根本无法辨认。

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反复说，到了香港一定要去看看浅水湾萧红墓的原址，再到圣士提反女校后山上找寻萧红另一半骨灰埋葬地。当时他还有一份自信：“看来只有我这个当事人才能找到萧红的另一处长眠之地了。”

但因身体原因，香港之旅始终未能成行。我后来听说，端木先生委托香港大学教授小思女士等去女校找寻。小思来信，说后山前几年已被校方翻耕修整过，没有什么发现。端木先生非常担心，认为增加了寻找的难度。

1995年3月，苏珊娜·浩女士曾经邮寄来包括香港圣士提反女校上个世纪40年代的地形平面图复制件，希望端木先生能指认出当年埋葬萧红部分骨灰的确切地点。

但时间久远，复制件模糊不清，又是平面图，不好辨认，端木先生忧郁地说：看来我去了也未必能找到了，萧红的那一半要永远地留在香港了。

以后端木先生病况一直不好，1996年10月5日，端木先生在北京去世。身前留下遗愿，把他的部分骨灰撒到香港圣士提反女校后山、萧红另一半骨灰的埋葬地。

1997年5月他的夫人钟耀群女士来到香港，实现了他的愿望。

肖红去世后，端木蕻良17年未娶。1960年方与钟耀群女士结为连理。